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明白求救无效后，他开始向门爬去。门外四百米是公路，虽然天色已晚，又不是主干线，但偶尔会有车经过。然而爬了几步，他放弃了，他转过身来，瞪着自己的女儿，伸出右手恶狠狠地向她抓过来：“我饶不了你……”他睁得圆圆的眼睛流出血来，鼻孔流出血来，嘴巴也流出血来，混合着肮脏的呕吐物和白沫。他的手就那么永远地树在那里，永远地树在她的噩梦里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杜蔻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梦见这只手。其实当时，她只是与母亲靠着墙壁面对面望着，筋疲力尽地坐在地上，那具面目狰狞的尸体在她们中间一点点冷下去。坐了一整夜，然后又是一整天。她唯一的感觉是累。母亲将所有的装修工人拒绝在门外，说男人又跑了，没钱装修不用再来了。她们在后院挖了一个洞，将这个秘密永远地埋掉了。第三天她就去上学了。那只手埋到土里的时候怎么都没法弄弯，倔强地支在那里，她们不得不将洞挖得深了很多。
考大学时，杜蔻选择了医学。
没人知道瘦弱的杜蔻为何对解剖课情有独钟，其实她只是为了消除恐惧。因为，她总没完没了地做着同样的噩梦，梦见那个死掉的人朝她喊着“我饶不了你”，伸出残缺不全的右手卡住她的脖子。为了破解这个魔咒，大四那年的寒假，她将那只手从它的葬身之地挖了出来。掩埋地点异常干燥，所以尸体并没有完全腐烂，那手依然可怕地张着。杜蔻熟练的拆下它，眼都没眨。她要告诉自己，这只手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他奈何不了她。可噩梦仍然在继续，母亲还是没完没了地给她打电话“我梦见你死了”，“他昨晚又来了，他说他不会放过你，不会让我们好活”……本来日子就这样过了下去，可是她又遇见了陈优，那个让她神魂颠倒的男人，他的若即若离更加深了她的苦痛。
杜蔻一度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忧郁症？母亲是不是也得了忧郁症？她认识一些有名的心理学教授，还有同学出校门后做起了心理医生，可是，这样的故事，能向谁说呢？
火苗冉冉升起。杜蔻不停地往盆里放着自己的旧衣服作为燃料。空气中开始散发出蛋白质焚烧的臭味。火焰的热气带着烧化后的灰片向天花板飘去。杜蔻抬起头，那个她亲手做的风铃在热气中飘荡起来。那是那些等待陈优的无聊日子，她像所有恋爱中的女人一样，买回一堆闪亮的荧光纸叠成千纸鹤和幸运星。后来干脆再去买了材料来串成风铃。一年多了，风铃有些旧了，再不是从前那么可爱的粉红，而且积满灰尘。这是她这个有洁癖的人不能容忍的。她搬了把椅子来，再在椅子上叠着放了几本厚厚的书，踩上去，小心翼翼地取下来。突然她的手一抖：被风铃挡住的墙角，原来只是她粘上去的一个粘钩，现在旁边有了一个小小的孔。
那是一个针孔摄像头！
杜蔻的房东是那种整天趿拉着拖鞋、蓬着鸡窝发，到处找人打麻将的广东妇人，体态肥沃，说一口超烂的普通话。杜蔻打了她家两天电话才找到她。
“什么？你说什么器？什么器？”说了半天对方才算明白，“监控器？怎么可能！我们家从来没装过这种东西！”好说歹说同意等她再打一圈麻将、买完菜就过来看看。
晚上###点房东才趿着拖鞋跑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很像针孔摄像头。”杜蔻解释说，递上拖鞋要她换了才让进屋，“我怕是你们住的时候装的什么东西，怕认错了没拔。”她搬过一张高凳子，让那个胖女人爬上去，“你自己看看。”
那个房东的胳膊粗得像大腿，大腿粗得像珠江大桥的桥柱，整个身子如果去掉头，就是个正方形。往那里一立正，两条腿中间没缝隙。她呼哧呼哧半天才爬上去：“没有啊，哪有什么摄像器？”
“不会呀。就在那里。”杜蔻等她下来了，自己又爬了上去，“我前两天才看到的……”她愣了一下，果然那里什么都没有，就剩一个手指粗细的洞，“原来就在这个洞里。是真的！要不怎么会有一个洞？”
