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玖舜笤�350万美元的净利润，恰如其分地实现了兰德尔的预测。但为了实现这一数字，公司的会计师被迫在其他一些创造性处理之外，将万美元的产品开发和启动成本递延到下一年，尽管费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将280万美元的“未开账单应收账款”记入收入，所谓未开账单应收账款，意思是没有收到钱是因为还没有向对方开出账单；并且或许最离奇的，是把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在该财政年度结束时还未收购的子公司的300万美元利润记入收入。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在报表的一条不起眼的脚注中向投资者解释道，仅刨去最后一项，该公司1969年的利润就会全军覆没。
这份年报公布之后，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股票出现短暂下跌，之后又回到100倍的市盈率。但似乎有些华尔街人注意到了年报的脚注，股票分析师和投资机构开始在1969年底首次向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管理人员提出尖锐的质疑。同时，兰德尔开始受到公司内部同事的挤压。他们中的有些人开始在他每次公开发表声明的时候就躲到一边，更加保守的人甚至要求他辞去总裁职务。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游戏即将结束—他没能成功地开发年轻人市场，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市场的话，因为他从未在开发股票市场之余认真开发过这个市场；并且，现在投资者终于醒悟了。然而，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1969年11月5日，面对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New York Society of Security Analysts）时，他一如既往地预测1970财政年度的每股盈余将比1969年增加近两倍。股票暴涨了20点，使兰德尔的个人资产上升到650万美元。他和他的同事私下对公司却抱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该公司及其要员在12月突然抛出了万股股票。1970年1月，兰德尔顶着同事的疯狂反对（其中有些人此时最想干的事就是用口塞和胶带让他们的总裁闭嘴），发表了全国性讲话，仍然不断重申他对1970年每股盈余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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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9）
2月初，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财务副总裁向一群目瞪口呆的公司管理人员透露了一个爆炸性消息，那就是刚刚结束的一个季度实际上是亏损的。2月17日，兰德尔的嚣张终于偃旗息鼓，至少，在这一天对圣路易斯的证券分析师的演讲中，他只是说全国学生营销公司1970年第一季度将是“盈利的”。他对事实的部分承认太勉强，也太晚了。第二天，在对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管理层的恐慌当中，兰德尔辞去总裁职务。一周后，公司公布第一季度亏损120万美元，两天之后，公司羞愧地承认“存在将数字从一套报表转移到另一套报表的技术性错误”，实际亏损更接近150万美元。到这时，这只股票的市场已经毫不意外地塌陷了：每股价格在12月还是140美元，现在已跌至50美元，并且还在迅速下跌；到7月，它将跌至31/2美元，损失几个月前最高价格的97％。可以预测，到那时，投资公众，包括许多具有实力的企业公民，对贩卖拥有时髦故事的公司股票的花言巧语的年轻人的印象将会更加恶化，即使不是变得更加英明。至于科特·兰德尔，他，以及他及时抛售股票获取的数百万美元，将一起消失在他的波托马克宫殿里。年轻人的短暂时代中，又一颗股市明星坠落了。
非常不错，但问题还没有获得解答。他如何能够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愚弄摩根担保、银行家信托、哈佛、康奈尔、所有那些机构投资者的智囊团以及无辜的投资公众呢？答案简单得令人难过：因为他能言善辩，而他们既贪婪又轻信。因为，在疯狂投机的年代，最稳健、最清醒的人们的智慧和经验，在面对一个嘴角透着笑容、眼中闪着光芒的年轻人呈上的金矿幻境时，也会歇斯底里地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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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底，总统竞选进入高潮时，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M·尼克松向一群华尔街高层管理人员发了一封信，在信中批评了民主党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过度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表达了对继续实施这种政策“可能严重损害美国获得未来经济发展资金的能力”的担忧，并且承诺在他的执政下，对证券业的监管将相对消极和宽松。
＇尼克松写道］市场的自由和健康运行对投资者至关重要……我们的证券法旨在通过确保完整和完全的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我认为应该彻底实施证券法，以实现对投资者的绝对保护……然而，当前＇民主党］政府的哲学是，仅仅信息披露还不够，政府能够为投资者做出比他们自己能够做出的更好决策。我反对这种哲学。
