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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演“双簧”的钱玄同和刘半农（4）
“双簧信”在《新青年》上一发表，当即引起社会的关注，同时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轰动，在旧派文人中也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竟然真有人相信“王敬轩”是个真人，并写信给《新青年》向他表示敬意，而对刘半农的回信表示不满，并向《新青年》要求“讨论学理之自由权”。
通过主动挑战，革新猛士们终于达到了造成声势、以开风气的目的，而封建守旧派分子也开始集结反攻，一场新旧势力大决战终于打响。萌芽在风雨中才能茁壮成长，真理在辩论中才能愈辩愈明。经过一个又一个回合的激烈搏战，新文化最终可谓大获全胜。
大战前的寂寞是难耐的，胜利后的寂寞有时会更难耐。后来的刘半农一心学术，少问世事了，原来那股锐气，大家以为都没了，还因此没少挨最爱骂人的那个周树人的骂。不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次办《世界日报》的成舍我找到蛰伏了多年的刘半农说：“怎么老不给我们写文章？”刘半农说：“我写文章就骂人，你敢登吗？”成舍我说：“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真的就写了一篇，名为《阿弥陀佛戴传贤》，讽刺当时的考试院长戴传贤只念佛不干事。《世界日报》也不食言，即在第一版发表了此文。戴传贤看了七窍生烟，以查封数日处罚《世界日报》，但对刘半农，却丝毫奈何不得。北大刺儿头多，弄不好扎得满手是血，倒不如放他一马，落得个大人大量，新鞋不踹臭狗屎的美名。
中国人向来迷信又多忌讳，尤其对“死”常常三缄其口，万一不慎出口，也要“呸呸呸”唾地三口以出晦气。钱玄同年轻气盛，又过于偏激，向不讳言死字，甚而至于愤言：“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玄同年届不惑，竟要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并为此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一些稿子，都是些搞笑的东西。因为正赶上张作霖大帅进北京，为避免引起麻烦，该期专刊并没有印行，但其要目却流传出去了。不明内情的人见了，误信为真，相互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吊唁。1928年9月12日，钱玄同41周岁寿辰，胡适针对其“40岁就该枪毙”论，作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周年纪念歌》为钱玄同贺寿。歌云：“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不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9月12日，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今年9月12日，到处念经拜忏，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钱玄同读后哭笑不得。1938年夏，北平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楚报》发消息误为钱玄同，当然又有不少人发唁电寄挽联。
惜乎天不佑奇才！刘半农、钱玄同二人后来都不幸英年早逝。刘半农1934年去世，主办《论语》月刊的林语堂送其一副挽联，下半联说的就是逝者撰文批戴之事：“此后谁赞阿弥陀佛，而今你逃狄克推多（专制、独裁）。”事隔5年之后，1939年1月17日傍晚，钱玄同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这之前，他还抱病为故友刘师培编辑遗著，并四处奔走联系变卖李大钊藏书，为其子女筹措逃赴延安的路费。这是后话，此处打住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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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大钊为国人敲响晨钟（1）
有人曾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健将：在《新青年》的同仁中，没有人比李大钊更宽厚深沉了，他以近乎完美的人格魅力和献身精神，独立开创了属于他也属于现代中国的一片新天地。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此生还真是多灾多难。就在出生不久，父母就结伴赶赴黄泉报到，而他自己年仅38岁就被张作霖大帅送上了绞刑架。
李大钊早年就读于袁世凯创办的北洋法政学堂。1913年冬，他东渡日本留学，两年多后回国，正赶上梁启超、汤化龙筹办《晨钟报》（1918年9月改名《晨报》），当即决定应邀担任该报总编辑。李大钊经营此报抱负远大，决心承担振兴民族、再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在该报创刊号上，即刊出了他亲笔撰写的《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等文，“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应发之曙光，由是一叩发一声，一声觉一梦，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盖青年者，国家灵魂，《晨钟》者，青年之友。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
该报在编辑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办得真是有声有色，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例如，为激励读者振作起来，为创造新中华而奋斗，他在报纸显著位置特意设计了一个古钟图案，在古钟上面每天选登一条警语，希望读者能“一叩发一声，一声觉一梦”。像“少年人望前，老年人望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铁肩担道义”等，都是李大钊亲自编选的。尤其对“铁肩担道义”，李大钊更是心有灵犀、感慨有加。此语出自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之口。杨继盛跟李大钊相隔几百年，惺惺相惜，同病相怜。杨继盛父母早亡，幼年饱尝孤苦，白天放牛割草，深夜秉烛读书。皇天不负有志人，杨继盛竟如愿以偿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因得罪大奸严嵩而被诬陷下狱处死，年仅40岁。临刑前杨继盛还放声高歌：“浩气远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这情节跟李大钊走向绞架时的慷慨陈词、从容就义又何其相似。“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是杨继盛在狱中墙上题写的两句述志诗。除在《晨钟》报上刊出“铁肩担道义”之外，李大钊又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赠杨子惠。
