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把孙中山在海外辛辛苦苦建立来的一些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自此之后，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但在内心深处，梁启超并未抑制住对革命的信仰。
造中国之一代新民
正当他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开始发生转变。戊戌变法的悲惨结局和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深入地研究，让梁启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徒变枝叶不变本原是万万不行的，而“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只是枝叶，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创办了《新民丛报》。
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了约11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4年。该报发行量最高达一万四千份，且每册一出版，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大概每册要经过20人的阅读。自此，梁氏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诚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在历史的转折点，以如火的激情，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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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国学
当梁启超在日本大力倡导改造“国民性”的时候，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希望转而寄托于革命；而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却从激进的破坏主义变为过去的保守主义。为此，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民丛报》和《民报》展开了大辩论，梁启超被革命派驳得理屈词穷。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
梁启超之所以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跟他所倡导的新民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因为，在民智低下，民众自治自理能力缺乏锻炼的国家，共和会成为一纸空文，仍由强权人物实行君主之实，民众则俯首帖耳甘为奴隶。1917年11月，段祺瑞内阁倒台，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
开明专制的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决意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他回归了书斋，回归了国学，立志通过国学的研究和传播，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具体的方法就是重新提起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以西方的方法进行研究，中西结合，“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非中非西之新学派”。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梁启超是从“整理国故”开始的。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就与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并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国学最重要部分。”所以他的国学研究，也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煌煌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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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日历
可惜的是，正当梁启超找到了一条可以释放全部生命能量的路途时，却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凋谢。
致梁启超早逝的病因是尿血病。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病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于是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于3月8日住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
1927年4月初，割掉肾子一周年，梁再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它便是。他们说惟一的药，只有节劳。
1928年一、二月间，梁启超再到协和检查身体，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医生治疗专注重补血。6月间，梁启超摆脱了清华研究院的事，住在天津租界，天天读书玩耍，不管外边天崩地坍。尿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10日，梁启超开始撰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编至辛稼轩52岁，入夜痔疮复发，次日午后才起来，仍侧坐执笔。26日不能再坐，27日便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但怕流血过多，不宜割治，于是每日服泻油。在医院的几天里，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等出院日期，于10月5日提前返回天津。归途得了感冒还不自知，仍继续写作，至12日终因无法起笔而辍写了，从此卧床不起。
11月27日，梁启超自言想入协和医治，第二天就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协和。12月7日，梁启超小便忽又堵塞，约30小时。17日病势转热，寒热交作。24日，注血200毫升，反动甚剧，医生认为是药菌剧斗，太伤元气，不敢下药。至1929年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阖然长逝。
梁启超轶事
花事对联轶事一则
梁启超十岁那年，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子里一株蓓蕾初绽的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一枝，遮掩在宽阔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教子甚严的父亲和朋友的家人看在眼里。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暗示儿子一番。为活跃气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小启超不知父亲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才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听后恍然大悟，但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经出口，堂前喝彩不已。
名家评价
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蔡元培
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章太炎号）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
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梁启超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
在同时代学人中，章太炎是最难以定位的一个。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但这一定位即便在他的学生们中间也存有分歧。比如鲁迅，他给老师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而以学问闻名的黄侃则不同意老师的自我定位，认为老师论政是“用其所短”。
无论是政治胜于学术，还是学问优于政治，笔者无意评说。但我们可以这两点为纵轴，以同时代学人为横轴，考察章太炎在时代大变局中的历史与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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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遗命与人生两大主题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到他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这两条家训，成为了章太炎日后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学问的人生起点。
1890，章父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连。太炎的祖辈，入清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死的时候都从来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采取“深衣敛”的办法。
父亲死后，22岁的章太炎遵照父亲遗命，来到杭州的诂经精舍求学。诂经精舍是一所有着###十年历史的古老书院，乾嘉学派的重镇。当时的主持人是一代名儒俞樾。在诂经精舍期间，章太炎还陆续向谭献、孙诒让、高学治、黄以周、宋衡等名师求教。从这些名师处，章太炎的学问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这样从最初的家庭启蒙，到诂经精舍的8年教育，章太炎人生的两大主题——排满革命、精研学问——基本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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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国政治人物分分合合的革命家（1）
1897年春天，在诂经精舍苦学8年之后，章太炎来到上海的十里洋场。此时他30岁，经学研究小有成就。此次抵沪，是受《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邀请，前往担任撰述，参与维新变法大业。
然而对维新思想的认同并不代表章太炎对康有为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的认可。早在诂经精舍的时候，章太炎就写了驳议数十条，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依据现实需要重新阐发孔子思想，希望通过重构儒学体系，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章太炎则认为牵强附会，偏离了治学的本道。
在《时务报》馆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每次与梁启超、麦孟华等人论学时，都水火不相容。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后竟至于一场群殴事件。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
1898年，经《时务报》馆老朋友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满心以为可以通过张之洞实现自己“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念头，所以高高兴兴地担任起《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他没有想到张之洞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等到明白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的时候，章太炎才径直离去。
1900年7月，当唐才常在保皇会的资助下，祭起“勤王”大旗时，章太炎不再犹豫，明确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1900年8月3日，为了显示投身革命的决心，毅然剪去长辨，脱去长衫，换上西装。
割发之后，章太炎开始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与改良派战斗。在民国政坛上，与章太炎理想最为接近的当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此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
1901年，章太炎割发明志后，随即著文《剪辫发说》，并将其寄给孙中山。文章很快就发表在了《中国旬报》上，这是对章太炎行为的无声肯定。
正当章太炎在革命浪潮中充分施展其才学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发生了，这是清朝末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案。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从此开始了3年的牢狱生涯，曾静、戴震等人的故事在他身上重演。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谁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来：黎元洪号召力不够，孙中山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一一数下去，最后长叹一声：只有袁世凯了。
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唱赞歌，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很快幻想就被严酷的现实击碎，袁世凯的真实形象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宋教仁被袁政府刺杀，让章太炎幡然觉醒。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经历了与洋务派、维新派的痛苦诀别，游走于革命派、旧军阀之间，始终是政坛上的一颗明星。但也许是因为30岁前埋首书斋所造成的不谙世事；也许是因为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使章太炎无法厘清社会现实和###的复杂性，因而他的主张也就不免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最终化为泡影，也使得他一次次周旋于政客间的努力显得可笑而为人所诟病。
但这显然不是章太炎人生的全部。
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
在革命上的单纯与理想化，并不能掩盖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深邃。从他在诂经精舍的两部“涂鸦之作”和后来的政论文章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学问根基的扎实程度。然而，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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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国政治人物分分合合的革命家（2）
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无论是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是中流砥柱、一代宗师。其学问绝对配得上精深二字。那么，究竟精深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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