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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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宋- 第4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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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宦官,也曾日夜侍候着皇帝,对皇帝的了解,也比普通的外朝官员要多——石得一比谁都清楚石越在皇帝心中的份量。而他一席话就让皇帝贬窜王正中,更是令所有的宦官都为之侧目。更何况,虽然抓不到把柄,但宫中每个内侍都知道石越与一般的大臣不同,他在宫里面也是有势力的——李向安、王贤妃,都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清河、柔嘉,又是皇太后跟前最亲近的人。
    所以,对于石越,石得一实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惧怕感。以往,他的靠山是皇帝,他自然不怕任何人,便如这回舒亶一样——他也以为他最大的靠山是皇帝,但石得一心里却很清楚,他这回的靠山,却并不是熙宁天子赵顼!
    他也不相信石越在这时节请范纯仁吃饭,只是叙叙家常闲话。他一定是要多管闲事了……
    “绝不能让石越抓到把柄。”石得一在心里想着,一面脸上却堆出了笑容,又将身子向舒亶挪了挪,放低声音,道:“舒大人,你我如今已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也不闹那些虚文,打开天窗说亮话罢——我们虽然都是奉旨办案,公正无私,但自古以来,你要公义,便难免会得罪权贵。苏颂、吕公著父子、司马康下狱,你我便回不了头了。这桩案子若不能办成铁案,让人无可挑剔,我一个内侍,没甚好顾惜,但舒大人的锦绣前程,只怕就此毁了。大人莫要小瞧了石子明,你说说,这当世有哪一个大臣,是官家每个月都要见的?官家连贬他都舍不得让他出了京城,大人且说说,开国以来,有哪家大臣有这等体面?”说到这里,他语气微顿,又抱拳尖声道:“司马参政的衙内,若是舒大人拿不到证据,我看不如便此放了。否则,还请大人体谅,咱家也只好如实禀报皇上……”
    他这话倒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话里还隐隐带着威胁之意,舒亶自然听得出来。他没料到石得一怕石越,便如老鼠见了猫一般。心里又是鄙夷,又是恼怒,却也发作不得。石得一毕竟也是权阉,而且是皇帝派来的,而且,舒亶心里也明白,便如石得一所说,他的确没有回头路可走。苏颂不必说,这回不论案子办到哪一步,他最起码都会被赶出汴京;但最要紧的,却是扳倒司马光、吕公著,最好连范纯仁、孙固等人也搭进来,那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但要将所有涉案之人一一绳之以法,将他们的后台全部扳倒,若没有面前这个阉竖的支持,却是不可想象的。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还不是全凭他一张嘴?
    “押班放心。”舒亶连忙安抚着石得一,手指轻轻敲着案上的《汴京新闻》,笑道:“我自有办法。”
    “来人!”
    “大人?”一个承差小吏连忙跑了进来侍候。
    “你去给苏大人、司马公子、两位吕大人等犯官戴上枷锁,换间房。枷锁要重,房子要小,要暗,按规矩,亦不能亏待了,仍安排一个狱卒侍候饮食起居。”舒亶毫不理会目瞪口呆的承差吏与石得一,继续吩咐道:“自今日起,凡此案的犯官,皆不得离开牢房一步,吃喝拉撒,并在一房。该吃的、该喝的,依然照例份送去,但要全部倒在一个盆里,用带土的棍子搅了……”
    “这……”
    承差吏微一迟疑,舒亶的脸便已沉了下来,厉声喝道:“你听清了么?”
    “是。”
    “还不速去照办?!”
    “是。”
    望着那承差吏几乎是战战兢兢的应命出去,石得一也忍不住小声问道:“舒大人,这些人非同小可,用刑不得……”
    “我用刑了么?”舒亶冷笑道。
    “这……”
    “押班可去查御史台的法例条文,我都是按规矩行事。”舒亶嘿嘿笑道,“押班尽可放心,这些人开口气节闭口气节,苏武留胡十几年,那种苦都吃得。他们受这点苦,便好意思自称被‘屈打成招’了?若传扬出去,只是他们自己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况且皇上也会不因此而怪罪我等——难道这御史台是给他们享福来的么?嘿嘿!我倒想知道,司马康这公子哥儿,能撑得了几天!”
