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开始延用到刑事案件的侦查上，血型及指纹辨别的侦查方法逐渐在刑事界使用。而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刑事鉴识的技术也越来越准确，越来越能见微知著。
这门学科的难度很深，除要有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外，还要全面了解美国的刑事系统、法律系统以及警方的作业方式。这门学科真正成为显学是在1965年以后才开始的。在1930年代，全美只有3个刑事鉴识化验室，到了1965年时，全美的化验室增加到100多家，用科学方法在法庭上鉴识物证越来越盛行，但是当时只有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设有刑事科学学系，后来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随后跟进，设立了全新的法庭科学系。
由于在台湾曾受过警官的训练，也参与过初步刑事鉴识，我觉得这一专业既能让我发挥专长，又能满足自己的兴趣，便决定去提出申请。过了不久，我顺利地申请到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新设立的法庭科学奖学金，正式攻读学士学位。另一方面，我并没有辞去化验员的工作，仍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课。
从化学系转到法庭科学系后，功课更加繁重。系里有一位名叫彼得·迪佛斯特（Peter DeForest）的教授。学生都称他是全校最凶、最严格的教授，每次考试都是几百题，班上的平均成绩是40分，但是我每次考试都得到80分以上。每次考完试后，其他美国学生都很佩服我这个中国学生，偏偏我的高分拉高了平均分数，害得他们的成绩受到影响。后来我与迪佛斯特合著了多本刑事科学方面的教科书。
学士学位除要求选修本科系的课程外，还必须选修一些通识课。我对每一门专业科目都十分认真，但对必修的音乐课一点也不感兴趣。学期末，学生要写一份音乐欣赏报告，我听完音乐后发觉一窍不通，便写了一份乐曲声纹分析报告，用科学方法来分析音乐节目内的音波音调。结果教授发现我的报告与众不同，这门课程我也得了个A。
另一门必修的通识课是体育，我选了武术课。在第一次上课时，教练让我按照他的示范动作完成一组动作，我只好亮一手，表演的动作比教练还好，同学都看得拍手叫好。最后这位教练告诉我可以免修体育课了，直接做他的助理教练了。
留美奋斗（2）
教授基础生物的甘斯兰教授在上完几堂课后也跟我说，我所掌握的生物学知识已超越该门课的内容，可以免修这门课。但是我觉得甘斯兰教授的学识渊博，十分乐意替学生解疑排惑，仍坚持选修这门课。除完成他指定的作业外，我还花很多时间待在化验室里做更进一步的实验，有时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实验没有完成，我就连周末也抽空赶来完成。
甘斯兰教授看到我整天往化验室钻、得不到结果就不罢休的劲头，他跟我说：“亨利，从你的行动中，我看得出你是科学家的料子。”我听了这话受到很大的鼓舞，因为当时很多美国同学都觉得警察不可能成为科学家。甘斯兰教授对我的这番鼓励，让我更坚定信念。渐渐的，我和他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也合著了多部著作。
我在两年内就完成了4年大学的所有课程，在1972年顺利地取得学士学位。毕业后，我仍留在纽约大学的化验室工作。主持化验室的诺贝尔奖得主奥卓亚教授，专门研究遗传因子从DNA转变为RNA再转变为蛋白质的过程，我在实验中主要负责导因反应实验，研究人体如何产生及控制酵素等，并且一边工作一边深造。1年半后，1974年，我在纽约大学取得了生物化学及分子化学的硕士学位；同时，我还选择一些生化方面的高深难题作为研究的科目。
这时候，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孝约，妙娟也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有了一些积蓄后，我们在中国城附近买了一间小公寓。这样一晃就是10年。这10年的美国生活相当艰苦，但是有了间属于自己的公寓，有了个甜蜜的家庭，以及几个学位，自己觉得这10年并没有白白浪费掉。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继续留校攻读生化博士学位。在1975年，我经过1年的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一般的美国学生需要三四年，这种速度让许多美国同学对我这位黄皮肤的同学刮目相看。