“气新（神经），”房东白了她一眼，“墙十年没刷了，洞多着呢，要不房租能那么便宜吗？”
“那您知道隔壁谁住着吗？”
“不知道。那不是我的房子。”
“那……你认识房主吗？”
“不认识。”房东不耐烦地说，“没事我走了！晚上还要出去打麻雀。”说完肥屁股一扭就走了。
杜蔻一晚上爬上爬下，去观察了好几次那个洞。前两天这里的确是有东西的！而且，一定是个监控器，否则怎么可能她一发现就被撤掉了呢？我什么时候成为这么有价值的人了，还有人监视？
隔壁的屋子黑糊糊的没有人。杜蔻想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就跑到装修材料市场去买了个放在门上的猫眼，安在那个洞里。这样的话，只要隔壁房间有光线，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个房间有一张床，但上面没被子，然后就是最简单的出租屋自带的那种桌椅，似乎是没人住过。但桌上有一个白色的女性皮背包，看上去像是牌子货，价格不菲。隔壁到底住着一个什么人？杜蔻突然感起兴趣来，要知道寂寞就像附了身的鬼，一到夜深人静就出来显原形，她很高兴在离开陈优的日子里，有这样一件事引开她的注意力。
她整日整夜地守在那个猫眼前，想揭开这个谜底。对方也没辜负她，第四天一早她就听见了隔壁有动静。这是一幢很老的公寓楼，隔音很差，她很奇怪自己以前从没留意过隔壁有人。
杜蔻光着脚爬上了凳子。
隔壁是一个很瘦的女人，但烫着头发，戴着手链、戒指，浑身上下的打扮都很富贵。她打开抽屉，拿了一些东西塞进原来就放在桌上的那只包，然后找来一个信封，将一枚钥匙放了进去。她环顾四周检查一圈，确认没忘什么东西，就关门出去了。前后大概只有五六分钟。杜蔻正要爬下凳子，只听那边的门动了一动，那个女人将刚才那只装着钥匙的信封从门下塞了回去。
楼梯没什么人，追出去一定会被发现，杜蔻只敢悄悄将门开了一条缝往外看。那女人已经走了。钥匙都还了，她不会再回来了。她好像很面熟，至少是长得很像自己认识的一个人。杜蔻仔细回想了一下，还是无法确定。她为什么要监视我呢？是因为知道我发现了那个摄像头所以赶紧撤除吗？确定对方已经走远了，杜蔻趴到楼梯间那个对着出口的窗户往下看。那个女人已经出了大楼，坐进了出租车。
神秘的租客走了，隔壁的房东又找不到，线索似乎就这么断了。可是这个神秘女人在杜蔻心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和一万个猜疑。这里面一定有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跟她杜蔻肯定有关系！
下午她就在隔壁的房间门上贴了个大大的“求租”，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时间过得异常漫长，大概等了两个星期，她才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隔壁的房东：“你要租房？”
“是啊。丽泰公寓902是您的对吗？我想看一看房子。我现在就住隔壁901，我有个朋友想住得离我近一点，租在这里。”
隔壁的房东是另一种款式的广东丑女人，瘦得像个大烟鬼，皮肤黄褐得看不出雀斑。看到自己的房子这么红火很是高兴，马上跑来替杜蔻开门：“我这个房客才刚刚退了租，你运气可真好。”
“租你房子的是个什么人？”杜蔻一边假装四处打量一边问。这房子她从猫眼那边看了无数遍了，一桌一椅都非常熟悉。
“一个女人。”房东说，“张小姐。租了也不怎么来住。昨天打电话说她不来了，门反锁后，钥匙从门下塞进来的。”她捡起地上的信封，果然找到里面的钥匙。那个房客是太奇怪了，而且连两个月的房子押金都没去退。不过这事她就不告诉杜蔻了。
“她叫什么名字？”杜蔻问。房东摇摇头，开始对她的目的抱怀疑了：“你到底是不是租房？我不知道她名字，只知道姓张。”
“能告诉我她的手机号码吗？”杜蔻从口袋里掏出二百元钱塞过去，“她上次跑到我隔壁去借东西没还。我要找她。”
