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接着外边响起“嘟嘟”的紧急集合哨子。大家顾不上穿衣服，一窝蜂拥了出来，问：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这时有人说是有了特务，有人说是哨兵走了火。正一团混乱，连长提着手枪喘喘跑来，让大家安静，说是有人向指导员打黑枪。大家“嗡”地一声炸了窝。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时副连长又提着枪跑过来，说指导员看见了，那身影像李上进；又说指导员伤势不重，只伤了胳膊；又说让大家赶紧集合，荷枪实弹去抓李上进，防止他叛逃。我们这里离国境线几百公里。大家又“嗡”地炸了窝。赶紧站队，上子弹，兵分几路，跑着去捉李上进。因李上进是我们班的，大家都看我们。我们班的人都低着头。我也跟在队伍中跑，心里乱如麻。看到排长也提着手枪在前边喘喘地跑，便凑上去问：
新兵连 第七章（3）
“这是怎么回事呀，排长？”
排长抹了一把汗，摇头叹息道：“这都是经受不住考验呀，没想到，他开枪叛逃了！”
我说：“这肯定跟入党有关系！”
排长叹息：“他哪里知道，其实支部已经研究了，马上发展他。”
我急着问：“那为什么谈话，说让他复员？”
排长又摇头：“这还不是对他的考验？上次没有发展他，指导员说他神色不对，就想出这么个点子。没想到一考验就考验出来了！”
我脑袋“嗡”地响了一下。
排长说：“他就没想一想，这明显是考验，新兵连哪里有权复员人呢？”
我脑袋又“嗡”地响了一下。心里边流泪边喊：
“班长，你太亏了！”
队伍跑了有十公里，开始拉散兵线。副连长用脚步量着，十米一个，持枪卧倒，趴在冰凉的地上潜伏，等待捉拿李上进。副指导员又宣布纪律，不准说话，不准咳嗽，尽量捉活的，但如果他真要不听警告，或持枪顽抗，就开枪消灭他。接着散兵线上响起“哗啦”“哗啦”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左边的战士把子弹推上了膛。
我右边的战士也把子弹推上了膛。
我也把子弹推上了膛。
但我心里祷告：“班长，你就是逃，也千万别朝这个方向逃，这里有散兵线。”
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散兵线上一个个哨位，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李上进没有来。副连长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回营房吃饭。吃了饭，又让大家各处去搜。我们班的任务，是搜查戈壁滩上的一棵棵骆驼刺草丘。我领着大伙搜。我没有话，大伙也没有话，连王滴都没有话，只是说：
“不管搜出搜不出，都是一个悲剧。”
我瞪了他一眼，不再说话。
这样搜了一天，没有搜出李上进。
夜里又撒散兵线。
三天过去了。李上进还没捉拿到。
这时军里都知道了。发出命令：再用三天时间，务必捉到叛逃者，不然追查团里营里连里的责任。团里营里连里都吓傻了。指导员托着受伤的胳膊，也加入了搜查的行列。
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搜到。
夜里连部灯火通明。
最后一天，李上进捉到了。不过不是搜到的，是他自己举手投降的。原来他藏匿的地点并不远，就在河边的一个草堆里。他从草堆里钻出，向人们举手投降。叛逃者被捉住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也来了劲头。李上进已变得面黄肌瘦，浑身草秸，军服被扯得一条一条的，领章帽徽还戴着，不过一捉到就让人扯掉了。筋疲力尽的李上进，立即被带到连部审问。副连长问：“你为什么向指导员开枪？”
李上进：“他跟我有仇。”
“他怎么跟你有仇？”
“他不让我入党。”
沉默。
“不让入党就开枪？”
李上进委屈地“呜呜”哭了：“副连长，我给你搓背时，你明明说让我入，指导员不让我入，还不是跟我有仇吗？……”
副连长红了脸，“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桌子：“李上进，你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了，过了界限了！你向指导员开了枪！你开枪以后不是要叛逃吗？怎么不逃了？”
李上进说：“我不是想叛逃，我是想跑到河边自杀！”
“噢———”副连长吃了一惊，看李上进半天，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自杀？” 李上进：“我想着家里……还有一个老爹。”
沉默。
