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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柔下的桀骜
不过，有压迫就有反抗。所以“十分柔和卑下”的顾颉刚，在严厉的环境下，自然也培养着“桀骜”的一面。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时代大变局中，每每遇到激进的革命行为，他都会迸发出参与进去的冲动和勇气；二是勇于接受新的思潮，抛弃旧观念；三是对古人、他人的学术观点敢于怀疑，不盲从。
武昌起义爆发后，顾已无心念书，天天和同学们传阅上海的各大报纸，关注时事。“五四运动”爆发，当时顾颉刚正在苏州办理婚事。虽然没能亲身参与，但热情高昂，去信傅斯年、罗家伦两位先锋，劝其将风潮扩大。
说到顾颉刚一生学术成就的顶点——《古史辨》，则更有赖于顾性格中的那一份“桀骜”。
顾颉刚性格当中的“桀骜”基因，在怀疑古人、古书方面得到了极端充分的展现。1913年考入北大之后，顾颉刚在学术上的“叛逆”性逐渐显露出来。他经常被毛子水拉到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去听章太炎的国学讲座，听后十分钦佩。但对于章他也禁不住要抨击，并且想努力去超过他，起了个笔名“上炎”。为此常常彻夜读书，就此得了失眠症。
桀骜中的无奈
然而，说顾颉刚“桀骜”固然不错，但说其“不驯”恐怕并不是很准确。
其实，顾颉刚的“桀骜”在碰到环境压力时则往往生出许多的“无奈”。
１９１２年，身为中国社会党党员的顾颉刚革命热情高涨，怕家人阻拦，“未告知祖母妻子实情”，“托词”北上，意志似乎很坚定，但当父亲从南京赶到北京，潸然泪下，动以亲情，顾颉刚便“难以拒绝”，无奈南返，并听从父意报考北大去了。
顾的第一任妻子吴徵兰生病后，顾颉刚在北京多次去信哀恳家人为她治病，但父亲在外，继母在家则爱钱如命，暴戾专横，祖母又与孙媳性情不合，故一直拖而不治。顾颉刚虽然性情中具有革命性的冲动，虽然在最高学府中具有批判古今权威的勇气，但是面对家庭的压力，却没有反抗的能力。回到家里他也没有办法，十分无奈，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结发妻子死掉。至此，顾颉刚对家庭的怨恨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发誓不再续娶。
但是祖母和父亲“垂泪相劝”，希望他延续香火。面对垂垂老泪，他“深感自己不能率性而行”。亡妻入殓的次日，父亲就来商议续娶之事，他以心情不好为由推托。但随后休学期间，在医生、家人和纷至沓来的媒人的劝说之下，虽然觉得愧对前妻，但无奈之下，“开始认真考虑未来了”。
对顾颉刚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张静秋。顾颉刚的第二任妻子殷履安因病死于1943年，一年之后，顾与中学教师出身的张静秋结婚。张静秋抗战胜利后曾任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处事极有主见，重要时刻每每迫使顾颉刚做出选择。1948年秋天，顾颉刚在兰州大学教书，面对瞬息万变的时局，他写信给张静秋请她到西北来，而远在上海的张静秋则要求丈夫回到上海来，双方相持不下，张静秋发去电报一封，称腹中胎儿有早产、难产迹象。这一下，顾颉刚只好匆匆飞回上海，下飞机后才发现上了妻子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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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宜书为伴
写到这里，以顾颉刚的性格为坐标往回看，可以看到《古史辨》的产生，固然有顾颉刚本人的卓绝努力，但是这个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和科学方法带入20世纪的中国，通过主要代表人物胡适传递给顾颉刚，而顾本人又从古代历代学者中汲取了怀疑、批判的理性主义遗产和清代朴学的考据方法，中西两种学术精华在顾颉刚身上结合，又引发了潜藏在他本性中的性格力量，于是获得一片新天地。
而这样一种中西文化的交流又与蔡元培在北大所实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密切相关，校风由蔡元培开始大变，大量引进和扶植新派人物，积极支持新文化思潮。
时代的洪流，宽容的环境，得风气之先的老师、同学，彻底地将顾颉刚内心的那种革命性冲动充分地释放出来，使其精神达到了一生中的最佳境界。
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时代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在顾颉刚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得尤为剧烈，但是同样的时代却有不同的命运和结局。这其中，个人的性格起着关键的作用。顾颉刚自幼便是一颗读书人的种子。他一生最适宜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读书，一是教书。他像他的老师胡适一样，以奖掖后辈为人生快事，一生弟子如云，都是各个学科中的当家人，堪称天下为人师者的楷模。而作为读书人，自6岁起，至87岁去世，无论革命、战乱，还是政治运动中，他都片刻未离开书本。真可谓“一生只宜书为伴”。
1980年12月25日，是顾颉刚生命的最后一天。一个月前他因感冒发烧住进了医院。大概他已经感到死神即将降临，上午对女儿顾潮说：“我快要死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到了下午，他又坐在沙发上阅读《十三经注疏》，书中夹着一些作记号的纸条。因为有人向他约稿谈谈我国最早的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材料。
晚饭后，顾颉刚又向女儿顾洪说起第二天要写有关黄侃的回忆录。不料半个小时后，心脑血管疾病发作，医生全力抢救无效，顾颉刚溘然长逝。第二天，家属在医院整理遗物时发现，顾颉刚已经把日程安排填写到了１２月３１日。一张信纸上留有手迹：“黄侃，湖北蕲春县人”，“五四运动前，先在北大教中文系，后到中央大学教中文系”，“１９３６年病卒，年５０”，“点完《十三经注疏》”，“《周礼正义》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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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轶 事
被鲁迅戏称为“鼻公”
鲁迅杂文中频频出现调侃，在北大任教时给同事起的外号，都在丰富着他沉重之外的另一个侧面。顾颉刚是鲁迅众多对头之一，他的一个面部特点是长了个酒糟鼻子。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上就戏称顾为“鼻公”，有时干脆在毛笔信中用朱笔一点以代表顾颉刚。
多写少讲，遮掩口吃
当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上课时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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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钟即将敲响
梁漱溟的晚年即将来临。悄悄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早在1976年，即《人心与人生》基本写完时，梁漱溟就感到自己在尘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对尘世厌倦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1981年6月，终止了已经持续数十年的记日记的习惯，留在日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6月1日”，有日无记，此后再也没有日记——他已不再需要为尘世的事挂念。
事实也是如此。虽然梁漱溟晚年并没有停止为中国传统文化宣传的努力，但基本上停止了著述。
1988年4月13日，梁漱溟到良乡扫墓。这天风大，气候反常。梁漱溟回到寓所后，即感身体不适。4月25日，呼吸困难，病情加重，被送到协和医院。不久检查结果出来了，尿毒症。这几乎等于判了他的死刑。
