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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扼腕的是，很少有组织能够如此合理有序地运行。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组织本身缺乏等级制度所提供的支持性框架，还因为这些组织已经开始变得臃肿了。因为它们是由人、历史沉淀和传统习惯所组成的，所以组织本身并不能够被简化成要么是等级制度类型，要么是团队类型。组织之中总是还存着其他的因素，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组织中总是难以避免办公室政治。因此在工作中，我们需要去适应的是一种奇怪的组合。这种组合的构成因素是：需要严格遵守的制度和复杂混乱的现实生活；宣扬的企业理念与实际达到的效果；敏锐的商业触觉和盲目的人类情感。在本书的前面我曾经写到过有关“补偿”这个问题，而出于上述的原因，这个词的含义其实一点都没说错：为了容忍源自办公室政治的一切无谓消耗，一定的补偿看上去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这又把我们带到了一种鸡生*生鸡的困境之内：工作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对工作的合理补偿？
为了应对服务型经济那爬行般的增长速度，前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广为人知的话：“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为所有人来洗衣服—有些人必须去生产衣服。”但是，服务型或者说知识型经济并不能只被当成一种摆设，因为知识的增长所能够依赖的就只有它自身。能跟洗衣店的工作那样归入服务业的，还有包括咨询行业以及公共部门的协调工作，而制造业的客户关系管理也属于此范畴。例如，对于一个汽车制造商来说，它就必须向自己的“股东们”解释自身的计划以及这些计划对于他们的影响。在所有这些案例之中，很难去精准地确定工作到底是什么，也很难去解释任何人都需要因此去付钱的原因。毕竟，这些工作的最主要模式就是交谈。而对于那些相信雇佣就意味着花钱所换来的是用手完成的劳动—如耕种、播种、收割、挤奶、制造、维修、剪切、缝纫、修正、搬运重物、运输—的人来说，花钱雇人来交谈，看起来既是荒诞的，甚至还可能是不正当的。而且在办公室里，有相当多的实际工作，甚至连交谈都不用，而是直接以写电子邮件（不仅仅是写电子邮件，还包括删除、重发、搜索等等一系列事务）来替代。再加上看到下列情景：人们在工作时还交头接耳地闲聊、打电话回家、泡茶以及上厕所……于是，你开始寻思：他们到底做了多少工作啊？根据一家管理杂志所进行的一次深入调查显示，仅仅是为了找到开始工作所用的工具，美国的劳动者们每天花掉的时间就有30分钟。很明显，“工作”和“正在工作”二者有重叠的部分，但也仅仅只是在一个点上而已。
或许这种如宇宙飞船飞向未知方向般的过程，并非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不可挽回；或许我们正处在法国社会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称的“认识论断裂”的边缘之上，这跟那种“范式的转换”①并不相同。某种“认识论断裂”可被看成是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其形成了一种新的框架，使人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去审视这个世界：例如，卡尔？*对历史的重构使其将历史当成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观点的提出就可被看成一个分水岭。或许，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物质资源—燃料、水源、食物—的危机，将会迫使人们进行修正，从而使工作不再继续朝着抽象化的形式去发展。随着使用这些基础性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我们对于服务性项目的支出将会减少，而我们的注意力将再一次聚焦在寻找事情的真相上。这将会对我们的工作过程产生撞击，我们将会被要求去证明，“附加价值”并非超过了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基本价值。谁知道呢，但或许工作也将可能重新回到其本质形式。这种工作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夸夸其谈，而是更多实打实的劳动，就像是把干草捆扎成捆、给轮船的船身敲入铆钉或者是纺织短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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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1）
看医生，害的相思病也该看看
假如说爱情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疾病也同样是一种爱情了。因为在本质上，它也是“从黑暗中飞来”，让人不可预计，而且是使人盲目的。长着翅膀的丘比特或者一场传染病，当它们正在来临时，你都没法看到。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一则笑话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行得通。把俄罗斯人逗得哄堂大笑的笑话，却能让索马里人变得眉头紧锁。当然，反之亦然。但的确有一些笑话，能够跨越国家界限，四海流行。
一个男子打电话给医生：
