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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有几种常用的入题方式：一、介绍新闻事件的背景，将论证建立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之上；二、从作者对新闻事件的感受说起，由感性过渡到理性；三、把新闻由头中最有震撼力、最具冲击力的事实或概念抽出来，并由此说开去；四、开门见山，直接进入论证。本文采取的显然是第三种方式，因为“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与“名牌大学的博士头衔”之间的反差确实非常大，这是新闻由头的关键要素，也是本文论题的出发点。当然，上述四种入题方式，都只是理论上的思路。在写作实践中，还需要作者灵活把握。
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都把此文推上了首页，总访问量达到2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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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茶水发炎”与“职业道德”无关
杭州一家媒体的记者曾乔装成患者，将事先准备好的茶水送到杭州10家医院检测，结果有6家医院检测出茶水有炎症，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茶水发炎”事件。2007年4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对媒体提出了批评，称此行为有悖记者职业道德。因为经过质控检验，医院的茶水检查过程没问题。专家解释说，医疗机构的检验是针对比较有特有指向的检验品来测试，有一些只通过设备本身进行的检测。如果是设计为对尿液进行检验的仪器，而放进去的是茶水，这个仪器并没有首先鉴定是不是尿液的程序，它就会直接把样本作为尿液来化验。提供的监测样品里面，只要有一些物质和尿液中可能检出的物质有相似情况，仪器就会诊断出来，如白细胞、红细胞、胆红素这些物质都是由机器来自动识别的。（据2007年4月11日新华网）？
我相信，卫生部对“茶水发炎”的说法是负责任的，专家从专业角度进行的解释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发言人最后对媒体的批评却让人难以苟同。我认为，说策划茶水送检的媒体违背职业道德，未免言重了。
是否违背职业道德，有一个前提性的标准，那就是看是否“故意”。如果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道德要求或某种规定还要去做，比如搞有偿新闻、借新闻讹诈；或者事先已经知道可能的结果却还有意设置陷阱诱导对方从而置对方于不利之地，比如记者明知茶水很可能“发炎”却还拿它送检，那当然是有悖职业道德的。但如果不是“故意”的，那就与“道德”无关。
记者之所以用茶水冒充尿液，无非是因为二者看起来非常相像。那么，策划茶水送检的媒体是否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茶水也可能检测出“发炎”的结果呢？我相信不会。策划者肯定以为，茶水是不可能“有病”的；如果“有病”，则很可能是医生“有病”。“茶水发炎”报道后舆论一片哗然，也证明公众都是这么认为的。事件发生后，即使是卫生部门及其专家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事实上，他们也是在经过反复试验和分析后才搞清楚问题之所在的。
当然，不管怎么说，媒体拿“茶水发炎”大做作文章确实有过错。但这种过错完全是无心之过。茶水送检只是媒体践行舆论监督的一种方式。这不仅不违背职业道德，反而是社会责任心的体现。作为媒体，在监督的时候当然应该谨慎；如果犯了错误，也应该及时予以澄清和纠正。不过，监督失误确实在所难免。作为被监督方，也应该诚恳、理性地对待监督。新闻有误会的地方，可以解释；报道有失实的情况，可以澄清；媒体有不当的行为，也可以反批评。但不应该动辄进行指责，甚至扣上一顶大帽子。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日前在谈到舆论监督时表示：“不能要求媒体的每一句话都对。”我认为，这种对待舆论监督的态度才是辩证的、理性的。
写作心得
“茶水发炎”事件曾轰动一时。在医患关系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它的颠覆性是可想而知的。事发之初，当事的医院甚至整个医疗界都有些懵了，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辩护。但几天之后，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终于站了出来，并给出了一个理论上说得通的解释。这本来是正常的，但这位发言人最后对记者的行为进行了道德上的指责，颇有“反戈一击”的味道，而这一反击对舆论监督的打击也是比较大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为记者的行为作辩护。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记者的过错为“无心之过”，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记者不是故意陷害医院；二、记者那样做合乎常人的想象。为了证明记者之所以拿茶水充尿液送检是因为二者看起来非常相像，笔者作出了“记者不知道茶水会发炎”的推断。而为了证明这个推断，作者援引了两种人对“茶水发炎”事件的反应：一、公众一片哗然，说明绝大多数人都是那么想的；二、事发之初，卫生部门及其专家一时也“摸不着头脑”，这充分说明记者违反的绝不是常识。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的旁证是很有证明力的。因此，评论者一定要擅于利用各种细节，包括那些报道中没有甚至是抽象的信息。