家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梁漱溟，但是梁漱溟似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天，他把长子叫到床前说：“人的寿数有限，我的寿数到了。你们不要勉强挽留了，吃点药，听其自然发展吧！”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忽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情况危急。医生采取急救措施。心跳1分钟170次，继则急促下降。
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
梁漱溟断断继续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后闭上了双眼，安然去世。
接续三百年儒学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是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后给儿子写的信。
梁的自信则是来自于他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对此，同时代大师级学者牟宗三有过评价，他说：“（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接续”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继承，二是发展。由于清代学者关注的多是考据之学，对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挥，因此在新儒家看来，儒学可以算得上是断绝了三百年，直到梁漱溟出现才有了新发展。
梁漱溟从宋明理学入手，将西方生命哲学引入到儒学中，对陆王心学进行了“修正”。尊崇儒学，但不排外，将西学引入传统文化，正是现代新儒家的普遍特征，梁也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之一。其标志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这本书中，梁漱溟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别。由此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从而跳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局面。
他对儒家的找寻是有一个过程的。进入北大之前他崇信佛学，但是为何他进了北大之后会抛弃佛家的观点？又为什么他没有接受全盘西化的观念，而是转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呢？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漱溟作为同盟会会员，被派到天津《民国报》当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很快就看到了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对革命失望，开始信佛，一门心思想出家当和尚。但是他并不能忘情于社会。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苦难，时时触动着他。1917年，梁从湖南回北京。目睹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号召像他那样的人要起来拯救苍生。据说，翻阅完这篇文章之后，辜鸿铭摇晃着留有一撮辫子的大脑袋，称赞梁漱溟说：“有心人哉。”而胡适也在他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如果说社会责任感是儒家传统在他内心的根苗的话，那么父亲梁济的自杀则成为他走入儒家的导火索。梁济是为了传统文化而自杀的，父亲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殉葬，彻底使他实现了思想转变，走上了复兴传统文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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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儒者
在传统文化上来说，儒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问家。《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就是说儒除了学识的要求之外，儒者还要是一个积极入世、一个以自己的行动引导人、感染人的人。
梁漱溟亦如此。在当时社会变革下，他的实践围绕的只是一个问题：为中国问题寻找出路。
他寻找的第一条道路是革命。1911年，根本无心立宪的清廷迫于立宪派的请愿，炮制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很多人对清廷彻底失去了希望，转而支持革命。梁漱溟亦是其中的一个。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梁漱溟于是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成功，梁漱溟正好中学毕业，他没有继续上学，而是投身到政治活动中，任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的外勤记者。顶着记者头衔的他，出入于各式政党团体的本部，耳闻目睹了一桩桩、一件件政治中的勾心斗角和黑暗之事，让他觉得那些所谓的“革命”、“政治”、“伟大人物”，也“不过如此”。因对革命失望，梁漱溟开始崇信佛教。
很快，梁漱溟就又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条路：乡村建设。
梁漱溟说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年），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年）”。这一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工人、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和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有识之士一样，梁漱溟也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这一时期也是梁漱溟建立自己新儒家思想的时期。新儒家思想的建立为他思考救国道路提供了一个思路。他认为，光绪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学西洋，但是学习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结论，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二者长处的沟通调和，即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从1927年到1937年的１０年间，他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民族危亡成了救国的首要任务。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他开始接触共产党，逐渐认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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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儒内佛
美国学者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但梁拒绝接受，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佛家。他曾极认真地把自己和同为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相区别：“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熊十力也曾潜心于佛家，但是他最终抛弃了佛，转入到儒学中；梁漱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