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就是这样的一对骨肉亲兄弟，最后却闹到彻底决绝的地步。1923年的7月18日，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随后，鲁迅搬出八道湾周宅，住到砖塔胡同。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当时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才不致击中。
关于兄弟反目的原因，鲁迅没有留下只字片言，周作人也不想辩解。他曾说：“我常看见人家口头辩解，或写文章，心里总很是怀疑，这恐怕未必有什么益处吧。”在周作人看来，即使能说得清的事，辩解“总难说得好看”，他不想举出那些“隐秘的材料”，让人白白笑话了去。不知道在对外的一致缄默背后，他们兄弟的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情感上的大风暴。有人说，兄弟阋墙的起因是鲁迅对弟媳有大不敬，曾偷看羽太信子洗澡。郑振铎则说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搬弄是非给了他不好的影响。还有说是经济问题所引起的。原因种种，均无可考，也无可考之必要。俗语“清官难断家务事”，谁说得清？
鲁迅与周作人的决绝是中国现代文化学术界的大事，比起二人初时相互配合来看，是好事还是坏事，暂时也说不清。从表面上看，二人分道的种子是家庭琐事所萌发的，但弟兄两位的殊途而不同归，追根溯源，我们同意张中行的看法，即“有个思想深处的距离不容忽视”，二人观照人生的角度迥异。关于世道，兄是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为义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于是南辕北辙，各有所向。周作人在五四前后一阵冲锋陷阵之后，便退回寒斋吃苦茶去了，闲适的路，越走离人群越远，也就近于藏在深山人未识了。由于兄长的道德文章实在太过于伟大，而兄弟的做人又实在有些“硬伤”，以至于在鲁迅的光辉掩映下，周作人就显得黯然失色。
1。苦茶庵主——周作人（4）
但要真讲北大名师，却就不能不提周作人。虽说鲁迅在北大任教也有多年，然而始终是兼职讲师，而周作人却是全身在北大当教授的，一当就是20年。从成就上说，鲁迅已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师、盟主，但周作人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天地，在有些方面，还足可填补鲁迅的空白。
周作人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自有公论。但他平时治学做人，却也同胡适一样，是有些儒者风度的。从思想上说，他自己就说过：“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当然，他对儒家思想的内容自有自己的解说。他不仅重“仁”，也重“智”和“勇”，认为王充、李贽、俞正燮三人的“疾虚妄，重情理”的精神，是他随时注意、不敢不勉的理想目标。他生平最推崇蔡元培和钱玄同，认为二人可当现代思想革命的典范。从此可看出周作人为人的“知”和“行”的标准了。周作人治学，在成就上虽没有像胡适那样赞美声响彻云霄的大作，却也有数十本大可一观的东西，而他一生看书之多，用功之勤，也是为内行人所津津乐道的。有心人只要翻《夜读抄》、《知堂回想录》之类看看，就可知道周作人平生所学之广和深了。粗略统计一下，中国典籍（包括诗文、小说及经典等）、外国小说、希腊神话、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文学、性心理学、医学史和妖术史、乡土研究和民艺（民俗学）、俗剧与玩具（包括民谣和儿谣）、佛经，都是他涉猎和研究的对象。用讥评的话来说，这是“杂”家，用肯定的话说，则是“博”学。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周作人曾谦虚地说，他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学无专门，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其实他创作的歌谣、童话、神话，对民俗的搜寻及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是学者所做的有开创性的专门工作，况且他一直是北大文科的教授。他说他只学得几句希腊文和日文，但他翻译那些希腊神话和日本文学作品的工作，却不是一般的懂希腊文和日语的人能做得到的。他自认为最不行的是英语，但他可以毫无障碍地通读蔼理士的英文性心理学原著。周作人的“杂”，深不可测。
再说周作人平时行事，也是一团和气，以恕道待人。在北京大学，他是以态度温和而著名的。在相貌上，周作人中等身材，穿着长袍，面庞稍圆，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他对于来访者也是一律不拒，客气接待，与来客对坐椅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说话，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高声呵斥。据说有个时期，他家有个下人，负责里外采购等事务。那人手脚不太干净，常常假公济私，揩点儿油水。当时用钱，要把银元换成铜币，时价是1银元换铜币460个。一次周作人与同事聊天谈及，坚持认为时价是换200个铜币，并说是他的家人一向就这样与他兑换的。众人于是笑说他受了骗。他回家一调查，不仅如此，还有把整包大米也偷走的事。他没有办法，一再鼓起勇气，把下人请来，委婉和气地说：“因为家道不济，没有许多事做，希望你另谋高就吧。”不知下人怎么个想法，忽然跪倒，求饶的话还没出口，周作人便已大惊，赶紧上前扶起，说：“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又有一次，一个北大旧学生穷得没办法，找他帮忙谋个职业。一次去问时，恰逢屋里有客，门房便挡了驾。学生疑惑周在回避推托，气不打一处来，便站在门口耍起泼来，张口大骂，声音高得足以让里屋也听得清清楚楚。谁也没想到，过了三五天，那学生竟意外从周处得到了一份工作。有人问周作人，他这样大骂你你反而还帮他，是何道理？他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可见他境况确实不好，太值得同情了。
他不仅有儒者的宽容，且有儒者的细致严谨。他的书籍总是放得整整齐齐，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写，总是在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给人寄书，用纸包好付邮，一定是有棱有角、整整齐齐，甚至友人送个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把图章放在里边。
周作人有名，弟子也有名，朱自清、俞平伯、废名（冯文炳）这三人号称“京兆布衣三大弟子”，均以散文、小品文著名。朱以《背影》名噪文坛；俞以《红楼梦》研究成家；冯是小说《桃园》作者。三弟子为文做人，均与其师极为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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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后的大儒——梁漱溟（1）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这诸多称号哪一个才算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中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而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苦闷、挣扎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留给读者作一个比较。