人在一生当中会不断地为前途作出抉择，就如走路一样，每走一段路就会遇到交叉路，就要选择往哪个方向前进。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心想自己向来就对警政及侦查有兴趣，假如不在这个时候回到这个专业，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作了决定选择深入刑事鉴识，走进了冷门的行业。很多美国教授和同学都觉得我很愚笨，他们认为我是在世界知名的教授指导下领取到的学位，做了10多年研究，竟然就这样将这一切都抛弃，而选择当时无人问津的行业。
当时，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正在招聘一名刑事科学助理教授，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返警政的难得机会，便提出正式申请。校###得我的学历最好，但是他们怀疑我的语言能力。中国人在美国学术界往往受到歧视，美国学术界多半认可中国人的学历、经验以及出版的著作，但是怀疑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校方为此事投票表决，他们因为怀疑我的语言能力而将我排在第二顺位，另一位白人候选人虽然学历及研究经验不如我，但是在第一顺位。校方安排入围者试教，让学生参与评审，所有学生都投我的票，校方不得不听从学生的意见而聘请我出任该校刑事司法科学的助理教授。
教职确定后，我们便举家从纽约迁往康州。
康州人口中，每100人中就有78位是白人，他们的祖先来自英国、意大利、爱尔兰、波兰、法国或加拿大。其他的族裔还包括黑人、拉丁美洲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直到1970年代初，才出现亚裔居民，亚裔居民目前有5万人左右，人数的增加十分迅速。
我任教的纽黑文大学就设在康州的第三大城市纽黑文。这个城市位于康州的南端，就在大西洋的西岸旁，市内有著名的耶鲁大学。我的学校与耶鲁大学的历史相比当然显得年轻，不过，这所大学却给我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我在大学教授的科目是犯罪侦查及刑事鉴识。许多学生对这些学科都不熟悉，往往是因为系里规定必选而不得不上。再加上当时刑事科学仍在起步，许多传统的自然科学教授都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此外，学校的大部分学生和教授都是白人，像我这样的黄皮肤的亚裔教授屈指可数，一些白人老教授也抱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我，私下认为我可能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未必是一位好教授。
留美奋斗（3）
面对这些挑战，我并不气馁，只有加强课前准备工作，并且以许多实例来阐述与介绍这门新兴的学科。
我向学生介绍说，美国的司法体制是建立在证据的根基上，要证明被告有罪或清白，除人证外最重要的就是物证。
物证能证实嫌犯是否有犯罪行为，或者证实罪名是否成立。例如，要证实强暴罪，必须证实性行为是在被害者反对的情况下进行，因而被害者被撕破的衣服、身上的擦伤痕迹之类的证据就足以证实性行为是在未获得被害人同意下进行的。审理纵火罪时，检方必须证实被告是蓄意纵火的，不只要在现场搜集的证据中检验发现有汽油的成分，还要证实被告曾购买与运送汽油，罪名中的蓄意成分才能成立。
物证经过刑事鉴识还可以将嫌犯与被害人或犯罪现场连接起来。例如，一名强暴犯在离开被害者的家后不久被警察逮捕，警察在嫌犯的裤子下端发现一些猫毛，而嫌犯无法提出合理的解释。再进一步检验，发现这些猫毛与被害者家猫的毛一样，因而被定罪。
物证经过刑事鉴识，还可以辨认出犯案者的身份。例如，偷窃保险箱的罪犯都知道不能在现场留下指纹，因而作案时都会戴上塑料手套。但是一些罪犯往往在得手后顺手将塑料手套丢在附近，虽然作案者自己觉得是天衣无缝而沾沾自喜，不过，刑事鉴识专家能将手套内的潜伏纹用化学方法及红外线显示出来，也可以找到嫌犯的DNA，将案犯绳之以法。
刑事鉴识还可以还被告清白。例如有个案子，两名分别为8岁、9岁的儿童指控一位60岁的邻居在饮料里下药，服药后他们神志不清，这位老人家就调戏他们，触摸他们的性器官。但是经过检验他们的尿液样本，根本找不到服药的证据，再次向这两名儿童查问时，他们才承认这是他们编造出来的故事，因为他们讨厌这个老头。
物证可以证实被害者的证词。例如，有一名女子在搭便车时遭驾驶用刀挟持，企图强暴，女子竭力反抗，手腕被割伤。后来驾车男子被捕，警察发现他的外套上有几点血滴，他辩称是刮胡子不小心割伤滴下的。刑事鉴识化验室发现这件外套上的血滴与被害者的血型相符，且并非嫌犯的血型，检方据以起诉这名男子，陪审团判定这个男子有罪。
物证经刑事鉴识后得出来的结果，时常会使嫌犯觉得铁证如山，因而低头认罪。例如，美国曾有一段时间牛肉价格高涨，偷牛案件频传，有一名嫌犯被控盗屠，但他否认。警察发现他的衬衫染有血迹，他说这是他干活时不小心受伤流的血。刑事鉴识的结果显示这不是人血，而是牛血，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偷宰牛只的行为。