连部审问了李上进，这边连里召开大会，要大家深入批判他。连长站在队伍前讲：“这和*有什么区别？*谋害毛主席，他谋害指导员；*要叛逃，他也要叛逃……”
会后，李上进被押到猪圈旁一间小屋里，连里派我和“元首”持枪看守。猪圈旁，是我们以前一起做好事的地方。到了小屋前，李上进看我们一眼，叹息一声，低头不说话，进了小屋。看他那浑身散架、垂头丧气的样子，真由一个班长，变成一个囚犯了。围观的人散去，剩我们三个人，这时李上进说：
“班副，快给我弄点吃的吧，饿了五六天了。”
我想起刚来部队，晚上站岗，到锅炉房吃他烤包子的事，我把“元首”叫一旁，说：
“‘元首’，我是不顾纪律了，我去给他弄点吃的，你要想汇报，你就去汇报。”
这时“元首”脸涨得通红，“啪”地一声把步枪上的刺刀卸下来，递给我：
“班副，我要再犯那毛病，你用它捅了我！”
我点点头，说：“好，‘元首’，我相信你！”
留下“元首”一人看守，我到连队厨房偷了一盆剩面条，悄悄带了回来。李上进见了食物，不顾死活，双手抓着乱吃，弄得满头满脸；最后还给噎着了，脖子一伸一伸的，忙用双拳去捶。看他那狼狈样子，我和“元首”都禁不住流泪。
夜里，李上进在屋里墙上倚着，我和“元首”在外坐着，这时我说：
“班长，你不该这样呀！”
但我朝里看，他已经倚在墙上睡着了。
“元首”喊：“班长，你醒醒！”
但怎么也喊不醒。
我们俩都开始流泪。
这时“元首”说：“班副，我有一个主意。”
我问：“什么主意？”
他说：“咱们把班长放了吧！”
我大吃一惊，急忙看了看四周，又上前捂住他的嘴：“小声点。” 他小声说：“咱们把班长放了吧！”
我说：“放了怎么办？”
他眨巴眼：“让他逃呀！”
我叹息一声：“往哪里逃呀，还真能越过边境线不成？”
“元首”不说话了，开始嘬牙叹气。
这时我说：“‘元首’，你是一个好兄弟。”
一夜在李上进的酣睡中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师里来了一个军用囚车，提李上进。李上进还迷离马虎的，就被提溜上了囚车。临走，也没扭头看看我和“元首”。
囚车“呜呜”地开跑了。
我和“元首”还站在囚李上进的小屋前，愣着。
突然，“元首”喊：“班副，你看那是什么？”
我顺着“元首”的手指看，小屋地上有一片纸。我和“元首”进屋捡起一看，原来是李上进对象的照片。
照片上的姑娘很胖，绑着一对大缆绳般的粗辫子，在对我们笑。
新兵连 第八章（1）
过了有三天，上边传来消息，说李上进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消息传来，并没有在连里引起什么轰动，因为三天时间，李上进已经被连里批臭了。任务布置下来，个个发言，人人过关，像当时批*一样认真。*能被批臭，李上进也被批臭了。
在批李上进的过程中，大家又起了私心。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最后分配，大家批得都挺认真。李上进出自我们班，我们班成了重灾区，指导员、连长都来参加我们的批判会。大家一开始还挤牙膏，后来索性墙倒众人推，把他日常生活中的大小缺点往一块一集合，一下堆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好像谁批得越多，谁就越不认识李上进似的。王滴原来也挺同情李上进，说他是“悲剧”，现在为了不影响自己分到军部，第一个发言，而且挺有深度：说李上进叛逃有思想基础，几年之前就带刺刀回家，受过处分。说得连长指导员直点头。发言一开始，下边就有人接了茬。中间休息时，连“元首”也动摇了，找到我，涨红着脸说： “班副，我也要批判了。”
我看他一眼：“你批吧，我不让你批了？”
他脸越发红：“大家都批了，就我不批，多不好，总得做做样子。”
接着开会“元首”便批了。说是做做样子，谁知批得也挺深刻，说李上进思想腐化，平时手里老是捏着个女人照片；把他关起来，还看了一夜。连长指导员都支起耳朵。我听不下去，便插话：
“那是他对象的照片。”
指导员说：“要是他对象的照片，还是可以看看的。”
我说：“现在保准不看了，一坐监，对象还不吹了。”
大家“哄”地笑。笑后，都又觉得心里不好受，一时批判停下了。
中午吃饭，“元首”又找我：
“班副，我不该批判吧？”
我十分气恼：“‘元首，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说你不该批了？你这么说话，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班副！”“元首”又双手掩着脸哭了。
批过李上进，大家都洗清了自己，分配也没受大影响。该去军部的去军部，该去菜地的去菜地。终于，大家吃过一顿红烧肉之后，开始陆续离开新兵连，到各自分配的连队去。
第一个离开新兵连的是王滴。他可真威风，军部来接他了。来的是一辆小吉普，班里有几个人坐过小吉普？大家都去看他上车。他一一与大家握手，倒没露出得意之色。只是说：“有时间到军部来玩。”