“医生，我该怎么办？我的朋友刚刚晕倒死掉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认他的确已经死了”
“好的，等一下……”枪响了一声。“现在干什么呢？”
或许，这则笑话并不像蒙提？派森组合（Monty Python是英国著名的六人喜剧团体。）所表演的喜剧作品一样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滑稽精神，因为，它使人因笑而死。但在一个有关具备普适性吸引力的笑话研究中，这却是一则“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在紧急状况之下的无可奈何、医生和呼叫者之间错误的信息传达、它的悲剧性后果、呼叫者以热切坦率的态度所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则笑话把这些元素组合到了一起，从而在听众那里激发起了某种情绪。它在让人难以忍受的同时，将微妙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在所有关于医生的笑话之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了。
但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笑话是关于医生的呢？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有关兽医或者园丁的笑话呢？原因在于，人们总是倾向于去取笑那些把我们搞得紧张兮兮的事物。而在关于医生的这个例子之中，把我们搞得紧张兮兮的事物恰好就是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权威性。
就像是法国伟大的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黑暗的托马斯》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在一则发生在医院中的故事中所写的那样，“我非常喜欢医生们……然而令人感到烦恼的事情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有权威。有些人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医生们的确就是医院里的‘国王’”。从我们称呼她（或者他）为医生的那一时刻开始，我们就意识到了医生们所具有的权威。仅仅是发出“医生”这个单词的声音—这是一个称呼，而不是一个名字—就已把我们放到一个不公平的地位上去了。不管你患上何种疾病，都必须由医生来决定。因为医生拥有我们普通人所缺乏的那种诊断病症的经验。但在所有推进医疗健康体制改革的努力之下，病人变成了消费者，而且据说这让病人们处在一种相对有利的地位上。然而，病人和医生之间力量的消长却依然没能动摇医生的这种优势地位。医生的话再不靠谱，他们也能够对我们的病情做出清晰的诊断。更何况他们还能够治愈我们所患的病症。正由于病人们对医生的这些预期，所以医生们的权威更被无限放大。除此之外，我们特殊的身体状况让我们不得不处于弱势的地位，这也就是我们要看医生脸色的原因。毫不稀奇，医生这种职业也患上了一种源于它自身的弊病，就是一种过分傲慢的“上帝综合征”（God syndrome）—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上帝。
并不仅仅是因为医生们拥有专业性较强的经验，事实上，他们的“天赐”权威还有另外一个产生渠道，那就是源自病人们的盲目性：假如病人对于自身的状况没有如此“拿捏不定”的话，医生的这种权威性效果就将大打折扣了。你可以反驳说，自从人们私底下上网“Google自己病情”的习惯开始之后—自我诊断已经得到了正面的激励—对于我们身体系统的运转情况，我们知道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不仅如此，我们还已经习惯在到达候诊室之前了解自己的病情，并在看诊时自己知道的和医生知道的一样多。的确没错，我们对于自己病情的了解已经多到了让我们自己变成了所谓的“专家型病人”（expert patient）了。为了减少一部分责任，医疗机构当然也愿意我们变成这样一种病人。但不管我们的自我检查有多么深入，我们依然要请医生对我们的病情做出最终诊断。这不仅因为医生是唯一能够对我们的健康状况发表意见的人，还因为我们在关键点上没有资格对自身的情况做出正确估量。因为我们常被局限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之中。即便我们的病情是肉眼可见的—比如说出疹子、划伤或者是脚趾囊肿—我们个人对真实病因的认识也都远远不够。我们的自我感觉必须得到医生的认证，必须让医生来完成最后的“临门一脚”。不必大动干戈，医生就能够把我们的个人分析变成是确凿无疑的诊断。因此产生了两种效果：首先，毫无疑问这加强了医生身上的权威性；其次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也界定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因为这说明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之下，我们无法把自身看清楚。在这个领域里，以奥地利哲学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为代表的一些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拓展。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医原性疾病”①的概念。这个概念所描述的现象是：病人认为自己需要服用更多的药，但最终却因为服药过量造成病情恶化。病人的盲目增加了医生的权威，结果造成他们服药过量。这个过程证明，我们从一开始对自己的理解就不够完整。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2）
