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师范馆的学员，有由各行省考选保送来的，有在京师自行投考的。在那时代，科举虽近尾声，但尚未停废。而人情积重，亦未尝尽忘科举，故虽身列学堂，仍赴乡会试中式的，实大有其人。直到甲辰年，即光绪三十年，始废止科举。所以在当时如师范、译学诸馆，规定毕业出身，为奖给举人，最优等为内阁中书，优等为中书科中书，中等为七品小京官，分部试用。此亦当时*一般士子心理，及制度蜕嬗之迹象也。
师范馆成立最早，嗣后袁世凯督直隶，在保定设立高等师范学堂。为预储中学师资起见，其修业年限为短，而奖叙亦较师范馆为低。每肄业二年，即可出任中学教习，但服务后，仍可回校继续修了未竟之业，此所以与师范馆有别也。
师范馆，在第一年所定课程，为补习普通学科，大致如现在中学的课程。外国语分英、法、德、俄、日，任学员选习一科目，但日语则须人人皆学。国学方面，有经学大义，有中外历史地理和国文。此等科目，担任教习的每延揽国内名流，但学员不感多大兴趣。在办学的当局，足见仍未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
到第二年，普通学学完了，即分设四类，第一类国文外国语，（英、法、德）任学员自择一种，分班授课。第二类，中外史地。第三类理化数学。第四类博物动植矿*农学等。我是第四类的学生。分类肄业之后，至光绪三十二年年终期满，翌年正月考试毕业。以上为旧班师范馆学员的历程。又在三十三年招考新班师范，同时设了大学预科，不详述。
大学堂即在大马神庙，今北大故址。设备情况，有各种讲堂，有理化器械药品室，有博物标本室，有自修室，有宿室，每二人占一间，有公共饭厅，有浴室，膏火饭食，皆官费。有藏书楼，在北院，中文书籍为多，彼时报纸杂志，尚未发达。大约学员自携书籍，及应时的读物，如《饮冰室文集》，几于人手一编。此外关于新学的，以《富强丛书》，《瀛寰志略》，为最通行。
生活方面：早晨起床，鸣铁钟为号，上堂以摇铜铃为号，就寝亦然。开馆则敲锣为号，仅饭食一项，早粥，午晚皆四碟八碗，米面食皆备，可谓国以大烹养士罢！而学员中的贵公子哥们，也往往闹饭厅。但究竟来自乡间的人多，而附合起哄的殊少。在管理的提调们，还能善处，从未酿成过风潮。
现在的大红楼那块地方，是师范馆的大*场。除每年春秋二季，开开运动会，余时皆任学生们作踢球场。
管理员：
张百熙冶秋管学大臣
吴汝纶挚甫总教习，未到任
张鹤龄筱浦总教习
蒋式惺性甫教务
李希圣亦园
曹广权
曾广钧重伯斋务
三多柳桥
金梁息侯其他职员不及备载
继张百熙后为张之洞香涛，继张鹤龄之后为李家驹柳溪，继蒋式惺之后为戴展成〈诚〉。
中文教习：
史地屠寄敬山
经学大义王舟瑶
外国教习，及中国助教：
心理、论理、教育日本服部宇之吉
教育日本法贵，图画高桥，日语铃木
物理化学释加
数学太田达人
动物学桑野
植物学矿学矢部以上皆日人
助教习：分任日语翻译
范源濂吕慎哉程家柽
胡宗瀛刘翼周
旧班师范馆学员，是在光绪三十三年正月考试毕业的。四类即四班，共毕业生一百另五名。在毕业后，各省有调回本省服务教育界的，也有自由选择愿分发某省服务的。我是学博物科的，由大学留在北京，当时有三旗小学，即附设在大学堂外院，我便是那小学教习之一。后由学部派充八旗高等学堂任博物教员，凡五年。同时各省旅京中学堂的博物课，多半由我担任。现在旧班师范馆毕业的同学们，已是寥若晨星了。以我所知现存的人，有山西刘盥训芙若，山东于洪起范庭，江苏邹应莞淑文。另有未及毕业而赴日本留学的，如河北谷钟秀九峰、王桐龄峄山仍健在。外此则不闻消息。犹记我入学的时候是二十二岁，在同学中比较年轻，今且七十一岁，同学少年多不在，那就无怪其然了。
………【第四十八章 回忆“亢慕义斋”】………
罗章龙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由于得到校方的支持，学校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学会的活动场所。这套房子，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亢慕义斋”，其中“亢慕义”是德文译音，全文意思是“*主义小室”（DasKammunistschesZimmer），对内习惯用“亢慕义斋”，或“亢斋”，我们的图书、资料以及对外发出公告，都是用的“亢慕义斋图书”印记。这些图书一部分是由北大图书馆购进转给学会的，大部则是第三国际代表东来后，陆续由第三国际及其机构提供的。
“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党支部与青年团和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常在这里集会活动。“亢斋”的地址在景山东街第二院，地名“马神庙”，又叫“公主府”，同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它在校内是公开的。有一个时期守常常到这里工作。
“亢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腾雀跃，连日聚会。守常也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亢斋同人如贺天健、宋天放和我都写诗纪念。
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是宋天放的手书，取自独秀和守常的歌句。上联意指搞科学研究和干革命，革命是准备坐监牢的；下联“南方兼有北方强”，意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守常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我们则誉守常等为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表示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一德。这副对联概括了当时学会生活奋发图强的精神。
“亢斋”中“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号，反映了北京大学校内的斗争。当时的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其势犹炽，唯心主义、宗教思想也相当活跃北大开唯心论的课，听的人不少，学生中研究印度佛经和老聃、庄子思想的人也很多，许多留日、留英、留美的先生们，也把西洋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贩运到中国来，可说是五花八门，样样货色都有。蔡元培当时的思想是居中偏左的，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怀有好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对方，不破对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打不起来。为了开展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努力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也有有利条件，蔡元培先生很强调学习外语，课程安排上，外语比重相当大，有英、德、法、日、俄、西班牙语以及拉丁文，印度梵文等七八种之多，都开了班。我们亢斋的翻译组就是吸收这些外语系的同学，计有三四十人，其中德语有十来人，英语二十多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人，日语也有一些人。此外，还有老师辅导我们。
