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15％的薪水，这意味着，一名年薪万美元的员工每周少领取72美元。到11月，在纽约显而易见的是，申请福利救济的非波多黎各白人比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增加得更快。在纽约州就业服务中心的专业人士就业中心，要求领取失业救济的专业和管理人士在一年内增加了100％还多。人们开始听说股票经纪商开出租车，艺术总监从事版面设计，会计师接受锐减的工资并有生以来第一次支付中介费。这年冬天的曼哈顿，供出租的豪华轿车供过于求；许多歌剧赞助商记忆中第一次出现了几乎每场大都会歌剧院演出都有空座的情况；许多以前光顾萨克斯第五大道（Saks Fifth Avenue）① 的消费者现在选择光顾Klein’s或Alexander’s，许多原来的出租车乘客现在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12月，大学里的就业指导员开始向毕业生告知职位的大幅减少，并警告他们对第一份工作挑挑拣拣的日子结束了。大部分大工业公司开始大幅减少校园招聘，有的削减幅度达到一半。高学历就业市场变成小型灾区，新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找到工作的比率只有前一年的一半。习惯于看着有钱的家长们为子女的就读发愁的城市私立学校，突然间互相展开竞争，争夺稀少的申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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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6）
诸如此类。没有出现排队领取面包的情况，但人们现在吃的是面包，而不是蛋糕，苹果而不是火焰冰山。而忧虑的政客们对不断恶化的形势的反应则更加讽刺地重演了历史。1970年即将结束，国民生产总值自195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全国工业只实现了生产能力的3/4，经国会同意，总统开始运用赫伯特·胡佛的应急点滴投资理论，试图通过国家向商界的转移支付，保住旧有工作职位，并创造新的职位。到年底，国会已经投票通过了赋予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试图以经济援助使该公司免于破产，从而保住6万名员工的工作；破产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即将获得亿美元的联邦贷款，使它的火车能够继续运行，它的员工能够继续工作；一家新的政府公司美国铁路（Amtrak）正在组建，它将经营全美所有的城际铁路；政府的造船部门也将迅速扩大。一切都很像胡佛的著名商业救济之举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的再现，不同在于复兴金融公司与请求帮助者之间展开了比现在的尼克松政府更为艰难的讨价还价。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两个时期新的相似之处不断出现。1971年，尼克松不断否定由政府直接提供工作机会的计划，就像胡佛1930年和1931年所做的那样。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疲软。当美国1933年4月18日最终被迫放弃美元兑黄金的承诺时，离1929年股市崩盘正好过去了三年半。这一次，政治需要战胜国家荣誉的一幕降临得更快。当1933年美元失去与黄金的兑换能力的旧事于1971年8月重现时，距离1970年大崩盘只有一年。
历史，从经济的角度看，似乎变成了不断重复的噩梦，而美国就是不能从中醒来。但对华尔街来说，这一次噩梦有了新的内容。1970年下半年，华尔街，与其不幸的投资者不同，表现出陷入不可逆转的破产迹象，美国证券市场即将进入完全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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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沸腾的岁月（1）
《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暗示公司的利润业绩—股市繁荣的基石—是另一个假象。根据《福布斯》的估计方法，索尔·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腾岁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辉煌年代没有产生过任何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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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沸腾岁月的墓志铭：
1970年10月中旬，格莱姆克公司管理层中止其濒临崩溃的离岸基金的赎回和销售的前一周，皮埃尔·塞林格董事高坐在他在伦敦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亲切地对一名记者说：“离岸业务是一只死鸭。” 于是，曾经38美元一股的格莱姆克公司股票以美元就能买到。
1972年6月，伯尼·康菲尔德（更准确地说，曾经的伯尼·康菲尔德）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的一大笔优先股在日内瓦以每股1美分的价格转手。
