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无论是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是中流砥柱、一代宗师。其学问绝对配得上精深二字。那么，究竟精深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故事。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1904年，《訄书》修订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奥的文辞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他的弟子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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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亡矣
1936年6月7日晚饭后，章太炎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绕着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汤国梨连忙喊人抬到卧室，并派人立即到博习医院请主任医师、美国人苏迈尔诊治。在医生的抢救下，太炎先生尽管脱离了危险，但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6月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体温竟达40度。14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已至弥留状态。
汤国梨（章太炎夫人）、李根源（民国###、同盟会员、章太炎国学讲习所的资助者）、苏迈尔医生围绕在病人周围。章太炎卧室门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着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他们每人手中举着一支点燃的香，低声啜泣着。
7点45分，卧室中传出汤国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弟子们知道太炎先生走了，于是，低低的啜泣变成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南京国民党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后，于7月9日发布国葬令。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又单独举行了追悼会。他们曾发过这样一则《通启》：“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时光流逝，转瞬过了20年。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 紧邻抗清英雄张苍水墓。
生前，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选择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朝刘伯温墓侧，刘伯温因为抗元、匡复华夏而为后人所景仰。1936年国难危重的时候，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
张苍水明末起兵抗清，拥鲁王监国，赐进士，加翰林院编修，官至兵部尚书。抵抗异族斗争长达二十余年，宁死不为清朝子民。太炎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有“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之叹。紧依最敬慕的英雄之墓，章太炎大概也能笑慰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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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轶事
“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苏报案”发，章太炎在法庭上嘲弄得审判员哭笑不得。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才好了。其中一位审判员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
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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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价
如问中国自新文###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郁达夫《鲁迅的伟大》
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林语堂《悼鲁迅》
半个国学大师
2006年6月，据说全球有130万的华人，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了10位“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结果公布后，立刻引起了一番争论，争论最为激烈的是郭沫若和鲁迅的入选。争论结果以反对者的妥协让步而告终。不过这妥协、让步是看在“史”和“古”这两个字的面子上做出的，至于“小说”、“文学”、“校勘”、“整理”，反对者骨子里仍然是反对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国学”是以“经”、“史”才变得尊贵，小说之流，即便允许它踏一只脚到“国学门”的门槛里边来，终属末流。所以，反对者的妥协让步是极不情愿的。不过，鲁迅却因此在去世70年之后得了一个新称号——“半个国学大师”。
笔者在此无意加入这场热闹的辩论，不过由此却对国学根底深厚的鲁迅不研究“经”、“史”而转投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这两个“非正统”领域的原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国学修养的三个层面
鲁迅出身于书香门第，周家的大门上有一块“钦点翰林”的匾额，大长周家在绍兴城中的身份地位。祖父周福清大有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额的雄心。所以，从鲁迅5岁开始，就让本家兄弟周玉田教他读经。11岁时，又把鲁迅送到绍兴城内的三味书屋跟寿镜吾继续读经，这一读又是5年。鲁迅在读经时期基本读完了《十三经》，包括非常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这可以说是鲁迅国学基础的第一个层面。