    石得一心里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离开御史台之时,不知怎的,心里头却依然放心不下,骑上那匹黑骡后,终于又叫过心腹的随从,低声吩咐道:“加派人手,盯紧石府。”
    *
    但石府却再也看不出什么异常来。
    一连几天,石越或者根本不出家门,见的客人也无非张三李四,无足轻重;或者就是携家眷游玩寺观庙宇,繁华形胜。只有八月三十日这一天,石越受邀前往白水潭学院格物院,与刚刚辞去山长未久的桑充国一道,替这一年毕业的格物院学生主持毕业典礼。而下午,石、桑二人在白水潭观看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马球比赛——在这场比赛中,这两年之间在汴京拥有最多支持者的“兵车社”,惨败给来访的洛阳“余庆社”,极受欢迎的马球手薛七郎不慎跌下马来,左腿粉碎性骨折,从此退出汴京的马球比赛——此事也成为次日最轰动的新闻之一,但却不是皇城司所关心的事务。
    甚至九月二日石越宴请范纯仁,也仅仅只是虚惊一场。这看起来只是一场平常的宴会,汴京的官员士大夫们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宴会,石越请的人不多,而席间众人也闭口不谈时局,宴会的主题是回忆当年石越与范纯仁二人在陕西共事的经历。
    也许,石越只是想隔岸观火。虽然心里还是狐疑,但石越既然没有任何行动,石得一也渐渐放下心来,事情远比想象的要顺利。
    先是司马光与给事中吕希哲依照惯例上表谢罪请辞,闭门待罪。皇帝虽然很快批复“不许”,但是皇帝也已经骑虎难下。舒亶每日供给众人的,都是猪食一样的东西,这些人哪怕是苏颂,都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吃得下这个?苏颂与司马康还在硬抗,吕希绩与吕希纯却已经熬不住了,二人自以为不是什么大罪,顶多不过贬流而已,舒亶问他们,他们就答什么,一切供状,连看都不看,便画押具状。于是,司马康虽然自己咬牙死不认罪,但有了吕氏兄弟的供词,他却也没那么容易离开御史台了。
    根据吕氏兄弟的供词,又有一大批与旧党有牵连的官员相继入狱,其中更包括故兵相吴充之子吴安持,以及前御史中丞蔡确之子蔡渭。这当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充虽然死了,但是吴充有一个女婿,却是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而蔡渭,更是吏部尚书冯京的女婿。这是很利落的两着棋,一面先发制人,扼住文彦博与冯京的要害,防止他们突然发难;一面逼迫冯京辞职,方便吕惠卿独掌相权。
    御史台突然间便热闹起来。
    而亲附吕惠卿的官员、新党、以及投机望风的官员,眼见着旧党几乎被一网打尽,当真是人人志得意满,弹章、札子,雪片似的飞向睿思殿。平素里旧党总是指责谁道德低下,谁又人品败坏,但如今,你旧党官员,循私枉法,居然想保护陈世儒夫妇这么猪狗不如的东西,这才叫“伪君子”,这才叫“报应不爽”呢。众人只管着慷慨陈辞,痛打落水之狗。
    而旧党官员,这时候要么噤若寒蝉,要么便到尚书省见冯京、孙固,请假的请假,告老的告老,请外的请外……总而言之,城门失火,难免殃及池鱼,是非之地,自是不宜久留。但冯京与孙固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冯京自己已然成为标靶,虽然想激流勇退,但是皇帝这些日病情反复不断,除了吕惠卿、韩忠彦、李清臣数人,他这个吏部尚书,也难得见上一面。奏折即使能递进去,但睿思殿的奏折至少数尺高,皇帝每日能看的,却不过三四个,哪里便能见着他的?冯京这时候才深悔当日不该袖手旁观,不料数日之间,便变成了这等局面。但这时候后悔,却已先机尽失,处处受制,未免晚了。
    孙固那日使气想去见皇帝,被挡驾之后,接连数日求见,都见不了——他平日里对内侍宦官,从来都不假辞色,得罪了不少宦官,这时节,又有谁肯替他多说一句好话?他到底没有文彦博那种威望,只能是无可奈何。
    而原本被视为旧党新的领袖的范纯仁,自从见过石越以后,自从他上的几封不痛不痒的奏折泥牛入海后,竟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监视他的亲事吏回报,范纯仁每日回府便闭门谢客,连孙固都拒之门外;而在政事堂议事之时,也一改往事之风,一切唯唯喏喏,甚少发言。其明哲保身的态度,已是非常明显。
    石得一这时胆子愈加大起来,每日只管催着舒亶,要他快点得了司马康的口供;一面派人昼夜等候吕公著押解进京。他悄悄打探皇帝的病情,已知是极为严重,要办成雍王的大事,总要赶在皇帝驾崩之前结案,将这司马光等人赶出京师方好。
    但奇怪的是,左等右等,吕公著却迟迟没有消息。
    *
    范府。
    范纯仁登上马车,冷眼看了一眼门前的那个“修锁匠”,重重地哼了一声——早在几年前,范纯仁便已经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限制皇城司,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而如今,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只要想起这件事,他便咬牙切齿——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但到底还是竭力隐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除了欺皇帝病重,不可能理会这种“小事”之外,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呦喝一声,在仪卫的拥簇下,参知政事、刑部尚书的车驾,往御街行去。
    车内,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还清楚地记得,在去石府之前,他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挫,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这样的交流,也亏了范翔,才能说得清楚。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经在心里认定石越是纵横家一派的。范纯仁也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而且,范纯仁心里也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只能靠石越的手腕。甚至在侍剑送请帖来之前,他便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也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清晰,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就算石越本人能见着皇帝,也不会拿这件事来招惹皇帝心烦。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所以,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个判断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惠卿、舒亶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固然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诛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则暗中搜集证据,吕惠卿、舒亶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较有力的证据,以此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吕惠卿、舒亶,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
    范翔说得很委婉,但也很清楚,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是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惠卿、舒亶,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而且弹劾时要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然而,这个应对之策却有一最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却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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