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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之外，黄侃立身行事更有诸多怪异，连章太炎的同门对他都颇有微词，嫌他经常无端惹事生非，称他为“文人无行的典型”。说他“无行”，是因他生平的最大爱好就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本也无可厚非，但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便不免有点儿过分。据说，他一生结婚达9次之多。当年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黄侃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因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大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是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
实际上在玩世不恭这一点上，黄侃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比如对于学术，他虽自视甚高，但从不苟且，治学一向严谨，决不轻易著书立说。他说过：“学问之道有五，曰：不欺人；不知者不道；不背所本；负责后世；不窃。”他坚决反对臆说、迂断、急于求解、急于著书的轻浮现象。他还认为学者要能阙疑，能服善。他十分赞同古人著书忌早之说，大半生述而不作，立志“五十当著书”。1935年，黄侃五十寿诞，老师章太炎以诗贺之，诗中提醒他“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不料天不假年，这年10月8日，黄侃竟酒醉中风而死（一说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一肚子学问，也许还有牢骚，也都随之赶赴黄泉。对此章太炎深以为憾，他在黄侃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他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北大从传统大学向近代大学过渡的代表。他们多从传统学术里熏陶出来，为人处事、治学育人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一套。他们的古怪，并不是矫揉造作刻意为之，大多都是性格率真使然。这一代人恐怕是用文言写诗作文的最后一代人了，他们的“怪”，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轻易改变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他们怀旧情结的自然流露和外在表现。
第五章 概述
蔡元培执掌北大后，罗致了一大批以学问文章见长的青年学者，加上北大原有的少壮革新人士，组成了公主府里的新儒者教授群体。他们治学为人，与辜鸿铭、黄季刚等大不一样。他们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经历了中国社会及学术变革最激烈的时期。他们国学根底深厚，但又受西方新方法影响，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学术承前启后的一批人物。
大师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其人、其学、其绩、其迹，足以昭示当代并垂范后世。从学术上讲，这些人的著作，闪烁着时代理性的光辉，知识结构博大精深，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和开创意义。这一批大师、学人，就学养而言是空前绝后的。由于时代的赐与，他们大多在学术观念上受西方新方法和新理论的影响，这是传统学人所不具备的，因而空前；同时在传统学问的根基方面，这些人又受到了极为严格的训练，其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又是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因而绝后。这一代人多是兼通古今中外的饱学之士，称之为一代大师，当之无愧。
学可以为人师，行可以为世范，这就是大师，这就是大师的价值所在。以道德学术论，被鲁迅戏称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胡适，可以毫无愧色地坐在公主府里这群新儒者的第一把交椅上，因前文对胡先生已有专述，此章不再赘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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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苦茶庵主——周作人（1）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周作人曾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周作人幼年和乃兄一起在家乡的私塾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为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读了6年，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兄长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留学日本。当初，周作人是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名目出国留学的，而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读福音书的希腊原文。留日期间，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深厚的友谊。
1911年周作人从日本回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任教，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该系首任主任。
周作人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4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三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1939年元旦，一个自称是周作人学生的人求见，见面时突然拔枪向他射击。所幸子弹射中铜扣只造成轻伤，该刺客逃逸后始终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凶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受伤的不仅是肉体，更是对心志的打击。周作人在遇刺后不久，就接受了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苦茶庵主——周作人（2）
不久，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死于肺癌。12月19日，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决议，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其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至此，周作人身上算是正式烙下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掉的污点，成了一个遭人唾骂的“汉奸”。
抗战结束后，周作人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他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为国共和谈而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也在1月26日被释放出狱。
解放后，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他曾给周恩来写了一封6000多字的长信，为自己的过去作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毛批示道：“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1951年，周作人又直接上书毛泽东，为自己辩白。毛的秘书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泽东批曰：“照办。”自此，周作人专事翻译和写作，但因被剥夺政治权利，其著作不允许以本名出版。
文革开始后，周家即遭红卫兵查封，他本人也遭到皮带、木棍子毒打。不堪凌辱的耄耋老翁两次写信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要求服用安眠药安乐而死，均无回音。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周作人曾有一个长达13字的署名：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他还自称前身为和尚。可见“布衣”和“居士”是他生活的情趣和态度。但周作人并不是六根已净的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忧惧心情，“中心摇摇”的心理状态，是八道湾居士茶苦的原因。古人云，诗言志，《苦茶庵打油诗》中很有几首可以值得玩味的。其中反映“布衣”情怀的，是他在1942年作的一首，原诗云：“野老生涯是种园，闲衔烟管立黄昏。豆花未落瓜生蔓，怅望山南大水云。”
反映其“和尚”志趣的，则是周作人原题为《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后给林语堂在《人间世》登出来的两首打油诗《知堂五十自寿诗》：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此两诗登出后，名人奉和的很多，不外是吹捧，后来也引起许多人的批评。在1934年4月至5月间鲁迅给曹聚仁和杨霁云的两封信中，对周作人这两首诗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这里把其中给曹聚仁的信抄录如下：“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慷，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最好的txt下载网
1。苦茶庵主——周作人（3）
《鲁迅书简》出版后，周作人看见鲁迅这两封信，认为“批评最为适当的，乃是鲁迅的两封信”。可见鲁迅的批评，可作周作人两诗的正解。知弟莫如兄，此事也是一段不可多得的士林佳话。
周作人和周树人是同胞兄弟，兄弟俩从小一起玩耍学习，非常亲密融洽。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的时候，周作人还在绍兴老屋，他常常买了新书寄回家给弟弟看，对时事有什么看法，也写信与弟弟交流，后来到杭州读书，到东京留学，有了好书又寄往南京水师学堂，因为弟弟已经在那里读书了。再后来他又把弟弟接去东京，等到周作人夫妇在东京的生活仅靠公费不能维持了，鲁迅又回国来谋事，给弟弟补贴。鲁迅是长兄，长兄比父，除了生活上处处照顾周作人，还要帮忙看稿、修改、抄录。周作人自己说：“我在北大教书的讲义，给《新青年》翻译的小说，也是如此，他总叫起草了先给他看一看，又说你要去上课，晚上我给你抄了吧。”《嘎剑生杂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当柔肠欲断，涕不可抑。”人们心目中那个“荷戟独彷徨”的硬汉子鲁迅，想念母亲和弟弟时原来这样的充满柔情。
可就是这样的一对骨肉亲兄弟，最后却闹到彻底决绝的地步。1923年的7月18日，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