1968年底到1970年10月1日之间，28家最大对冲基金的资产下降了70％，合亿美元。（理论上讲，在各种金融机构当中，对冲基金的组合能够帮助它从市场崩盘中幸存，或许还能从###利。但只是理论上。组合不是天才，即使对高高在上的对冲基金来说，唯一的天才也是上涨的市场。实际上，它们的经理与其他人一样被沸腾的情绪左右，干脆忘记了及时对冲风险。他们中最有先见之明的一位碰到极佳的运气，或者说做出了极佳的判断，在1970年5月27日市场转向的时候开始大规模卖空，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一家1971年倒闭的对冲基金的严重受害者包括洛伊斯公司的老板劳伦斯·蒂施、奥本海默公司（Oppenheimer and pany）的合伙人利昂·利维（Leon Levy）、华纳兄弟公司（Warner Brothers Seven Arts）前老板艾略特·海曼（Eliot Hyman）以及唐纳森、卢弗金和简莱特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卢弗金（Dan Lufkin）。愚蠢的投资者可以在一起落马的最聪明的投资者，或者说前投资者身上找到安慰了。
1970年8月，《20世纪基金》（Twentieth Century Fund）发表了沃顿商学院教师欧文·弗兰德（Irwin Friend）、吉恩·克罗基特（Jean Crockett）和马歇尔·布鲁姆（Marshall Blume）撰写的关于共同基金的研究论文。该论文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对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的平均加权或非加权投资带来的收益率，高于共同基金1960~1968年期间的总体收益率。”简单地说，根据论文作者的数据，亦步亦趋地选择股票比把自己的钱交给专业投资组合经理更加有效。
如果说这一结论暗示着快枪手基金经理们的投资业绩不过是大众的疯狂造成的假象，《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暗示公司的利润业绩—股市繁荣的基石—是另一个假象。根据《福布斯》的估计方法，索尔·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腾岁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辉煌年代没有产生过任何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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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个人危机过后会有悔恨，公共危机过后则有改革。1969~1970年华尔街危机尘埃落定之前，实际上，在其最后阶段结束之前，改革就开始了。1970年12月，国会通过并由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一项成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的法案，简称Sipic。这是一家联邦会员制公司，由证券业出资，用来保护破产经纪公司的客户，减少他们的损失，限额为每人5万美元。纽约股票交易所现在宣布，每一个在1969~1970年由于经纪公司破产而遭受伤害的投资者又将获得保全了，甚至包括8月被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的普恩、第一德文郡公司和罗宾逊公司不幸的客户。纽约股票交易所对他们的短暂抛弃现在看来似乎是使得Sipic法案获得通过的筹码。但考虑到诉讼和法律的延迟，一切还需要时间。1971年仲夏，破产经纪公司的大约万客户仍在等待他们的股票和现金。到1972年底，差不多每个人都被保全了。
就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纽约股票交易所开始从内部改革。1972年3月，交易所成员投票决定对其管理机构进行民主化重组，用新的由21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其中10人来自华尔街以外，取代过去由33人组成的由华尔街内部人主导的委员会，并用带薪主席取代过去无薪的名义上的兼职主席，比如拉斯克。新管理委员会以改革的精神，在7月的首次会议上选出第一位带薪主席，詹姆斯·J·尼达姆（James J。 Needham），他并非华尔街人，而是一名会计师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员。被选入管理委员会的首批“公众”代表大部分是不太可能赞成小投资者观点的富人实业家，这意味着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这一改变毫无疑问代表进步。
那么，是谁的建议被采纳为华尔街11号的更加民主的新模式呢？是小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就是那个曾经早熟而认真的年轻经纪商。惠特尼丑闻之后，1937年刚过30岁的他便担任对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民主改革的委员会的秘书，并于第二年成为改革后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第一任总裁。对于马丁而言，早已退休的他在1970年12月受到拉斯克的紧急请求，生命中第二次花费半年时间研究如何将纽约股票交易所由为其会员服务的俱乐部变成为公众服务的市场，一定是一种奇怪的旧梦重温的体验。
这就是最后的讽刺：历史不但在事件的演变方式上重演，而且连主角也同原来一样。但是，如果说华尔街的20世纪60年代在许多方面是20年代的重演，那么，它的沸腾岁月则是这个年代大趋势的个性反映，折射和投射出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10年的困境、疑惑和恐惧。比如，让我们看一看主导这10年的富人欲望的微妙变化。60年代初的爱德华·M·吉尔伯特身上有着20年代受到推崇但现已消失的美国风格，富有上升到原则高度的个人和社会责任感。杰拉尔德·蔡渴望并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一个更加理性的美国梦，那就是贫穷的移民凭借自己的智慧在这个自由的国度获得成功，他在1964年和1965年达到顶峰，这正是约翰·肯尼迪遇刺和1967年巨变风暴之间的平静时期。1968年和1969年的索尔·斯坦伯格是当时为人们熟悉的国家舞台角色的金融版，这个年轻而鲁莽的外部人试图靠打败内部人而挤进来，结果，与同时代的美国反叛者一样，被打败了，并且承认自己的失误。