捎谡膊皇峭蚰艿模灿芯窒扌裕庋幕熬托枰窦渥橹絅GO组织。中国的民间组织其实力量很强大，就像汶川地震，最后统计民间捐款是630亿，政府的拨款是590多亿，也就是说民间力量已经超过政府力量。但是存在两个困境，一是中国的NGO组织不能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这跟政策是有关系的，跟我们政治体制是有关系的。你想办一个GNO组织，一是国家不好批，二是批下来你在资金运作，在帮扶过程国家也控制的很严。还有一些政府瓶颈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做慈善。像蔚然现在做他的帮扶计划，在北京我们帮他联系中国慈善总会、红十字会，意思是挂到他们底下做一个基金做这个事。但是我们的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按照国家规定收你管理费，最低15％。重庆有一家公司要给蔚然赞助900万，以900万命名蔚然的帮扶计划。但是要通过慈善总会或者红十字会的话，政府会把15％ 拿走。我有一些朋友正在办基金会，有人给捐一千万，那是有规定的，不能乱花。中国的政策和体制导致中国NGO组织，包括慈善组织，建立不起来，或者很难建立。
贺雄飞：“慈善不是富人对穷人的一种施舍和帮助，而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
第二是中国人对慈善的理解有问题。前些天我看凤凰卫视谈论巴菲特和盖茨来这个事。陈光标从资产来说，人家敢于把财产在死之后捐出来，乃至于现在捐一半，这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我相信中国95％以上的富人不敢说这个话。以前盖茨来请吃饭很高兴，但是现在来劝君捐一半的话，大家恐怕都会躲避。也就是说中国人对慈善的理解有问题，都认为慈善是富人对慈善的帮扶或者怜悯。在这一点上，我是研究犹太文化的，我研究犹太文化将近20年，犹太人的慈善做的太好了，像格林斯潘，像谷歌公司创始人布伦等一大批企业家都是慈善家，索罗斯在美国慈善家中排名前5名，比尔盖茨是排名第20位。犹太人有这样的传统，他认为慈善不是富人对穷人的一种施舍和帮助，而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慈善原文的意思是公平和正义，也就是没有慈善社会不可能公平和正义，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想？比如很多农村孩子上不起学。将来他上不起学就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就可能成为罪犯，就有可能犯罪，就有可能成为抢劫犯，这对社会是不安定因素。所以先富的这部分人，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相信中国人如果把这个慈善上升到犹太人对慈善的认识角度，我相信慈善问题就讲清了。不是自愿不自愿，而是必须要做，是义务。只不过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每个人是有差异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应该对慈善有个正确理解。
第三，我相信真正的慈善还是农民自己，自己拯救自己。蔚然就是到农民家多吃几顿饭，问寒问暖，最难能可贵的是敢于睡在多年不打扫有狮子虱子的抗上，这一点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很了不起，而且农民都热情的招待他，所以他更多的是感激农民。后来我写了一本关于犹太人财富哲学的书，最终每个人都要用思想和智慧武装自己，只有有思想和有智慧的人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包括蔚然刚才说的捐助公路，也是用他的文化，因为农民是没有文化的。只有那些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才能首先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再改变这个社会。
粮民 作者座谈会（11）
所以我要强调对成功的理解，我自己概括，所谓的成功我下了六个定义：第一，所谓的成功并不在于你向社会索取了多少，而在于你给社会奉献了多少。第二，所谓的成功并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而看你在成功的路上流了多少眼泪，付出了多少艰难痛苦的代价。第三，所谓的成功就看你成功以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些人说他成功了，其实成功以后仍然坑蒙拐骗、不讲诚信，那不是成功。中国人现在树立的很多成功典范其实并没有成功。第四，所谓的成功不仅仅是自己幸福，还应该给别人带来幸福。蔚然不仅使自己幸福，还给别人带来幸福。第五，所谓的成功就看你是否最大限度的挖掘了自己的潜能，同时超越自己简单的、物质的、肉体的欲望，上升到一种永恒的对精神和道德的追求，从而去修复残缺而不完美的世界。每个人应该做的是修复这个残缺而不完美的世界，因为世界是残缺的，是不完美的，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修复它。