梁漱溟的一生，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而且他也有过几件差不多能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东西文化论争、乡村建设运动、调和国共矛盾、跟毛泽东吵架、反对批孔，任何一件都可使他成为名人。梁漱溟一向外表严肃，在公共场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十足的宋明理学家风度。他一生讲儒家哲学，总是为至圣先师孔子辩护，因而西方人送他一顶“最后的儒家”的高帽子，但他却不承认。他说他虽讲儒学，但终生吃素，属佛家一途。他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也许天生就不该是个俗人，梁漱溟从小就与众不同。中学时代，他便常以伟人自居，“傲视群小。”据说当初在顺天中学时，他就目中无人，目空一切，唯一佩服的是一个同学，叫郭晓峰，最后因崇拜之极，干脆尊之为师。平时与郭闲话，梁均作记录，最后辑录成册，题为《郭师语录》。同学讥之为“梁贤人、郭圣人”。1911年梁中学毕业后，曾加入同盟会，做革命党，后又接受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并热情宣传。但现实的黑暗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苦闷异常，曾决绝自杀（未遂）。在他自杀得救的一刹那间，他突然觉得社会主义还不中用，于是一转身而投入佛家怀抱。从20岁开始，他就研习佛典，归心佛法，吃素准备当和尚了。
1916年，梁漱溟开始崭露头角，写了《穷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文中以西洋近世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遭当时许多人激赏。蔡元培请他到北大去讲印度哲学。1917年下学期，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登上了北大的讲堂，年龄只有24岁，比当时许多学生还小。当时他曾向蔡元培和陈独秀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先讲佛学，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后又开了唯识哲学课，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示，征求研究东方文化的合作者，开“孔子哲学研究会”，与当时宣传西方文化（欧化）者公开对垒。正当梁漱溟在佛学领域大显身手时，1918年1月8日，乃父梁济却突然去向阎罗王爷报到，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这件事更彻底改变了梁漱溟的人生观。
梁济自沉是当年有影响的大事件，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后来的王国维自杀，尽管梁济远不如王国维名气大。梁济自沉前也留下了令人沉思的遗书，其中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济的“以身殉道的信念和决心”，在当时新旧两派人物中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都对他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敬意。梁漱溟受到的冲击也很大，其父“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的意念激发了他少年时即心忧天下的宿根。实际上梁漱溟尽管心在佛学，但一直并未完全出世，如他1918年出游湘鄂遇兵祸后写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则完全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外王”之言了。
2。最后的大儒——梁漱溟（2）
此后梁漱溟由佛转儒。1920年秋，他开始“归宗儒家”，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式发扬儒家思想。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引起文化界的大论战，此书几年内连续再版，被翻译成20余国文字，梁漱溟也日渐成名。再往后，他又在北大讲《孔学绎旨》，一心一意发挥孔学。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教职，经过短期的办学经历后，开始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的文化学术思想付诸实践，其间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重要著作，既是讲政治也是讲文化。此后无论在政坛颠簸，还是闭户思索，梁漱溟的思想变化并不太大。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文化要义》、80年代的《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历史空间再也没有给梁漱溟“知行合一”的机会。
梁漱溟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中国现代最有个性的学者之一，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4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曾说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却讲了孔家哲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于乡村工作。在他身上，这样的矛盾还有很多，如自称佛家，却大半过着儒家的生活；身为学人，却是国共两个时代政权的座上客，但往往又是不受欢迎的座上客。
梁漱溟向来为人孤傲，不识时务，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建国后仍本性不改，因而便有了在国务会议上顶撞毛泽东的事情发生。再到后来“四凶”横行，要“批林批孔”，慕名找上门来，希望他老先生披挂上阵做一枪手。你听他说啥？批林可以，批孔不行。于是人家硬要他讲，他便讲《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评价孔子？》，批评少赞扬多，气得人家干瞪眼。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不仅因为他首先站出来为孔子学说进行辩护，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文化思想体系，而且还在于他笃言笃行，行其所信，至死不变。他一生特立独行，不随流俗，既使面临险境亦不易其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