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轻的军官，此时还并不知道，居高位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让有识者失望。
三人如此边吃边交谈着，忽然，听到驿站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然后便听到奔马急停的嘶鸣，有人牵马进入驿站，大声说道：“驿丞，好好喂喂这匹马，快烧点热水，热点小菜，我还要赶路。”
“哎。官人，这边请……”驿丞答应着，引着来人往前厅走来。
门“吱”地一声开了，一股寒风吹进厅中，众人不觉一齐缩了缩脖子。便见一个戴着英雄帽的英俊的中年军官大步走了进来。种师道看到这人，不觉一怔，忙站了起来，军官显然也看到种师道了，远远便笑道：“彝叔，你怎会在这里？不是听说你在朱仙镇么？”一面笑着，一面走近。
种师道连忙抱拳还礼，“遵正兄，你怎的来陕西了？”他心中的确是非常奇怪，这个军官，乃是宋朝另一个武将世家、世世代代替大宋镇守府州的折家将年青一代的佼佼者，折可适。折家虽然是羌人，但是世代忠义，颇得宋室信赖，府州知州，向来都是折家世袭，现任府州知州，便是名将折克柔。而折家的男子，大多都有武职在身。象面前这个折可适，不过三十岁，便已经是正七品上的致果校尉。
“有点公务。”折可适笑了笑，向柴远与阿卡尔多告了罪，对种师道说道：“彝叔，后面叙话。”
种师道也向二人告了罪，随着折可适走进驿馆后面小院的一间房间里。驿丞将一直备着热水端了一盆来，放到坑边，折可适一屁股坐在坑上，将马靴、袜子脱了，把脚伸进热水里，舒服的叫了一声：“痛快！”驿丞已将酒菜端到坑边的小案上，折可适也不理会种师道，一面便吃将起来。
种师道笑吟吟望着，自己找了张椅子坐了。他注意到折可适腰间有一块银牌。种师道与折可适用两种类型的人，折可适不拘礼数，洒脱随意，注重实效；种师道却是时时刻刻用最严格的武人要求来要求自己，举止有度，注重风范。但这样不同性格的人，真正交往过的时间也不多，却是极好的朋友，这正是世间可奇怪的一种事情。
“彝叔是去延绥行营罢？”折可适吃了一口酒，看着驿丞退了出去，便开口问道。
“你不是要去宣武军么？莫非传言有误？”
“原是要去宣武军第一军。”种师道略有点自豪地说道，宣武军第一军，是步军教导军，号称大宋最精锐的步军部队。能够进入宣武军第一军做武官，没有本事是不可能的。
“怎的来了延绥？”
种师道笑道：“托了点关系。”
折可适理解地笑了笑，“想打仗？”
“是啊。宣武军没动静。按兵制改革的方案，整编后，朝廷在陕西的马步禁军有十七万，加上蕃兵、沿边弓箭手，总兵数过二十万。打个西夏，足够了。我怕朝廷不去调动京师附近的部队，宣武军是殿前司的……”
折可适笑着摇了摇头。
种师道是明白人，立时问道：“你来陕西，河东的飞武军、飞骑军都要参战？”
“难道西夏就是陕西石子明的事？”折可适白了种师道一眼，“我们折家和西夏人打了一百多年，难不成算总账的时候，反要落下了我家了？”
种师道笑了起来，“也是。不过朝廷没有议定打不打……”
“你以为今上忍得住么？”折可适蛮在不乎地笑了起来，“石子明费了这么多心机，不伐灭西夏，他万般辛苦为谁忙？我从北面过来的，你去河边看看，现在江河刚刚解冻，河面上就热闹起来。运往延州的都是些什么？粮食！一船一船的粮食！”
“啊？！”种师道吃惊得叫出声来。
“陕西粮价没有半点波动。熙宁十二年陕西大熟，石越下令不许半粒粮食出陕，熙宁十一年打仗的军粮都是外路运来的，熙宁十二年陕西军费，也是外路运进。你说说陕西路存了多少粮食？河面一解冻，又开始往陕西运粮……石子明不是铁了心要打西夏，他折腾这些事，不是有病么？”折可适压低声音，又说道：“若说长安那位没有圣心的默许，打死我也不信。不论怎么闹腾，官家的心是铁定了，石子明的心也铁定了，这仗就非打不可。”
“遵正兄说得在理。”种师道搓着手，更加兴奋起来。
“当然在理。”折可适得意笑着，一面朝种师道呶呶嘴，种师道忙上前从热水壶中掺点热水进洗脚盆。折可适笑道：“你们种家，我就看你最顺眼。种朴和种师中呢？还在拱圣军和朱仙镇？
依我说，你劝劝种朴，别去拱圣军，那是老头子待的地方。男子汉大丈夫，要真刀真枪到前线来挣功名，拱圣军有什么本事？别看它是殿前司的，都是花架子，我带一千蕃骑，就可以吃掉他整个军。“
“那也不是他本意。拱圣军平日操练也极严的……”
折可适摇着头，满脸不屑，“朝廷最好不要派这些殿前司的禁军来打仗，他们做做样子，吓唬吓唬契丹人就够了。”
种师道笑道：“遵正兄，还没说你怎么来陕西呢？”
“我？官家要问我叔叔的意见，我去送表章。顺便去长安，拜访一下名满天下的石子明。绕了这个大弯子，生怕耽搁了时间，只得昼兼程地赶，可把我累着了。”折可适轻描淡写的说道。种师道心中一动，却立即知道折可适的用意：如果果真要和西夏开战，折家肯定想知道未来的主帅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石越毫无疑问最可能是主帅，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文官，折家这样的武将世家，可不会凭他的名声就服气，他们总要眼见为实才肯放心。若是石越不能让他们服气，折可适前往汴京，一定会反对石越为帅——虽然折家的意见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以折家在边疆的威望，毫无疑问还是很重要的，何况此时朝中有不少痛恨石越的人，不愿意让石越来立此大功。