开始，我们翻译了《*党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译成付印，1923年由人民社。根据人民社（广州昌兴街28号）通告，该社编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48种，其中标明康明尼斯特丛书10种，列宁全书14种，均系亢慕义斋翻译任务。又马克思全书14种，是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分任编译的，书中编译者大都用笔名，其它9种亦同。
我兼任德文翻译组长，蔡校长对德文组非常关心，他曾在德国莱比锡（Leipzig）大学修习哲学、历史、美学、文学等课程，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回国出任北大校长时，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我们最先翻译的一本书是《英马鲁埃·康德传》，接着我们翻译了《*党宣言》，以后又试译《资本论》。对于翻译我们提出三个标准，即：信、达、雅。信，是忠于原著；达，即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有文采，要讲究语言修辞。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但要达到以上三条标准殊为不易。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
《资本论》是巨著。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够，但很想翻译，开始是直译，参加这个工作的有一位北大教授和德文组的同学。这个本子是最早的中文本。我因工作忙碌没有参加译完，但以后仍续译成了。郭大力译的《资本论》是在1938年，这是十几年后的事了。我出国在欧洲还碰到参加译《资本论》第一卷的同志，当时他还继续在做翻译工作。
在1921年前后，我们在亢慕义斋做翻译工作，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首先是北大有大量新的西文书，可以说，北大是当时中国各大学中拥有进步书籍比较多的地方。
其次，北大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外文队伍。因当时北大对外语教学很重视，各种外语都有名教授。有的是中国名教授（杨丙辰、辜鸿铭等），有的是外国教授Volker，刚和太等。四十六年前我考进。
………【第四十九章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对于他的乡土念念不忘，他常告诉我们他的家乡的情形。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力一度不在宁帮之下。四马路一带就有好几家徽州馆子。*十七八年间，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兴，请努生光旦和我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上海的徽州馆相当守旧，已经不能和新兴的广东馆四川馆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们去尝尝他的家乡风味。
我们一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等我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我们落座之后，胡先生问我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懂，胡先生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夸说，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吴的、姓叶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于徽州。他问过汪精卫、叶恭绰，都承认他们祖上是在徽州。努生调侃地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相与拊掌大笑。
召妻季淑是绩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这样的介绍我：“这是梁某某，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不会忘记提起我的岳家早年在北京开设的程五峰斋，那是一家在北京与胡开文齐名的笔墨店。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壶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TemperanceLesgus（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说：“不干新朗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事实上胡先生从不闹酒。二十年春，胡先生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我们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讲题是《山东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实在高明之至，对于齐鲁文化的变迁，儒道思想的递嬗，讲得头头是道，听众无不欢喜。当晚青大设宴，胡先生赶快从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环给大家传观，上面刻着“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给他的。
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无需开伙。徐志摩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其实胡先生并不欣赏这交际性的宴会，只是无法拒绝而已。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胡先生写信给我，劝我离开青岛到北大教书，他说：“你来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住上海极司菲尔路的时候，有一回请“新月”一些朋友到他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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