你让医生往耳朵里滴药水，或者让医生来检查你的椎骨，在这些过程之中，你或许会感到奇怪，因为我们需要借助额外的一双眼睛才能够看到自己。有这样一种说法：身体不仅仅是自身的媒介—用两条腿来负担我们，用两只胳膊来取到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除了心智之外，身体就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自身。但因为我们不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条件之下恰当地看清楚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恰当地看待我们自身。这是隐藏在我们身上并躲避着我们自我意识的一种阴影，而这种阴影将会横亘在双方原本透明且令双方都很享受的关系上。与医生的见面过程不仅能说明我们病情的存在，而且我们一开始就需要向医生请教的这个事实也证明：当谈到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时，我们的确生活在一种“部分无知”的状态中。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假如人们总是能够看到其全部自身的话，那我们也许将陷入对于自己身体疑神疑鬼的困境之中了。所以，少许的无意识或许能够促使我们更加大胆地进入这个世界。
但是，和这种对于自身的“部分视而不见”比较起来显得更加奇怪的则是对于疾病本身的视而不见。在一本综合了文学、心理学和医学的名为《痛苦中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一书中，卓越的美国学者伊莱恩？斯凯瑞（Elaine Scarry）就采用这样的方式阐述这种“视而不见”：当一个人听说其他人身体上的痛苦时，人们也许会稍稍被触动，但这件事情毕竟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内部，而这样一些表层之下的深层次现实也看似有些遥不可及，因而无法对当下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凶兆，这种情况都显得不够真实具体，因为疾病还没有在可见的表面把自己显露出来。
即便是我们具备了很高层次的同情心，也无助于缓解另外一个人的痛苦。这看起来跟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痛苦同样的抽象—例如，在电视上一次一次看到洪水受害者的图像，使得我们对于痛苦也日益麻木了。“他人的痛苦”是一种抽象之物，或者因为看不见而变成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同样的，在我们自己身处痛苦或者忍受疾病折磨时，这种情形也适用于我们自身。医生做出的诊断，无论是证实或是推翻你自己的“自我诊断”，都不仅仅会增强医生的权威性，而且还更让你显得无足轻重。即便是此时病情还没有彻底清楚，但跟你刚到医院时相比，你的病情已变得更加明朗了一些。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医生将借助于现代医学科技所提供的科学器材—激光、扫描设备、DNA抽样、探针、显微镜照相机、计算机分析、3D造影、资料库、机器人—准确地指认出那些入侵你身体的特殊细菌、那些你体内已遭破坏的细胞，以及那类你所缺乏的特定染色体。最终，她将说出你身体所出现问题的名称：散光、心跳过缓、弓形体病、黑素瘤、肝炎—这些名称代替了所有的疾病总和。假如这种疾病仍然没有被包含在治疗措施和诊断结论之内的话，那么这种疾病也就被分隔在理性之外了。一旦出现了一种模糊不清的威胁，那这种威胁就会被转换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目标，而知识自身的存在就能够为病痛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假如这些针对疾病的科学描述有所遗漏的话，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假如那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染上疾病的原因，恰好并非是科学性的、技术性的或者是理性的，而且也不能够被科学、技术、理性地描述出来的话，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假如这种疾病与科学正好相悖，又将会出现什么状况？
与苏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3）
认为疾病并非是一种科学所能解释的这一想法，或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习惯于采用科学术语来描述所有疾病，而且这种观念已经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忘了糖尿病或是青光眼本身都并非是一种科学性的产物，而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就在我们不采用科学性的术语对疾病进行描述的时候，我们又采用了军事领域里的术语。尤其在描述病毒或是癌症病情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们给拟人化了，好像它们真的是非常聪明、狡猾而且有心计的敌人似的。在谈到癌症时我们或许会说，它“打算”开始繁殖了；在谈到病毒的时候，它“正在攻击”脊髓。我们总是喜欢说，我们正在与一种传染病“进行斗争”。不管是科学术语或者是军事术语，我们用来形容疾病的语言，似乎已经隐含着理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