此文被新浪和搜狐重点推荐后，引来了广泛的关注。搜狐的一位网友评论说：“分析得有理有据。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一种习惯性诋毁和抵制。他们总是会说，你看，媒体就是这样，‘没事找事’。”凤凰卫视“一虎一夕谈”以“茶水发炎与职业道德”为题制作了一期节目，并邀请本文作者担任了领衔主嘉宾。
痛斥房产商：别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一次建筑论坛上，著名房产开发商潘石屹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周榕展开了“激烈论战”。周榕批判目前房地产商存在“与人民为敌”、“宣扬拜金主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等“四大罪状”，将“最终自绝于人民”。潘石屹则认为，房产商的营销手段都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人们对房产商的社会期望值不能太高。（据2006年11月1日《新民晚报》）
针锋相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双方说了很多。限于篇幅，具体的辩论内容，这里就不再引述了。其实，仅从周榕所列的“四大罪状”以及潘石屹的核心回应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周是在“讲政治”，潘是在“谈经济”。一个强调“政治理想”，一个强调“市场规律”——两人完全处于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
两个体系，两种标准。如此各说自话，无法分出高下。但要弄清是非，必须先搞清楚：房地产是个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周副教授挑起论争是想讨论什么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当然应该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如果是经济问题，那就应该以经济规律为准绳。
毫无疑问，房地产如何经营运作是个经济问题。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的本性。房产商如此，各行各业的商人都是如此。只要不违法，房产商有权采取各种手段谋求利润。如果房产商违法了，人们可以举报他，政府应该查办他，但仅仅因为房产商赚钱太多就指责他们是没有道理的。至于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的高档化倾向，那主要是因为市场的需求如此，就像潘石屹所说的那样。如果建造高档房子更赚钱，人家当然会多建。再者，产品的结构也属商家的经营自主权，就像奔驰宝马汽车公司不生产低档轿车一样，都是无可非议的。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与政治或道德没有关系。拿政治标准或道德准则来“批判”，不仅如同鸡同鸭讲，而且没有实际意义。
周榕所列“罪状”中充斥着“人民”、“拜金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等政治概念。且不说在经济领域中不应该出现这些词语，即使是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这些概念也在淡化。“人民”这个概念太泛了，含义不清，指向不明。在现代宪政语境中，很少能见到“人民”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公民”、“纳税人”等概念。“拜金主义”当然不好，但它指的是那种金钱至上、不择手段追求金钱的价值观，而金钱等财富的价值本身却是不能否定的。再者，什么叫“腐朽的生活方式”？“腐朽”的标准是什么？难道人们追求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不对吗？周榕说：“这种追求拜金主义的文化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正确发展方向。”可我翻开《十六大报告》，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如果不允许商人追求利润，不提倡老百姓提高生活质量，如果没有“崇尚财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创造财富的源泉”怎么能够“充分涌流”呢？党和政府不是也一直强调“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吗？
周榕对于目前大量高档住宅建围墙隔绝内外的做法提出非议。他质问：“这不是与人民大众为敌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典型的神经过敏和无限上纲。围墙是别墅等高档住宅的基本特征。古今中外，“深宅大院”难道不是正常现象吗？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怎么能上升到“与人民为敌”甚至“自绝于人民”的高度呢？再者，房产商只是提供一种住宅产品，是否“与人民为敌”那也是业主的问题——现在有不少豪宅是自建的，那“罪过”属于谁呢？
