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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政治文明。这方面，既有新观念的提出，也有实际的变革。石越称，今世若欲求大治，则当在各县聚士绅乡老，设置议会，专事讨论县官施政得失。此是借三代之治而设计出现代议会制度的雏形来。他还提出了办报的主张，最后由桑充国实现，而且办的不是一家报纸，这仿佛一个民智落后的时代，开了言论自由的先河（很可怕吧）。不过，小说又使其受到制约，让石越提出订立了报律，这是最早的新闻出版法吧，但好像还不是依法治国的开端。再比如兴办学校，白水潭书院已有现今大学城的气势，学生人数竟达到两万人。而且，从一开始，作者就让新型知识分子成为了一股政治势力，是新党与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这后面，隐藏着唤醒人民的冲动。至于百年翻译的举措，则是向西方开放了。
所有这些的后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民主了。正是在这里，显出了石越的超越和局促。在熙宁二年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落脚点在于，“士绅们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维护乡里的利益，把自己的命运和皇上联为一体，帮助皇上监督官员；而皇上则可以得天下民心，而无须加俸，无须置官，无须变法，便可以多出千百万计的监察御史。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国家焉能不大治？”这便是贯穿整个《新宋》的主题吧，也是作者所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吧。
石越的深刻性在于此，而局限性也在于此。他的改革，必须要得到神宗的支持。而且，我们真的很庆幸，他来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较好的时代，不但有赵顼，还有有王安石，有司马光，还有苏轼。在那个随便因为一句话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时代，这些人应该算是难得的“好人”了。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够推动起来。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否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呢？石越可以改变一切，但改变不了君主制，而他也没有去尝试改变这个。甚至，他似乎是迷恋着明君，担心着失宠而不能遂其志。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读者看不到任何否定君主**的迹象，石越根本不想来一场“熙宁革命”。因此，在整部书中，虽然有一些民间人物出场，但是，历史仍然是皇帝和少数几位权臣的历史。这是《新宋》主题与实际之间的巨大悖论。那么，这是否反映了21世纪的知识精英的某种矛盾而迷离的心态呢？但我们却不能称之为虚伪或者软弱。
但是，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有些方面，作品显得表面化，比如，它给人一种简单移植的感觉，我们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在习惯性地使用一些耳熟能详的21世纪政治词汇。我们看到，石越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倡导着“亲民”与“求是” ，他提出了“国不富而民富，民先富而后国自富”的施政策略。而所谓“民先富而后国自富”，或者说“小河有水大河满”，这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才由一些政治精英提出的新理念。石越还劝神宗“切切以人为本”。皇帝当时甚至没有听懂，还反问了一句：“以人为本”？或许，读者期望中的石越，应该更复杂一些吧，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吧，有更多的批判精神吧。那么，我想，作品跟作者的社会阅历，大概还是有关系的吧。说到底，这是一部书斋小说，与一些现实类的政治小说相比，《新宋》第一卷的厚重感未免在这里削弱了。若要说《新宋》的缺失，则是正在此中。它消减了历史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也淡化了深刻的悲剧性，缺乏一个古老民族的苍凉感。它太理想化了。
未来
由于有了石越，宋朝将会怎样发展？靖康之耻可以避免吗？中国以后会怎样？还会有蒙古帝国吗？西方世界又会怎样进化？中国会领导一种始于11世纪的崭新全球化进程吗？阅读过程中，读者会不时产生着这样的期待。
我读此书的时候，在看到作者写道，辽国上下翻译并学习石越的《三代之治》等书，我于是设想辽国会否由此强于宋朝？最终，是辽国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但这可能是刘慈欣这样的人才会去写的吧。
对于未来，其实石越本人也很无奈。他知道这样做，是在冒险。比如，他并不知道蝴蝶效应的影响下，熙宁七年的旱灾，会不会如期而至，根本是未知之数，若是不来，在掀起轩然大波的情况下，他的政治生命就不用说了，就算是他的小命，哪怕宋廷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只怕也保不住他。
所以，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新宋》的欲言又止，或许还在于，幻想是被小心地控制着。如作者说，“不要过分地游离于历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时候也会郁闷，我为什么不让赵顼拥有现代人的知识，而要选一个石越去白手成名？我为什么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谨慎的把一切技术，控制在手工业时代？”在作者看来，白水潭书院的历史任务，也仅仅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也只能这样了。
我设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石越返回的朝代，是徽宗时期呢？如果石越不得不与秦桧的共事呢？或者，是在史弥远的手下呢？则处理起来的难度或许更大一些吧？或者我们这样设想，石越不是从21世纪初出发，而是从20世纪20年代出发呢？甚至，是从20世纪60年代出发呢？如果换了另一个人，而不是石越，这个人更有野心，他干脆就篡皇帝位子了呢？像石越这样的君子，在现实中其实不是很少的吗？或者，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TF神宗的现代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那个一人说了算的时代。但作者都没有这么选择，他只是站在他个人的窗口前，去看待那段历史。