种师道几乎可以肯定，折可适怀中，有两封不同内容的奏折。这一瞬间，种师道有几分犹疑，他很想出言劝阻折可适，如果折克柔的奏章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打击石越，对于西夏的战局，绝不是一件好事。种师道从来不相信朝廷会派一个出色的统帅给他们，以对一个文官的要求而言，种师道对石越已经够满意了。
然而，种师道也知道，折家的人，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说动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
心情复杂地望着折可适，种师道终究还是吞下了到嘴边的话。
就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吧！
第二卷《权柄》第九章 贺兰悲歌 第十节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07…11…16 8：30：18 本章字数：11690
陕西路京兆府。
安抚司官衙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在辕门外面，依然是停满了车辕相接的马车，衣着体面的达官贵人带着或忧或喜不同的表情进进出出。
安抚司的亲兵护卫们神情也很轻松，丝毫没有如临大敌的样子，惟一能从他们身上看出与平时不同的，是这些亲兵护卫们，依然身着素袍，没有换成宋军常见的红色战袍——石越对已故的太皇太后，有着他自己的尊敬。所有的长安人都知道，安抚司自接到丧报之日起，便在内部停止了一切娱乐与庆祝活动，直到此时，亦未恢复。
折可适自从进入长安城之后，便感觉到一种异样。
这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长安。
长安城古老而常见的坊墙，大片大片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昔日的居民区内，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商铺，还有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走贩。甚至于连安抚司的辕门之前，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摊贩。
即便是折可适这种不太关心民政的武人，也听说过在陕西发生的一些事情。
石越在陕西推行的另一个引起举国议论的重要举措，便是他与刘庠一道，断然改革了陕西一路计算户等的方式，下令牛马桑树，凡十匹（树）以内，不必计为户产。这个措施推行之后，陕西路内有无数的民户户等下降，其相应的赋役也因此大为减轻，无异于一次大规模的减税。而在另一方面，农户们也因此没有了顾忌，敢于大胆的种植桑树，牧养牛马，生产的积极性立即提高。虽然陕西路当年因此两税收入大减，石越与刘庠的考绩都被评为“下”，但既然皇帝陛下决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此事也得到了陕西路士大夫的普遍支持（自己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却可以坐享其成的事，大多数人都不会吝啬自己的支持），这件事终于也得以坚持下来。
但老天永远是公平的。
既然你能得到长期的好处，就必须忍受短期的损害。连折可适这种几乎不懂民政的人都知道，至少三至五年之内，陕西路都必须接受两税大幅减少的现实。石越在《秦报》上撰文为自己辩护之时，也坦率的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从长远来看，民间的富裕会使得陕西一路最终恢复元气，从而导致农业的恢复与商业的繁荣，商税农税都必然会有相应的增长，但是石越本人也承认，他绝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都需要时间。牛马不会一年满圈，桑树不可能一年成材，这只是简单的现实。
为了弥补两税上的损失，石越必须另觅善法。
想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利润，内陆永远比不上沿海。
泰西诸国对于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的追求仿佛没有止境一般，海外贸易的利润并没有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遥远的市场远远没有饱和，宋朝从中攥取了难以想象的丰厚利润。而处于大宋海船水师控制之下的环南海地区，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宝库，香料、木材、药材、粮食……它八成以上的产品卖到宋朝本土，只有不到两成被运往西方以及高丽、日本国。然而，既便是宋朝本土的需求，也不是仅仅只限于初步开发的环南海地区所能满足的。