华尔街震惊了。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所反对的，当然，正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数百万人参与股票市场的时代，仅仅信息的完全披露绝不足以保护普通投资者。他正在明确而鲜明地表达取消卡里和科恩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的积极监管，以及把时钟拨回老“艾森豪威尔繁荣”时代的意图。华尔街的智者们都很疑惑，正当一场新的投机狂欢向高潮进发时，当搅拌客户投资组合的经纪商、购买存信股票的共同基金和规避法律的离岸基金正在嘲笑“完全披露”并用新的手段玩弄不谙世事的投资者时，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吗？
华尔街的一些人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运气—显然，存放甜饼的橱柜再也不会受到看管或者被上锁了。也有人感到惊惶。“我完全被迷惑了，”一家投资银行的高级合伙人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存在了三十多年了，一直履行着它的职责。市场需要监管。”实际上，很多务实的华尔街人相信，一个充满活力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给予公众对证券的信心对证券业是一个积极因素，对它或者它的权威的任何削弱都是不好的。不过，人们对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是不是真的打算像他说的那样做，还存在广泛的怀疑，这倒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的惊惶。人们普遍知道，尼克松的竞选资金大部分来自华尔街，当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副主席伯纳德·J·拉斯克（Bernard J。 Lasker）是尼克松的密友和主要出资人，狄龙欣锏鹿荆―illon Read）的彼得·M·弗兰尼根（Peter M。 Flanigan，后来是白宫富有争议的高级助理）是竞选的关键人物。人们推测，或许尼克松只是以政治竞选中的巧言令色精神，试图只拣他认为华尔街喜欢听的说。甚至有传言说，那封信不经候选人过目就被发了出去，惊慌失措的尼克松支持者大力推动了这一传言。
这种推测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当中忠于职守和富有才干的成员和员工毫无安慰作用。假如尼克松当选，他们所面临的，毫无疑问，是在一个要么反对他们的一切努力，要么做出反对的样子的总统手下工作。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不令他们的士气受到打击。科恩担任主席的四年期间，证券交易委员会着重实施监管，而轻于纸面工作，但起码它既富想象力又富进取性，使大部分员工既充满干劲又感到愉快。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内部人都明白，在这里表现出众的人都既坚持原则又有自我牺牲精神，因为华尔街和律师事务所总有更高薪水的职位等着他们。现在，尼克松的这封信使这样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这封信公开后几周之内，一小部分人才从证券交易委员会流失。11月，尼克松当选后，人才开始大规模流失。
一群富有才干、经验和动力的中坚分子留了下来，进入新政府领导下的新的一年。他们仍然从事着审批新股票登记的日常工作，等着看尼克松将任命谁为科恩的继任者。对证券交易委员会中的激进主义者来说，尼克松2月任命的人选绝非令人愉快的人选。哈默·H·巴奇是一个身材矮小、秃顶的前国会议员，来自爱达荷州，在政治上受到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的保护，后者曾在1964年作为共和党人受约翰逊总统的指派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巴奇法官—人们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曾在爱达荷州担任过很短时间的联邦法官，或许还因为这样称呼很好听—碰巧曾坐在科恩的左边，科恩曾多次嘲笑这一称呼。从政治上讲，巴奇法官绝不比科恩左。相反，他是一个有着中庸共和党人思想的和蔼可亲的共和党人，对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角色和职责，他认为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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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10）
上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第一天，巴奇出乎人们意料地强烈公开攻击了联合企业和它们在股票市场上与共同基金勾结的行为，标志着尼克松执政运动的开始。最终，###官理查德·W·麦克拉伦（Richard W。 McLaren）的办公室将成为这一运动的指挥中心。但巴奇最初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只是昙花一现。与司法部不同，证券交易委员会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限制联合企业的势力。当1969年夏季到来，华尔街到处盛行的投机泡沫即将撑破时，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现出昏昏欲睡的迹象。按照尼克松的承诺，“过度监管”消失了；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制定任何管理计划的迹象；有传言（后来被证实）说，证券交易委员会自1968年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关于机构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的大规模研究逐渐停止；甚至有证据显示，反股票市场欺诈的基本监管活动也被放松。最令人吃惊的是，7月，公众不慎了解到，巴奇法官虽然担任着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一职，却坦然地接受了投资者多元化服务公司（Investors Diversified Services）年薪8万美元的一个职位，该公司正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范围内的一家大型共同基金。