1917年底，李大钊接受蔡元培之邀，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同时兼任《新青年》杂志主编。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老袁窃取，国内一度弥漫着非常严重的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情绪，不少青年陷入颓废甚至自杀。李大钊在1916年9月1日《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黎明与黑暗之交，中国的黎明即将来临，中国的青春即将来临，并由此进一步提出了创造青春中华的主张。他所撰写的《青年》、《孔子与宪法》等文，都是洋溢着战斗激情、振聋发聩的好文章。
4。李大钊为国人敲响晨钟（2）
李大钊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更在于他以敏锐的思想触觉，探索到了另一个“幽灵”的强大生命力，从而在中国第一个接受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名篇，给被关在铁屋子里将要闷死的国人凿开了一道透光的缝隙，使人们看到了更能振奋人心的光明与希望。针对《新青年》出版间隔长、容量有限、与现实结合不紧等缺陷，1918年冬由陈独秀、李大钊及张申府创办了一份《每周评论》。它以刊登短篇文章、注重时事批评、出版迅速为特点，以“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及时配合了新文化运动，是当时影响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当时就有人称看《新青年》，不可不看《每周评论》。
李大钊对北大感情极深，把北大比作“黑暗中之灯塔”，说“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对于李大钊在北大之地位和作用，章士钊在为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作序时曾给予这样的评价：“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何也，守常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讲历史的人都知道“南陈北李”之说，“南陈”指陈独秀，“北李”即指李大钊。正是他最早在北京组建了共产主义领导小组，邓中夏、高君宇等很多青年受他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李大钊是他的老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10月，杨昌济教授领着一个满面红光的高个子青年来到北大图书馆，想找份工作。李大钊觉得这个青年言谈举止非同一般，当即答应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这个青年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后来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说，他一边在图书馆工作，一边旁听哲学和新闻课。（毛泽东似乎从来不炫耀或不屑于说自己也是北大人。）伟大领袖甚至还不怕人贬他笑他，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话”。新中国成立后回忆峥嵘岁月，他还念念不忘地说：“30年前我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一生清廉。北大教授薪水每月以大洋论，初级为240元，随后可以加到280元。按当时北平的生活标准，这收入至少可以养得起四五十口人。但是李大钊生活却十分简朴，经常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节省下来的钱大部分用于报纸和组织的活动经费，或是接济贫困学生。但为此故，他的夫人赵纫兰女士常为柴米油盐发愁。后来，蔡元培校长不得不关照学校会计科：每月发薪先扣下一部分，由李夫人亲领，以免李家“难为无米之炊”。
5。狂人鲁迅与北大校徽
并不仅仅因为是绍兴同乡，身为教育总长及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似乎格外看得起那个留着小胡子、短发一根根竖起的后学——周树人。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便对推荐鲁迅做属员的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鲁迅先后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从此，在蔡元培的提携支持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并进入他一生中的创作旺盛期。他的主要作品，多产生于这一时期。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倘若“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引自吴海勇著《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郭沫若也曾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无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所托效力。既有知遇之恩，鲁迅对蔡元培当然也投桃报李，感戴有加。在致蔡元培的信中，他总是恭敬地称先生，敬问安，末尾署“晚周树人谨上”。所以，当蔡元培到北大上任后，向鲁迅提出要他代为北大设计校徽时，他是欣然应允，并很快完成任务。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虽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但校徽图样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