而这种修复的最好的职业就是教授、知识分子、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最后才是商人，因为他的责任是修复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是比较高的境界，慈善也一样。第六，成功就是可持续发展，也就是你能不能一直做下去。比如蔚然现在谋算做了十几、二十年，将来能不能还继续坚持下去。如果蔚然真的能够坚持一辈子，或者能够坚持25年，能够不断的每年骑着自行车，不说365天，一年又180天都跑在中国荒凉的偏远的山区，能够跟农民聊聊天，帮他们出主意，没对象的给介绍对象，没工作的给找工作，打官司的给出出主意，这样同样很伟大。这种比赞助一万块钱、两万块钱的意义更珍贵。所以蔚然这种方式探索了一个新的慈善方式，是一种智力的慈善，是一种精神的慈善，是一种感情的慈善，中国这个方面更稀缺。蔚然给中国即将毕业的以及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们指明了一条锻炼自己的道路，我曾经说过中国大学生并不是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大学生的能力太差了，到哪也干不了，人家给你发工资也是白发。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上到大学，学了很多书，念到博士，但是毕业以后既没有能力，也找不到工作，还发不了财，那就是一头驴，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是培养驴的地方。谢谢。
如何才能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蔚然：“凡是接触到的农民，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对国家和对党没有抱怨”
主持人：有人给我递了一个纸条，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补充作用，这个问题是要问蔚然老师，这位读者很认真的看了《粮民》，有两个发现不理解，为什么看到您的书中提到的农民好象名字都被隐去了。难道把名字放上去有什么问题吗？第二，不相信一个人贫穷到那种程度，不会对社会有抱怨吗？对政府没有抱怨没有骂吗？您在书中提到无怨无悔，觉得很不理解。
蔚然：有些名字隐去了是为了保护当事人，比如说到农民婚姻问题，就像这样的事情尽量把当事人隐去，但是要找那个当事人很容易，在村里面跟蔚然接触的农民、农户都是有的，能数得过来的。第二，凡是接触到的农民，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对国家和对党没有抱怨，他们认为父母亲上辈或者他们生长在这个地方，只有是自己能力不够或者哪个方面没做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粮民 作者座谈会（12）
主持人：现在很多在城市的朋友生活条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有很多抱怨，所以我们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没有抱怨？
蔚然：我说个题外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在“512”地震之后，我5月14日到四川，先做搜救救援，之后转入到深山的一个乡镇，很小的一个乡镇，非常遥远。大家都听过“512”地震的时候有一个青川县，在青川有一个乡，这个乡地震过后一个多月时间，当地老百姓对余震次数减少都感觉有点不适应，今天怎么少了一次，很幽默的在那说。可是几乎各种媒体都在报导说灾区人民受了灾难，老百姓需要大量的心理疏导和心理辅导。其实这些专家学者的呼吁，实际上是你们自己心理有病。这些灾民的自我疗法，突然遇到灾难死了是自然灾害，哭过、伤心过，上坟头烧过纸，之后干什么样还什么样。当玉树地震的时候，媒体又说玉树需要大量的心理疏导。
主持人：也就是说他们面对困难的承受能力远远大于专家们以为他们能够承受的能力？
蔚然：是这样的。而且他们自我的修复能力和疗伤能力远远超过受过高等教育或者长期生活在城镇里面的这些人，他们的心理更健康。所以他们的自我疗伤，或者他们对灾难的认知，对苦难已经不会看的很重。而且老百姓嘴里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想法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
刘济生：“不能孤立地看GDP，要把这个幸福指数放在首要位置上”
提问：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怎么样建立农民、农村与外界的相互流动的关系？相对于农村贫困问题，更大的是开启民智的问题，也就是教育问题，怎么去提升农民，包括公民意识问题？
