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平：根本就没有想过，一点都没有想过，进了电影制片厂我都没有想过。那个时候第一个就是说，主观选择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对我这个年龄来讲——我属于老三届——余地不大。第二个呢，我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做照明工是非常偶然的，那时候做照明工，还要在灯架板上给演员打灯。
崔永元：戴个手套。
韩三平：没有手套，顶棚上热得不得了。一九七五年我从部队复员以后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因为我父亲脾气暴躁，我可能也调皮捣蛋，并且那时候峨眉电影制片厂说可以给你分一间住房，我一想这样就不用跟老爷子住一块儿了，所以我就去了。（ 笑声 ）就这个原因去的。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一九七五年复员以后有一次我偷了一辆车开，把手摔断了，第一次分配的时候我就没去。（ 笑声 ）那个时候第一次把我分哪儿呢？分到成都的茶叶厂。我不知道如果我那时候没摔断手，我去了茶叶厂，会不会是茶叶厂的厂长。
崔永元：那肯定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就谈茶叶了。（ 笑声 ）
韩三平：谈茶叶，我估计小崔也不一定把我请这儿来了。
崔永元：后来怎么就有机会拍上电影了，在峨眉厂？
韩三平：这个恐怕就是俗话说的人往高处走吧。到了制片厂，当然照明工也是为电影作贡献了，但是男的都想当男明星，女的都想当女明星，像我一样长得不漂亮的去了吧，就当个导演吧。（ 笑声 ）所以就开始做这个努力。后来考上了川大，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有一个机会，说电影学院有进修班，导演系进修班，那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钻，钻进来了，所以就做了导演。以后国家进行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需要大量的新型的管理人才，当然我未必是管理人才，就从懂电影制作、制片和导演的这些比较年轻的干部中间抽调了一批来做行政管理工作，所以我就抽调来担任了峨眉厂的副厂长。以后嘛我运气好，阴错阳差调到了北影厂当厂长，这给我提供了更好的机会，所以今天才有资格和幸运，来跟小崔坐一块儿。（ 掌声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和电影三十年：电影出品人的从影历程（3）
崔永元：您在峨影厂还做导演，拍了电影。第一部是什么电影？
韩三平：第一部叫《 不沉的地平线 》。那个时候等级是非常严格的，从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联合导演，再到导演。那个时候第一部还是联合导演，拍了一个电影叫《 不沉的地平线 》，这是第一部。
崔永元：看过吗？（ 问观众 ）
韩三平：估计你们也没看过，那时候是一九八六年。
崔永元：第二部呢？
韩三平：第二部是《 避难 》，讲的是在一个教堂里，几个避难的中国女性和日本侵略者，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那种较量和斗争。
崔永元：看过吗？第三部呢？
韩三平：第三部是《 毛泽东的故事 》。是一九九二年拍的。
崔永元：《 毛泽东的故事 》看过吗？（ 观众摇头 ）都没看过啊？
韩三平：你看都很尴尬，都没看过。我估计年轻的可能都没有看过。
崔永元：那今天就是这样，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笑声、掌声 ）您当时对那两部电影满意吗，《 不沉的地平线 》、《 避难 》？
韩三平：现在来看肯定是不满意的，但是当时我还是很满意的，特别是《 毛泽东的故事 》这部电影我还是倾注了很大的心血的。
崔永元：这个获了奖？
韩三平：这个获了奖，古月得奖就是因为这个片子。古月演了很多次毛泽东，其中他得了金鸡奖最佳演员奖就是在这部影片里。
崔永元：其实业内好多人也这么说，你从《 不沉的地平线 》、《 避难 》开始拍起，拍到《 毛泽东的故事 》的时候，就开始显露自己的才华了，大家觉得你现在已经像一个像样的导演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好像不拍了，又开始做行政工作了？
韩三平：这个应该说有两个原因吧，一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听领导或是党组织的安排；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毕竟是做厂长的，管的电影更多，管的导演更多，这样好像舞台更大，满足了一些心态。
崔永元：就是到北影厂当厂长是吗？
韩三平：那个时候还没有，最开始还是在峨眉厂做副厂长。一直到一九九四年我才调到北影厂当厂长。
崔永元：我猜一猜，可能领导觉得你做导演，就是前景不是特别妙，干脆还是走行政这条线路吧。完了又不好意思直说，就说可能这个岗位更适合你。（ 笑声 ）
韩三平：这个我觉得不是，还是觉得导演多吧。你们想想一个厂厂长多还是导演多？
观 众：导演。
崔永元：导演多。
韩三平：对嘛，物以稀为贵对不对？北影厂只有一个厂长，八十六个导演，所以我也就觉得，物以稀为贵，就当了厂长。
崔永元：北影厂当年多牛啊，《 小兵张嘎 》、《 红旗谱 》、《 洪湖赤卫队 》、《 林家铺子 》全是北影厂的。但是一九九四年您到北影厂的时候，情况好像不是很妙。您那个时候看到的北影厂是个什么样的？
韩三平：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我们整个国家在转型，就是改革，从经济角度讲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是文化产业基本上还都是计划经济，完全不适应当时大的国家环境了。改革还没有完全推开，属于阵痛时期，旧的体制还在运行，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打破，新体制还在摸索，因为我们整个改革就是小平同志一句话，就是摸着石头在过河，没有现成的经验。把计划经济的中国电影改成市场经济的，或者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电影产业，这个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课题。所以在那时候，北影厂确实也跟其他电影厂一样，非常困难，非常艰难。艰难到什么程度？艰难到根本就没有什么钱来拍电影，这是第一。第二，要维持正常的工资、医疗、福利，甚至冬天的供暖等，都非常吃力。我印象中有一次一号刚发完工资，二号那天，北影厂总会计师就来跟我说，厂长，账上还有十六万。十六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全厂报一次医药费都不够。那个时候有将近两千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谈不上作为一个厂长，主要精力都用来创造艺术、剧本、市场等了。这都是非常困难的。那个时候非常困难。
崔永元：您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当这个厂长有什么意思，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
韩三平：不光是想过当这个厂长有什么意思，连搞这个电影有什么意思都想过了。
崔永元：还不如卖茶叶去呢。（ 笑声 ）
韩三平：是。那个时候搞房地产啊，搞证券啊，倒卖点指标啊，搞点差价啊都是很发财的。那个时候全国人民开始做生意。
崔永元：有的电影厂就用这种方式，北影厂的地方也挺大，可以用卖地的方式，卖给房地产商，这样钱就来了。你想过这条路吗？
韩三平：我没有想过。最难的时候就是一九九五年到二〇〇〇年，第一个是体制上的矛盾，第二个是大量的新的传媒和新的娱乐形势进来了，同时还有一个直接冲击电影的就是好莱坞电影进来了。
崔永元：大片。分账。
韩三平：分账进来的，就直接进到中国市场，中间没有停留。原来我们都是五年以后，八年以后才看到五年前八年前生产的电影，那个时候当年就进来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基努？李维斯的《 生死时速 》，把中国电影冲得一塌糊涂，他一来就上亿票房。那个时候我们要做到一千万票房都非常困难。所以中国电影怎么办，中国电影向何处去，现在说起来蛮轻松的，那时候挺悲壮挺沉重的。一九九五年到二○○○年，那时候电视多辉煌啊，多红火啊，电视人基本上不正眼瞧电影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个朋友叫冯小刚，我估计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导演，一九九七年他天天找我，就是要拍电影，那是电影最困难的时候。
崔永元：他当时是（ 电影 ）导演吗？
韩三平：他当时就拍了一部电影，但是他在电视剧上好像有一定的成就了，拍了什么《 北京人在纽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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