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之死- 第1部分

内容简介
追忆大师，复兴国学——《国学大师之死》
　　国学班开办、国学大师开评、国学短信开通、国学博客开放……“国学”成了眼下的热门词汇，从中我们看到了国学复兴的曙光。同道新文推出了这本《国学不能大师之死》，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点燃千万读者文化火炬的一根火柴。
　　作者选择了13位国学大师，再现了这些国学大师临终时的场景：康有为中毒猝死青岛，梁启超被误割左肾，病重而逝，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酒会上，手里端着酒杯溘然长眠，书还分别记述了这些大师死后的不同遭遇：蔡元培得到国共两党的共同追悼，辜鸿铭死后两女寂寂为尼，钱穆死后儿子却不能奔丧。
　　通过对13位国学大师死亡情形及其死后哀荣的再现，作者还以通俗的语言勾勒了这些大师的国学成就，并将之与历史、社会状况相结合，展现他们在时代大变局中所作出的人生选择，刻画了十三个不一样的人生历程。
　　在每篇文章后，我们选择了有代表性的逸闻趣事，绘制了每个人的“关系图”和“人生轨迹图”，以图表的形式突出他们的社会交往和人生轨迹，展现其人生全貌。
　　对这些国学大师人生历程的回归，并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现在重提这些国学大师更重要的在于，希望从这些国学大师的死，呼唤国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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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同道先生的这本书，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的书名——《国学大师之死》。书中所写的13位国学大师，中国的知识界并不陌生，但为什么集中写他们的死亡呢？
　　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国学”究竟是什么？
　　本书认为，“国学”是一种以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学术知识为载体，以知识阶层的思想观念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因此，书名中的“死”，就具有了两层含义：
　　一、通过对13位国学大师死亡情形的再现（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时代背景、临终遗愿、死后哀荣），解读其文化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激烈冲突，展示其在时代变局中所作出的历史抉择，由此使大家看到13个不一样的人生命运；
　　二、从文化价值观传承的角度讲，“国学大师之死”，象征着“国学”的衰亡，亦或说，在民国一代学人手中，“国学”的价值内涵发生了大断裂。极端而言，已成为一门“绝学”，或曰“绝唱”。
　　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是这次历史性大断裂的开端。
　　1906年9月2日，光绪帝颁布上谕：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1912年1月19日，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5月，第二道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氏又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学校祭孔之风从此断绝。
　　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掀起了强大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改文言文为白话文。
　　民国九年（1920年）###下令：小学一二年级国文课本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作者注。）。
　　民国十二年（1923年），###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再明令各省：中小学采用统一的语体文、注音符号和国音。从此，以《十三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经典，从中小学课堂上消失，而在高等学府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只有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的，才有可能作为必修课程学习。从这个角度讲，有人把本书中的13位学人称作“最后的国学大师”，并非言过其辞。
　　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了这些政策的出台？我们的研究结果是，时代的主题是压倒一切的力量。
　　纵观1840年至2006年间166年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出中华民族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救亡——强国——富民——和平崛起。
　　1840年至1945年的主题是“救亡”，至于如何救亡，则经历了军事——法制——政体——教育——革命——文化这样几个阶段。这多种救亡方法，呈递进纵深的轨迹向前摸索。救亡的手段用到最后，就是“文化救亡”，所以我们不妨把新文化运动称作“文化救亡”。
　　至此，国人灵魂中真正的冲突开始了。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运动中，中西方文化层面的正面冲突正式拉开序幕。激进派从西方、保守派从历史分头寻找民族精神的原动力，最终激进派占了上风。胡适（1891~1962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全盘西化”，鲁迅（1881~1936年）的“打倒吃人的礼教”、“改造国民性”成为了时代最强音。
　　站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来看，这场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等西方价值观，成为了“救亡”成功的一大关键；但也正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儒家传统的价值观被不加分别地矫枉过正，因而错过了推动中华文化向“第三种形态”更新的进程。这不能不说是赖以“救亡”的实用主义精神的一个负面结果，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
　　也正因如此，后人往往忽视胡适、鲁迅等新文化闯将思想的另外一个层面：胡适尽管提出要“全盘西化”，但其目的是为了“再造国故”；鲁迅所鄙薄的只是宋以降的治国礼教，而对汉唐的大国气象十分崇尚。进一步说，仔细读完书中所选的13位国学大师，你就能发现：他们到了晚年，无一例外地有向中国传统回归的迹象，只是程度、速度上有差别而已。这大概可以证明中国文化自有其历经“千年变局”而不灭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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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价
先生在今日，成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夫，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梁启超
　　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认同。……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陈独秀
　　（康有为）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全世界都在风起云涌的思想，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的突破口。——费正清
　　

七窍流血，猝死青岛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从上海搭船赴青岛。
　　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回味着10天前的七十大寿。
　　寿筵前一天，溥仪派人送来了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这让康有为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全然不管大清帝国的皇权已经消失了16年。叩拜完毕，又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上千份，分赠前来祝寿的贺客——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
　　寿筵当天，亲朋好友、门人弟子齐集上海“游存庐”为康有为祝寿。然而，此时北伐军正浩浩荡荡进军上海，孙传芳连连败退，康有为十分慌张，想把全家转移到安全处去，躲避北伐军的锋芒，这才有了青岛之行。
　　到青岛后，康有为住在先前买下的“天游园”别墅。3月29日，他来到中山路上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同乡宴。当他喝了一杯橙汁后，突然腹痛难忍，急忙回家。当夜呕吐不止，请了两位医生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0日，呕吐了一夜的康有为感觉毒已清除，非常健谈，晚上照例夜观天象。可是观看了没多会儿，突然独自大呼：“完了，完了！”。到31日凌晨2时，他忽然对身边的人说：“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似有交代后事之意。5时许，康有为“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死后不久，门人弟子要求溥仪谥之“仁忠”，但遭拒绝。又拟将其灵柩葬于清西陵光绪帝墓旁，让他们君臣相伴，也因经费不足作罢。十余天后，灵柩葬于青岛李村枣儿山（有人误作“象耳山”）。这是康有为生前从南方请了风水先生冒雨勘察了3天才选定的墓地。
　　