因为土著居民对于劳动缺乏兴趣，而愿意远赴海外的宋人是绝对少数，特别是北方的宋人，有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所以，尽管私下里使用强迫或欺诈的手段役使土著居民的情况渐渐普遍，但在南海地区经营的宋朝商人，始终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制约着宋朝海外贸易再一次飞跃性提升的诸种因素中，航海技术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劳动力的缺乏、生产能力的落后、海船的总运量的局限，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归结到有限的生产能力之上。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并不是问题，产量与运输才是症结所在。大宋的物产，总能给西方的人们惊喜，甚至连胡椒这样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也能在西方卖个好价钱。
但对于内陆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都是问题，产量与运输则是更大的问题。
穷困的农民购买力有限，商税与关税以及高额的运输成本、有限的产量，都限制着价格，居高不下的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在这里，几乎没有捷径可走。商业的繁荣必须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基础，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石越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但是，陕西路也有陕西路的长处。
在陕西一路，驻扎着总数十余万的禁军。与石越出生的时空的普遍误解不同，宋朝的禁军享受着极好的待遇，其购买力远非普通民众可以相比。为军队服务的贸易很快便成为陕西商业的主流。石越提供了种种方便，让商人们掏空禁军官兵的口袋，然后他再从中厘税，以弥补税收的不足。
除此以外，陕西路还可以与西夏、吐蕃互市，这种受控制的边境贸易虽然不能与海外贸易相比，但是边境贸易毕竟是边境贸易。从仁多瀚手中买到牛马，除了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之外，石越下令将牛租借给有需要的农户，收取相应的牛租。另一方面，他不仅允许民间商人与西夏、吐蕃人互市，还公然放宽数量与种类的限制，以扩大贸易总量，自己从中抽取十分之二的关税。
这种种措施，使得陕西一路商旅渐多，做为陕西中心的京兆府长安，其商业自然也相应的繁荣起来。但是尽管如此，熙宁十二年与十三年的时候，无论是石越还是刘庠，都知道府库其实是何等的拮据——这一点点开源的措施所带来的收入，相比推行种种建设所耗费的钱财，以及为使民众休养而流失掉的税赋来说，简直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人都只是为各自的理由而咬牙坚持着。
石越是能够面对现实的人。连现实的问题都不能处理好，却整日幻想着民主与自由，这是空想家们的事情。在石越看来，与其臆想着做后世的“导师”，羊角疯似的幻想着带领诸夏民族走向光荣的未来，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个“名臣”实在。没有今天的人，是不会有明天的。
所谓的“名臣”，不就是能把握住今天的人么？
在石越看来，一个富强的宋朝，需要一个富强的陕西。一个大陆国家，如果她的内腹地区是虚弱的，这个国家的强盛，始终只能是外强中干。中国历史上强盛一时的两个大帝国都拥有强盛的关中地区，这绝非只是一种偶然。
所以，能够让陕西恢复元气，这种程度的付出，是值得坚持的。
刘庠想得没有石越深远。
他坚持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朴素。仅仅是出于一个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的良知，便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所做的一切，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刘庠看来，既然这些措施推行之后，百姓得到好处，而陕西路的官府还能够运转，西夏亦无边境之患，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坚持？
一个敢于在王安石权势熏天的时候公然冒犯王安石的人，对于自己的官运，是不会太在乎的。
刘庠偶尔会忧心的是，如果自己与石越不能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会不会人亡政息？但是这种忧心往往只会一闪而逝，这种不由自己控制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多想。哪怕是他明知道下一任转运使明日就会来京兆府，中止自己的一切善政，他也不会放弃今日的努力。
百姓宽得一分便是一分，宽得一日便是一日。
刘庠的想法十分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