这使一切重新回到了不确定性上面。很多人自称看透了现实，看破了红尘，但小说这种文字，却还能为这个似乎不再有悬念的世界，提供一些看不透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也为我们的后世，保有了更多的幻想的可能。这就足以使文学继续生存下去了。因此，小说就是小说，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把《新宋》想成了一个迷宫。它其实是文人的一场智力游戏，谁都可以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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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简体版评论集 无罪的眼睛——论《新宋》中的历史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07…11…16 8：30：02 本章字数：4696
（袁景文）
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宋》书写历史？
在拘泥于把小说看成对一个故事的记录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本身是滑稽可笑的，一部并不描写历史的小说如何可能和历史有关呢？对一篇幻想小说来说，问题自然在于幻想。但是小说并不就是小说的内容。如果我们抛开把小说看成一个对虚拟内容的“客观记录”的陈腐的见解，不再把阅读和写作中的活生生的精神体验缩减为小说的内容本身，我们就更应该关注的历史在小说中是如何被关注的，关注历史之为历史的历史性以及这种历史性在小说中的展开，关注我们如何把捉自己在阅读体验中投向历史的眼光。问题不在于一个内容出现不出现在小说中，而是它怎样出现在小说中，怎样在这样的出现中无声的呼唤。
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曾经以一种非凡的英雄气概把小说当作人性的科学来写作，伟大的巴尔扎克更是把小说作为当代风俗史来书写。他以一种连法布尔也会佩服的尽头把人的各种激情放到他的显微镜下来细细观察，分辨社会环境造成的不同形式的人，分类，记录，并且思考在其中展开的真理。真理！多么伟大的词啊！我们已经不在有这样的勇气了。对于我们来说，精神与科学的内容已经消失殆尽，而剩下的，只有娱乐而已了。
娱乐——这就是今天几乎一切小说的主题，尤其是网络小说。无庸讳言，新宋也是作为网络小说出现的，这个欢快的潘神把他的山羊犄角和胡子给了他所有的儿子。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都变成一场游戏，带着那种多少是有点肆无忌惮的眼神去看能看到的一切。在架空历史小说这里，历史不再是供奉在历史学家神龛中的偶像，而是在一种亲昵的眼光中被打量，被把玩的，他们拎着他的耳朵和他嬉戏玩耍，捉弄这个老实的孩子，并对他窘的发红的脸哈哈大笑。在架空历史的各种小说中，这种把玩本身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意趣所在。
说真正的历史在这里消隐了，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我们同样可以说，一种对历史的意识却在这里悄然诞生了，不管它多么粗糙，它所看到的东西多么贫乏，多么错误，但是在这些对历史的打量的目光中，历史本身成为对象。在这些狎昵的把玩中，历史不是作为无动于衷的对象，而是作为关心的目标，作为一种我们投身于其中的洪流本身而运作的。就它成为了小说的第一主题来说，架空历史小说正是历史小说，是历史小说的颠倒了的形式，是它的头足倒立的存在方式，是一种从反面进入的，贫乏形式的历史小说。希腊人把掌管历史的克里娥当作九个谬斯之一，诗歌女神的姐妹——这和我们琐碎的历史学家们是多么的不同啊——那么架空历史大约就算是克里娥和潘神的私生子吧，虽然相貌也点丑陋，但毕竟不能否认他的血缘。
在纯粹的娱乐中，我们关心某个人物的命运，我们亲切的把他的经历当成我们自己的，为他的喜怒哀乐所激动。这种经验几乎总是个人的，他的价值永远从世界中退出而返回到自己。即使在一个虚构的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读者也常常只能呼吸到主角身边的空气。虚构的历史无从取得真正历史所应有的那种深邃与悠邈，无法找到和我们血肉相联的感觉。于是，要么回到一种虚拟的金戈铁马的快意，要么回到在时代的洪流中的当下体验。历史宏大的出场，又悄然退场，只留下孤立的个人。但在架空历史中，一切都不同了，在这里，主角与历史同时出场，他注视着它，思考着它，赫拉克勒斯要扭住这头狮子的脖子，要迫使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行动。无疑这里常常有些令人不快的恣肆，有些白日梦式的癫狂，但这些幻想中的亚历山大的征服总还是富于英雄气概的——虽然一样要加上虚幻的这个修饰语。正是在这里，历史登场，尽管是以一种贫乏的方式登场，他消解了它的庄严肃穆的客观面貌，重新分解成无数人的具体的命运，以这种最切近的方式纠缠在主角的人生中。它被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体会和面对，作为可亲可狎之物，作为放荡的狂欢中直接面对的东西而矗立在我们对面。它的一切优点和缺点都正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而新宋的独特之处也正是对此有着清醒的意识。
在小说的作者、读者和主角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隐秘的通感。作者和读者在小说的阅读中的意识都牢牢拴在主角的身上，尤其在架空历史中，这种联结常常是没有距离的。我们是在一种臆想中和主人公一起以一种当下的方式来看历史的，而这种距离感既标志着娱乐小说的历史性——个人性从其中消隐，而历史则浮出水面成为关心的首要目标；也标志着它的历史性的贫乏——历史既分解为个人的活动而成为一种可把捉的东西，又成为一种在它的不可理解的对象性中表现出来的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们的作者在一种离奇的对历史总体的观念中陷得有多深，在这里就表现的多么奇怪。历史既是人的活动的总和而是可以认识可以改变的，又是一种离奇的以自己的固有本性运动的不可理解物。所以在这里频繁的出现一种意志的热狂就不奇怪了。唯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热狂才能和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战斗，历史本身在这里表现的越像是热狂的意志的产物，也就越多的脱离开了我们的视野。正如夜晚坐在明亮的屋子里的人隔着玻璃向窗外张望时会发生的那样，屋外既然一片黑暗，那么能看到的也就只有自己的影子了。
对于这些小说，有一类细节正好显示出这种关系，那就是主角在现代的生活。许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