谁毒死了康有为？
上文关于康有为死前几天的情形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同乡、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康有为外甥李云光的记载。两人的描述中不约而同使用了“七窍出血而死”的字样，这极可能是一种非正常死亡的迹象。多数人认定与中毒有关。但是否有人故意下毒，不得而知，于是便出现了种种猜测。
　　康同璧认为父亲是“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据康同壁的女儿罗仪凤的一份交代材料所记，康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这种说法迄今未见任何其他史料记载，但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
　　也有人说是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曾派出四个刺客出京刺杀康有为。其中一人叫巫仿，慈禧曾赐给他白银10万两，命他秘密出京，刺杀康有为，杀康之后，另有赏赐和晋封。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康有为，终于在青岛成功。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之时，下诏赦免了一大批戊戌获罪人员，但不包括康、梁，可见他一直未被慈禧所原谅。但此种说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康有为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已发生变化。
　　康有为的另一位女儿康同环对此两种说法都不赞同。她在《先父的墓碑》一文中这样写道：“康有为卒前挣扎痛苦，七窍都有血渍，当然是中毒的现象。不过所谓食物中毒，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而牺牲的。”
　　近年来，出现了第四种说法。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投毒害死的。据这位吕氏后人说，当时英记酒楼的同乡宴请，吕振文也在座。康有为喝下橙汁后腹疼不已，还是吕振文用马车将他送回寓所。直到几十年后，吕振文才向儿子透露了实情：他是从日本天皇身边的人那里得到的确切消息，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因为康有为始终不同意溥仪跟着日本人走，还曾一度与溥仪一起和天皇对抗。为此，日本人一直怀恨在心，终于置之死地。
　　

死后因“国学大师”而遭罪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康的“国学大师”身份以及“保皇派头子”的头衔，遭到了“革命大批判”的“红色风暴”。1966年8月，青岛市第五中学红卫兵打着红旗，路上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到康的墓地掘坟开棺。但挖了一上午进展不大。中午学生们去吃饭了，留下一位姓赵的老师在此看守。
　　据目击此过程的人事后回忆：在掘开后的墓里面，有一个照壁似的石头墙壁，高约米，上面有四块独立的石头，刻有“国学大师”四字，每个字上都涂了红漆。石壁上方的平面，镶嵌着十多根两米长的石条，石条凿制时已设计咬合齿，石条之间咬合严密，几乎不留缝隙，当初康的棺椁就是由此悬下去的。在石拱门镶嵌着一块拱形石碑，高约80厘米，厚约35厘米，黑色，学生将此碑左上角砸掉，钻入之后，整座墓穴才被打开。棺木为红松，约４厘米厚，带有搬动用的扶手，棺材被打碎，暴露出白骨。与康有为同时死亡的３岁幼女尸骨未动，仍丢在墓穴内，学生从墓中拿出一串珠子，一把金锁，这把金锁是美国华侨送的，正面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背面则是“国学大师”，康有为左右手中均有一枚金币，一枚为日本金币，另一枚为印度金币，还有一枚玉佩。康下葬时身穿中山装，右脚边有一沓蟒袍玉带和很多清朝服装，蟒袍玉带上的金丝随风飘舞，有的就缠在槐树上。墓穴里还有一小石碑，上刻康有为四子三女的名字。学生将康的骨头扬了一地。当时，坟墓前还有一石头供桌，长约１。５米，厚约８０厘米，雕有四条腿，供桌的后面就是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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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史”第一章
康有为出身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爷爷当过连州“训导”，叔祖官至广西“巡抚”，父亲是江西“候补知县”。家业丰厚，优越的生活环境和两万卷藏书为康有为幼年潜心读书、增长见识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五岁便能夜读信件，口诵唐诗数百首。少年时，康有为从几位启蒙塾师教授的儒家经典里受到封建文化熏陶，有志于圣贤之学。与人交谈，言必称圣人，话必引经典。走路时，口里喃喃诵诗文，经常碰了墙壁或撞了树干才突然停步。有一次一早出门，午饭仍未归，家里人四出找寻，原来他蹲在村口厕所里看书入了迷。村里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半是期许半是揶揄的绰号“圣人康”。
　　与他之前和同时代的所有读书人一样，康有为在前辈的督导与教育下，试图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与多数读书人一样，康有为也是屡试不第，这让他很不甘心。
　　于是拜当时的大儒朱次琦为师，受“济人经世”之学，从学三载，阅书无数，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基。。但1879年发生了三件事，使得康有为的人生开始与别人完全不同。
　　第一件事是辞别朱先生，入西樵山读书四年，此次修行奠定了他一生的学力。
　　第二件事是入山读书时认识了在京任职的张鼎华（时为翰林院编修，以文学盛名于京师），从他那儿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和当时正在酝酿着的改良主义思潮，从而知道了京城风气、当时的人才，以及各种新书。从此决定舍弃考据、八股之学，专心养意，以经营天下为志。
　　第三件事是游历香港。他看到香港宫室瑰丽，道路整洁，不由得赞叹西人治国有法度，不能再把他们当作夷狄。于是，在拜读国人著作外，又开始阅读西学著作。
　　就这样，康有为在20岁出头时，已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萌芽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第四次乡试落榜，更加觉得清廷无可救药。于是决意不顾禁令，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此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先后七次上书，二十几次上奏折。，请求变法。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