物证会比目击证人的证词更加可靠。有时，目击者无法记清楚案发时的详细情形，往往自己编造一些细节去填补空白，这种填补的行为是潜意识的，他们的证词通常是表达自以为看到的东西，再加上视觉、听觉等方面的问题，目击证人在法庭上时常被问得哑口无言。相比之下，不论是检方或辩方的专家，如按照正常的科学方法来鉴识物证，结果都会是一样，因而可信度也颇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多宗案例的裁决，使物证在法庭上的地位更高。例如，在美国刑事案件的审理中，陪审员都希望见到物证。美国电影电视的警匪节目，压轴的审判中都会有各类的物证出现，对于深受影视文化影响的社会大众来说，眼见为实，他们都在看到物证后才相信检方或辩方的说法。
看到学生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而且不停地做笔记，我知道他们已不再觉得这是一门枯燥乏味的学科。我进一步解释说：
刑事鉴识能重建犯罪现场，通过科学的方法能确定案发时的事件顺序，辨别案犯的犯罪手段，从而研判其犯罪动机。
刑事鉴识学，其实包罗了许多专业，其中包括负责搜集现场证据的犯罪现场调查员、解剖尸体以了解死因及死者身份的法医，此外，还包括法学牙医、法学考古学家、法学心理学家、法学工程师、法学药理学家、法学声纹学家、枪支弹道专家等。因为深厚的专业素养，这些犯罪学家比福尔摩斯还神通广大，因为他们不单纯依赖逻辑推理，同时还能让现场的证据说话。要成为一位出色的刑事鉴识员，首先必须在自然科学的基础课打下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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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奋斗（4）
我对这门学科的介绍吸引了许多学生。毕竟，在美国平均每153人中就有1人可能成为谋杀案的被害者，每20分钟就有一起命案，每9分钟就有一宗纵火案，每52秒就发生一起抢劫案，对于在这种犯罪活动司空见惯的环境下长大的学生来说，利用科学方法来破案的课题相当有吸引力。同时，他们也对其他的自然科学也更加感兴趣了，其他教授私下也感激我对学生的启发。在任教的第一年，我就被评为年度最杰出教授，结果，1年前怀疑我语言能力的几位遴选委员会的教授都向我道贺。第二年，学生又将我评为年度最杰出教授。第三年，学生会又要提名我角逐年度最杰出教授时，我婉言拒绝，建议他们将这荣誉赋予其他教授。
同时，我也不断地向刑事鉴识科学的期刊投稿，介绍刑事鉴识的新技术。我不分昼夜地工作，助理教授每个学期只需要教12个学分就可以，但是我自愿教20多个学分的课程。就这样，3年内，我从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进而为终身教授。在3年内擢升为终身教授的例子在这所大学并不多见，尤其是对于我这位黑头发、黄皮肤、英语略带中国口音的外来人来说，是一大肯定。后来学校设立了刑事鉴识系，设立时只有我一位教授。不久，随着学生的增多，以及社会对刑事鉴识人才需要的增多，教授人数也开始增多，我也升任为该系的系主任。一般来说，终身教授和系主任每学期只需要教授6个学分，可是，我依然每个学期教20多个学分的课程。
刑事鉴识系虽然成立不久，但是我们十分重视实验研究。刚开始时没有化验室，我们就自己设计，我和同学们一起利用周末时间来粉刷、装修。后来争取到许多研究经费，化验室的规模也变大了。
除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知识外，我在课外尽量和学生打成一片。许多学生失恋或情绪低落时，深夜来敲门，妙娟都会起来煮些咖啡，和他们谈话，开导他们，就这样慢慢地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名来自德州的学生，后来做了律师，每次从德州返回康州探亲时必先到我家来探望我。我建议他先回家探望家人，他总是说：“李博士，您是我的恩师，是您改变了我的一生，您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
我十分注重实务与理论的配合，因为纸上谈兵光是在课堂上并不能培养出杰出的刑事鉴识人员，学生必须亲自实验才能得到经验。创立化验室后不久，我们便主动向当地的地检署提供免费的证据鉴识及咨询服务，但是警察局和地检署都不愿意将案件的证据交给我们化验。虽然我一再向他们解说并保证化验室的作业程序及品质将与他们自己的化验室一样，但是他们始终不信任而不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就将服务的对象转向公设辩护律师处。
公设辩护律师处是政府为清贫人士提供的刑事辩护服务机构，辩护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