有学者曾说，鲁迅有“三绝”，指的是鲁迅在创作、翻译和辑佚三方面的成就。其中的“辑佚”是指鲁迅校勘整理古籍和研究古碑拓本。这两样工作实际上是版本学的范畴，在清代就叫“辑佚”，是所谓‘汉学’的基本工作之一，最考验一个学者周密小心的校勘和博大宏阔的披览能力。这是鲁迅国学修养的第二个层面。
鲁迅国学的第三个层面是对佛教的独特研究。许寿裳的话一直是研究鲁迅与佛教关系的指南：“民三之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民三”就是民国三年，即1914年。1914年是他购买阅读佛书的“疯狂期”。 这种疯狂购买、借阅佛书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十月，共计购买阅读81部、211册。
如此大规模而猛烈地阅读佛书，在同时代学人中非常少见。在中国，佛教文化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猛烈的研读中，佛教教义中的精髓也渗透到了鲁迅的思想深处。
抛弃“经史”
在这样一个深厚的基础上，鲁迅为什么没有去搞其他国学大师研究的“经学”和“史学”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浅薄的见解是：第一，鲁迅对“经学”中的“经义”历来持批判的态度，而且老而弥坚；第二，他以天才的洞察力看到了中国“一乱一治，一治一乱”、“前进——倒退——再前进——再倒退”的大循环历史结构的秘密所在，他决定抛弃过去的历史，努力走出第三条道路来。也就是说，他不愿为那些被自己内心深处抛弃了的正统的“经义”和“历史”作更多的无谓的注解，搞所谓的国学研究。
鲁迅幼时念的十三经，多是儒家经典的原文，而不是后代学者的注疏，所以他对这些经文尽管不如其他杂经、杂书感兴趣，但也不是很反感，更谈不上愤恨。但读到后代特别是宋代的学者如朱熹的著作时，他就感到“经义”的可怕了。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图》的文章，提到朱熹编辑的《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给他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刺激。鲁迅为此写道：
“我最初实在替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鲁迅对“礼教”的恶感大概种因于此。
说到中国的历史，最能说明其演变规律的，就是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开头的那句话：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鲁迅则将这个关系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
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外敌入侵之时，康、梁发起维新运动，以图自强，但未能挽救清王朝的衰败，于是潜伏了300多年的明末抗清志士的排满意识重又抬头。当时的学术界在修订历史时，也设置了“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科目。鲁迅也不能例外。1902~1909年之间，他东渡日本学习，就曾加入兴复会，并接受过暗杀任务。但是，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认识到民众的愚昧才是症结所在。
鲁迅把中国历代学者所阐发的“经义”与中国历史大循环结构，即“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的逻辑关系衔接起来了。太平盛世以礼教秩序制定奴隶与主子的规则，到了盛世衰败时，社会动荡，人们不是去打破这礼教，而是急着去寻找新主子，为他们制定稳定的奴隶规则。于是新盛世来临时，便埋下了下一次由治而乱的“种子”。这“种子”便是经义中的礼教，这轮回便是历史。
这就是鲁迅不搞所谓“经学”、“史学”的关键所在，也是他进行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的原因。
欲以小说启民智
中国学者心目中，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所谓“国学”实际上是为君主王侯服务的学术，而小说则是民间百姓的生活内容之一。一个是官方的、正统的，一个是民间的、非正统的。从语言上也形成泾渭分野，一个是书面文字，尤以古代文字为可信、可传承，这就衍生出文字学和考据的功夫；另一个则是口头语言，虽便于传播，但与学术无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救亡”成为时代第一大主题。然而怎么“救亡”？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均没有解决“救亡”问题。辛亥革命失败后，思想界的人们开始由“救亡”转向“启蒙”，但是启蒙运动开始只在精英分子中间发挥了作用，在民众中没有产生更大的效果。
鲁迅参与启蒙是为了创造出一个“第三样的时代”，重点是对民众的启蒙，为此他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民众容易接受的表达形式——小说。
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他的性格、情感、思维方法、思想更多地来自他本人的生活。
幼年的鲁迅是一个顽皮、幽默而善良的孩子。
8岁那年，父亲与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鲁迅在旁边观看，一位伯伯问他：“你希望谁赢啊？”言下之意，8岁的孩子一定会有亲疏之别，希望自己的父亲赢。谁知鲁迅答道：“愿大家均赢。”其善良之心使长辈们为之动容。
但到13岁那年，“天就塌下来了”。鲁迅的祖父因为行贿浙江乡试主考官而下了监牢，被判“斩监候”。第二年，父亲突然咳血，一病不起。家道由此中落。同住一院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鲁迅的内心十分敏感，一下子就看到了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第三年，父亲去世，周家落入困顿。父亲的死，让鲁迅有了学医的念想，当然也与他发现日本通过发展医学变得强大有关。但后来，一次观影经历让鲁迅选择了弃医从文。
鲁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对环境进行反击的机会了。他迅猛地写出了《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慷慨激昂的文字。同时翻译了俄国和东欧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阅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力倡一种与奴隶心态截然相反的奋勇牺牲的精神。他还和朋友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去讲道馆练习柔道、摔跤，还自己备了一把刀，声称要回国复仇。为此他一度参加暗杀团。一次，上级派他回国执行一项暗杀行动，一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