伯纳德·康菲尔德，既冲突又同步的全国趋势的代表，用他的生命而不是笔著成了一篇讽刺文学，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夸张版本；不愿屈尊加入所谓的老派堡垒，而是尽可能明目张胆地鄙视它，正如他所做的那样。最后，主导华尔街60年代末的两个人物拉斯克和佩罗，恰当地反映了回归更加保守和传统的社会责任的全国趋势。他们坦然地爱着这个为他们的个人抱负提供了良好竞技场的国家，作为报答，他们做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拉斯克将全副身心投入对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拯救，佩罗则将自己的大笔财富投入同一事业，还曾以一架波音707飞机作为他的罗西南多① 四处奔波，像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徒劳地试图营救困在北越南的美国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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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沸腾的岁月（2）
时尚和方式在变，但致富的渴望不变。最大的金钱追逐者们的风格和动机则如最大的情种，他们的套路一样微妙地反映了所有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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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或者说小投资者，这些华尔街的“消费者”又如何呢？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和20年代一样无情而有计划的诈骗了吗？联合企业和绩效基金像过去的合伙投资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一样冷酷地对待他们了吗？还是如同骗局的受害者一样，他们应该把主要责任归在自己身上？
首先，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股市的大输家。不幸正巧于1970年7月股市跌入谷底的时候，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布了最新全国股民调查结果。我们已经看到，总股民人数达到3 100万，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股民。这意味着股民人数自1965年以来上升了，那时的股民人数刚刚超过2 000万。因此，毫无疑问的是，近1 100万人是在道琼斯指数接近1 000点的1965年和大约650点的1970年年中之间首次进入股市。1969~1970年股市崩盘中总共3 000亿美元的账面损失中，到底有多少是由这1 100万新投资者承担无法计算，但可以肯定，1970年7月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布人民资本主义重新到来的最新证据时，人民资本主义已经使至少1 000万美国投资者，或者美国全体投资者的1/3，比原来更加贫穷，而且贫穷了数十亿美元。
20世纪60年代，或者为了购买第三辆车，或者为了去加勒比旅行，或者为了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或者只是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曾经投资于凌·特姆科·沃特、里斯科、梅茨基金或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人们，相对于1929年同样进行危险的孤注一掷，投资于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雪兰多或阿里范尼的不幸者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多亏了证券法案和证券交易委员会，20世纪60年代的投资者在技术上受到联邦法律完全信息披露要求的保护，可以免受公司欺诈的伤害。当然，关键字眼是“在技术上”。如果投资者完全懂得合并会计的深奥含义，他或许不会投资于凌·特姆科·沃特或里斯科；如果他抓住了基金投资组合中存信股票增值的奥秘，他大概不会投资于梅茨基金；如果他阅读并且读懂了全国学生营销公司1969年年报的脚注，他几乎一定不会把积蓄交给这家公司。那么，问题是，业余投资者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只有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股市的进进出出上，而且拥有这样的理解力。他没有权利依赖他的经纪商和共同基金经理的投资技巧和人格吗，尤其当他们的判断力如此频繁地受到最权威的投资机构、全国性银行、大基金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基金会的肯定时？简而言之，相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股票投资游戏的规则对业余投资者是公平的吗？
实际上，不是。当美国最精明的企业金融家和他们的会计师在法律范围内不断寻找新的欺骗方法时不是；当本应冷静的基金经理在追求迅速业绩的祭坛前成为疯狂信徒时不是；当经纪商对客户利益的承诺不断遭到私人利益或佣金压力的削弱时不是；当代表投资业风度的领导者们像业余人士一样贪婪而鲁莽地投机时不是。完全信息披露在20世纪60年代的股票市场上总的来说是一次失败，只给了小投资者虚有其表的保护。而这一失败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程度的披露能够成功保护投资者。规则可以加强，正如这10年以及今后会出现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