考虑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此时正在与投资者多元化服务公司就其经营方式展开讨论这一事实，巴奇的行为已构成丑闻，至少对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来说是这样。巴奇法官对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做出了令其满意的解释。但即使按照最宽容的解释，巴奇在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职务的同时，实际上，是在他上任才6个月的时候，接受高薪业界职务的草率行为，为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树立了最糟糕、最打击士气的榜样。可以预见，他们效仿了这一榜样。到5月，对如此多出色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辞职，巴奇法官开始表现出惊恐和疑惑。
到1969年秋天，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才储备和士气都达到最低点。尼克松任命的两名新委员，一个纽约州北部来的会计师和一个保守的毫无证券业背景的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加强了放任自由的保守主义者在委员会中的多数地位。一年多以前就开始的对股票经纪收费的听证会仍然悬而未决。巴奇法官欢欣鼓舞地向华尔街保证，它将进入“自我监管”，从他的办公室不会发出对它的干预。一名醒悟过来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员工发出听天由命的保守评论：“监管正在放缓。”
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管并未放缓。从证券登记、颁布新法规而不是实施现有法规的意义上讲，证券交易委员会比以前更繁忙了，新的股票和证券登记申请滚滚而来—7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有1 000项申请，金额达到120亿美元—来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大楼办理申请的商人们需要领取号码来确定顺序，就像拥挤的肉铺门前的消费者。与其他登记机构一样，证券交易委员会向前来登记新发行证券的公司收取费用。收费的目的是弥补员工成本，并为委员会的执法、监管和计划等其他活动提供资金。1969年，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收费颇丰，而支出颇低。于是，本应该由于其对华尔街的监管工作从纳税人那里获得报酬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这一年年终，自己的盈亏线却显示—盈利。
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1）
一年半内3 000亿美元的损失分摊到3 000万投资者头上—这就是沸腾年代酿成的苦果；联合企业及其鼓吹者的协同效应和“2加2等于5”的理论酿成的苦果；投资组合奇才们搅拌客户资产酿成的苦果；富有创造力的会计师们编造的盈亏线故事酿成的苦果；每周两股的承销商向股市倾倒垃圾股票酿成的苦果；股票推销商为了赚取快速佣金充当掮客酿成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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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书所写的20世纪60年代与20世纪20年代的相似性来讲，1970年年初与1929年春末非常相似。这两个时期，全美都出现了经济衰退甚至全面萧条的迹象，共和党都刚刚步履蹒跚地执政一年左右，还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它最好的朋友和最主要的政治客户—商业界。这两个时期，二流股票都出现了陡然下跌—一种隐性崩盘，因为流行的股票指数无法使之显现出来。这两个时期，投机情绪都继续高涨，银根却出现历史性的紧缩；这两个时期，政府一方面试图压制投机和通货膨胀，一方面试图带领经济走出衰退，联邦储备委员会都疯狂地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却收效甚微。
但至少二者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1929年，股票市场空前绝后地成为全国性狂热，随着它的瓦解，人们对它的兴趣反而上升；而在1970年，投资者的情绪却是一种宿命的情绪，华尔街在遭受股票价格下跌的同时，还遭受了交易量的下跌。
道琼斯指数年初为800点左右，比1969年年初下降了大约15％。整个1月，市场都在缓慢而无情地下跌，到29日，道琼斯指数降至768点，达到三年来的最低点。2月和3月，出现微弱反弹，但交易量仍然很低。以美国证券交易所为例，交易量日复一日地创下本年最低纪录，尤其是3月纽约市邮递员罢工期间。终于适应了1968年和1969年每天数百万股交易量的经纪公司，由于成本高昂，现在需要交易所日交易量达到1 200万股才能赚取足以弥补成本的佣金。现在他们正在快速亏损，到4月的第一周，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得不同意对所有1 000股以下的交易征收15美元的附加佣金。有的人，比如汉斯·瑞尼西（Hans Reinisch），一个自诩为证券业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① 的年轻人，认为在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