刘济生：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涉及到人的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人的问题在*主义是注重人的，1844年、1845年手稿说到解决人的问题。1848年革命兴起，后来他注重革命，把人放下了，但是晚年又回到人的问题上。当时有一个学者办了一个刊物，让恩格斯把你的理论用一句话说出来。他说每个人的个人发展是发展一切的前提。所以开始要改革贫富关系，要革命，恩格斯晚年觉得是人的发展。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把人基本否定了。我在大学教了30多年课，哲学教科书前二十年没有人，后来90年代有一章谈人。但是我们党前30年基本不谈人，人性、人道主义那是猛烈批判的，对这种朴实价值是绝对否定的。搞这些的理论家都受到很大的摧残、打击，家破人亡。这30年人逐渐出现，但是还没有到位。比如我们现在GDP是干部提升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是完全错误的。提升干部基本条件我认为第一要有合法性，民选。老百姓投票，为什么提你，因为你关注我的幸福指数，减轻我的痛苦指数，这样我就选你。我搞这么多改革理论，我觉得咱们的理论家没有几个真正为民考虑，是为官方的有些片面观点当助手。现在就要把这个幸福指数放在首要位置上，刚才贺雄飞先生说我们国家GDP已经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这个毫无意义，就是第一也没有用，你的幸福指数必须提高，老百姓幸福不幸福。我在来的路上倒三次地铁，我一次也没有坐上座，老弱病残座位都是年轻人。所以这个幸福指数是个大问题，关系到人的解放问题。
第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比如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主任，这个很不成熟，因为受到乡长、乡政府、乡党委的直接干预。所以我觉得从深层要解决人的幸福问题，还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老百姓手里不但要有钞票，首先要有选票。我们现在仅仅有钞票，没有选票。单位哪个领导是你选的？这是对切实际的问题，所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这30年一直呼吁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粮民 作者座谈会（13）
提问：刚才各位老师都谈到NGO以及慈善组织对农民的帮助，各位老师都对农村生活有一定了解，农民自己组织起来除了通过正式的渠道村委会组织来表达他们的利益以外，农民能不能根据另外一些身份，比如老人、妇女这种身份组织起来，来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表达？在中国当下农村土壤里，这种制度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少？
蔚然：有一篇文章可以回答你，题目是《新农村建设村干部是一道坎》。农民的愿望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但是村干部不代表大多数农民，只代表村干部自己这一家人，他不代表广大的村民利益。村委会的选举，就算真的是让村民投票，也不敢投票，两种原因，第一是由上至下，第二是社会力量的介入，家族力量过于庞大，你不选也得选，你不选你就在这个村过不下去。另外有些地区借助黑恶势力胁迫村民投票。
提问：在山东一些地方把农村都合并，实行农村社区化管理，很多村子合并成一个大的社区以后，这种家族势力会不会恶化，而农民基于其他身份组织起来的可能性有没有？
蔚然：有。现在村委会主任是由政府派驻的办事处主任，像你提到的这种方式是非常可行的。
众议：农民的生活如何才能越来越好？
提问：蔚然老师你在农村实地调查的过程中，跟村民聊天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是比改革前越来越差还是一成不变？
蔚然：从总体来看生活条件都是大大改善的，西部最偏僻的地方，油盐酱醋都吃不上的家庭，我说给你们饭钱，他们都会说你是瞧不起他。现在的贫困状况是经济的贫困，生活的口粮基本保证还是有的，比起30年前确实有提升。我还有一本《粮民前传》正在酝酿，其中有一篇，他的侄子吃完面条，他姑姑饿的不行，想舔舔吃过面条的碗，最后这个孩子姑姑由于几天饥饿而死，像这个现象在近20年已经没有的，出现的极少极少，就算有也可能是五保户或者身体残疾的。
提问：现在农民生活越来越好，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问题，贫困的根源在哪里？我个人感觉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村出现的光棍村，娶不到媳妇，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我非常感谢你在书中比较诚实的说了一句话，“我去当地一些村子考察，当地的农民说你是不是毛主席派来的干部。”是不是说在这几十年没有干部下村到基层？你是怎么看待这些现象与你所得出的结论之间矛盾的地方？
蔚然：实际上是一个概率问题，生活条件总体来说是提高了，关于农民幸福这件事情，在青海、甘肃山区里面，我跟女孩子聊天，她们很坦诚，也不必讳，他们不说做二奶，就是做十二奶也愿意，因为能让我活的像个人。如果她们离开农村就不愿再回去，如果回去也是要让村民看到我在外面生活很好才可以。现在农村致贫有两大原因，家里考上一个大学生，大家喜出望外，但是现在听说考上大学生就可以说是“噩耗”，因为他们供不起。有一家考上三个大学，实在供不起，但是孩子的前途又耽误不起，没有办法，四处告借，最后还好有社会一些人资助他们。再一个就是大病，虽然现在有农村的合作医疗，可是农民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