诚然，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利润可能偏高、操作不规范以及可能存在违法违规等现象，甚至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但这些都是经济问题或法律问题，与政治无关。属于经济问题，就应该用经济手段来应对。比如进一步提高房地产的市场化程度，让房地产市场充分竞争。属于法律问题，当然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若发现违法违规问题，一定要依法依规，严查严办。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把经济问题、法律问题政治化。
总而言之，周榕的“痛斥”听起来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实际上是乱扣帽子、哗众取宠。没有哪个商人愿意“与人民为敌”（“人民”是商人的“上帝”，他们还想赚“人民”的钱哩），倒是周榕的“四大罪状”肯定煽动了“敌对”的情绪——这对房产商，对消费者，对社会，都没有好处。
写作心得
此文发表后，有不少人撰文反驳我，虽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核心的观点都是认为房地产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这样的观点当然是没有错误的，但他们都偷换了概念，或者说变换了语境。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反驳者都忽略了我文中的几个字，那就是第四段第一句中“如何经营运作”——实际上，这几个字确定了本文的话语环境和讨论基础，即“房地产是经济问题”这个论点是从微观的角度得出的，而不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的。从宏观上看，房地产当然也可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但本文探讨的是微观领域的房地产。实际上，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说“房地产如何经营运作是个经济问题”，而没有说“房地产是个经济问题”——为了避免漏洞，我特意加上了“如何经营运作”这六个字。
论战也是一种“战斗”。不管是立论还是驳论，评论者作为“战斗”的一方，都必须时刻绷紧这根弦，那就是：当我方“出招”之后，“敌人”肯定要寻找破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字斟句酌，尽可能地做到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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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春运：降价也能够“削峰平谷”
“2007年春运应该彻底停止涨价，因为春运涨价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郝劲松自山西太原发出一封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特快专递，呼吁铁道部在2007年春运期间停止票价上浮。郝劲松认为，春运涨价加重了旅客经济负担，违背了公平原则，而且也没有起到“削峰平谷”的作用。（据2007年1月8日《检察日报》）
分散客流、削峰平谷一直是铁道部坚持春运涨价的主要理由。铁道部认为，春运期间的部分车次和部分时段的客流过于集中，列车及其运营都不堪重负，而大幅提高“热线”的票价可以引导旅客避热就冷。但郝劲松不以为然，并在当时列举了近年铁路春运发送旅客的数据：2003年春运铁路输送旅客亿人次，2004年亿人次，2005年亿人次，2006年9亿人次，2007年约为亿人次。也就是说，自2003年春运铁路开始涨价以来，发送旅客人数逐年增加，铁路春运之“峰”越来越高。
公正地说，郝劲松的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铁道部所说的削峰平谷指的是40天春运期间的客流调节，即让某些高峰时段和某些热点车次的客流相对减少，而客流总量的增多并不能证明“削峰平谷”没有见效，甚至更加突显削峰平谷的必要性。据笔者近年的观察，春运涨价（包括铁路、公路等）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削峰平谷作用——我有很多打工的亲戚邻居等在春节期间出行时就有意避开了高峰时段或热点车次。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赞成涨价。我认为，春运期间票价上浮可能确实能起到削峰平谷的作用，但要削峰平谷并不一定要涨价，降价也能达到削峰平谷的效果。
近年的春运价格调整一般都是以原有票价为基准，对不同时段和不同车次进行不同幅度的上浮。这样调整无非是制造出价格的梯度，从而诱导旅客避高就低。但制造梯度有两种方向的选择：一是涨价，一是降价。也就是说，降价也能制造出价格梯度，比如以高峰时段或热点车次的原有票价为基准，然后不同幅度地调低其他时段和车次的票价——这种方法与以往的涨价方案一样都是单向度的，只是方向相反。另外，还有一种双向的折衷方法，即以不热不冷的车次和时段为基准并保持原有价格，然后提高部分车次和时段的票价，同时降低部分车次和时段的票价。
综上分析，要削峰平谷，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即“单向涨价”、“单向降价”和“有涨有降”。而铁道部却咬定涨价不放松，仿佛只有涨价才能削峰平谷，这是为什么呢？除了“趁火打劫”，还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吗？
作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