排长本来在宿舍写信，揉巴揉巴了两张，也跑出来送王滴。王滴对他倒有些带搭不理，最后一个才与他握手，说：“排长，在这三个月，没少给你添麻烦。自己不争气，把个‘骨干’也给闹掉了。以后排长到大点去，有时间也来军部玩吧！”
把排长闹了个大红脸。
吉普车发动了，王滴又来到我面前，说：
“班副，我走了。”
我说：“再见王滴。”
这时王滴把我拉到一边，突然两眼红了：
“班副，你知道让我干什么？”
我说：“不是当公务员吗？”
“说是让我到军部当公务员，今天司机才告诉我，原来军长他爹瘫痪了，让我去给他端屎端尿！”王滴说着涌出两包泪。
我也吃了一惊，说：“哎呀，这可想不到。”
他叹息一声：“我以前说话不注意，你可得原谅我。”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王滴！”
他说：“俺奶在家里病床上躺了三年，我还没尽一点孝心！”
我说：“不管怎么说，到那得好好干。”
他点点头，叹息一声：“这话就对你说了，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不然又让人笑话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新兵连 第八章（2）
我使劲点点头。
车把王滴载走了。车屁股甩下一溜烟。
第二个来接人的，是生产地的指导员，来接“元首”。指导员是个黑矮的胖子，也是河南人，说话十分直爽。“元首”分到菜地，本来十分沮丧。没想到菜地指导员一来，给他带来个喜讯：因分到菜地的都是差兵，相比之下，“元首”还算好的———在新兵连当过“骨干”，于是瘸子里拔将军，还没去菜地，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班副。这真是因祸得福，“元首”情绪一下高涨起来，给他的指导员让烟，围着问这问那。指导员叼着烟说：
“到菜地没别的好处，就是入党快些。”
“元首”更加高兴，手舞足蹈的。大家围着“元首”和他的指导员，也都挺羡慕，似乎去菜地比去军部还好。
“元首”咳嗽两声，看大家一眼，对他的指导员说：“指导员，从今以后，你说哪儿我打哪儿，让我领着班里的同志喂猪也行！”
指导员“哈哈”笑了：“工作嘛，到家再说，到家再说。”
当天下午，班副“元首”，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
其他战士也都一个一个被领走了。
战士们走完了，我才背着背包离开了新兵连。全班比较，还数我分得比较好：到教导队去学习。因教导队离新兵连比较远，得到一个军用小火车站去搭火车。排长也要离开新兵连回老连队，也要搭火车，于是我们两个同行。离开了新兵连，排长放下了他的架子，与我说这说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长问：“你怎么了？”
我说：“排长，我心里有些难受。”
“怎么了？为李上进？” 我摇摇头。
“为王滴？”
我摇摇头。
“为‘元首’？”
我摇摇头。
“为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
他瞪着眼睛问：“那为什么？”
“信上说，‘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远，吃惊地望着我，“这怎么可能？”
我把爹来的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说，“老肥”被部队退回去以后，没有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就在家里种地。一次三天不见他露面，家里着了急，托人四处找，最后在东北地的井里发现了他，尸体已经泡得像发面窝窝。村里人都说，可能打水的时候，他的羊角风又犯了。
排长抖信说：“他羊角风又犯了，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禁不住哭了：“排长，我了解他，他绝不是羊角风犯了。”
“那是什么？”
“他一定是自杀！”
“啊———”排长瞪大了眼珠。
我们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说话。
快走近小火车站时，排长问：
“多长时间了？”
我说：“信上不是说了，快半个月了。”
“你告没告诉班里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方，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
火车已经“嗷嗷”地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