拿到了那个女人的号码，杜蔻为自己的小阴谋一阵阵得意。她给那个号码发了一个短消息：女士您好！我捡到了你的一件私人物品。我在？菖？菖公司上班，请您到金鹰大厦二十一层找我，我姓张。我上班时间在。如果您不来拿，后果自负。
金鹰大厦是她以前一个同学上班的地方，她对那里很熟悉。那个楼的保安非常负责，进出的人只要不带公司胸牌全要掏出身份证登记。让那个女人去21楼？菖？菖公司找那个不存在的张小姐吧。杜蔻直想捂着嘴乐。她之所以要选个公司名、选个公共场所，就是为了怕对方有戒心不去。
第二天她在金鹰大厦旁边的一个小凉茶铺位守了大半天，果然看见那个女人进去了。杜蔻等她登记完上了电梯，忙也跟了过去，说要找自己15楼那个同学。保安当然拦住她，掏出登记簿和笔，要她登记。
她拿过笔，看到了上面一行那个女人的证件和名字。
什么叫“前期工作”，简至就是来做力工的！没有帮手，没有办公设备，有的只是在崇明租的四间房子，堆满了刚从海关运回来的成箱成箱的PA仪器。而且因为是底价制，所有费用最后都会归结到她的业务经费中去，一草一纸全是自己的，唐沁甜干脆在仓库一角弄张床就住了下来。周末花了两千块展位费去人才市场招了一男一女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跟她一块吃住在仓库里。男孩叫杨大勇，天天一起床，洗脸刷牙，抓起两个菜包和一瓶水就跑了出去。自诩“头可断，发型不能乱；血可流，皮鞋不能不擦油”，喷上廉价的发胶，系着地摊上十元一条的领带，雄心勃勃。女孩是他女朋友，叫袁小玲，在几个纸箱子堆成的办公台上打印、收发文件，上网搜集客户资料。还兼任了三人的厨娘。虽然她做的西红柿蛋花汤里经常飘着蛋壳，虽然她做爆炒生蚝时一把火上来，把刘海都烧焦了，可是三个人相处得非常开心。
第一个月，他们卖出了一台仪器，毛利两千元；第二个月，卖出零台；第三个月，签了一单五十台的合同，并固定了好几个零售商，生意就开始好做起来。
2005年7月，去除所有费用成本，唐沁甜账上的收入是三万五千元，比她前面几年的所有积蓄还要多。上次为了凑齐二十万给夏予非，她甚至还打电话给爸妈骗了两万块，说是跟人合伙做生意。
七八月的上海，像个慢火烤的烤炉，可是唐沁甜透心的凉快，给两个小家伙各包了一份丰厚的红包。这两个家伙大学里就在谈恋爱，招聘会上手拖手去找工作，一点不理会应聘之大忌，一定要求分在一个公司。只有唐沁甜才会接收这样的人：杨大勇沉着镇定又不缺乏活力，对自己要做的事胸有成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正是她心中年轻十岁的陈优。
一想到陈优，她的心就又温柔地牵动了一下。三个月的努力，她以为自己能将他在记忆里藏好，藏得严密，可是烙印那么深，曾经的故事在记忆中千回百转，越想忘记就越是清晰。三个月来，她对他的名字绝口不提，除了向谭振业汇报工作，也跟原公司那边的人断了一切联系。白天她勉强可以在忙碌中麻痹自己，夜晚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他的心思就是疯狂复制的病毒细胞，占据了她所有思绪。她只能将被单缠在身上，幻想着是他的手，他的手在在黑暗中将她抱紧；幻想着他爱她，他要她……
究竟要怎样才能放手呢，怎样才会忘却呢，这个男人是她的毒药！多少个思念难熬的夜里，她拿出手机，按下那熟悉的十一个数字，可是最后残留的一点理智，让她没按下那个“确定”。他不是她的，虽然他的声音就在这十一个数字的背后。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一次倾诉又有什么用？他终究还是会离去。可是，这三个月，她人在上海，却还一直用着广州的手机号，不就是期待着有一天会接到他的电话，能听到他的信息吗。为了等这个电话，她将自己的手机彩铃换成了阿桑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如果爱你只有一次，我愿放弃唯一的生命”。
她在绝望里盼望，在盼望里绝望，盼望着那好听的铃声，因他而响起。铃声最终没有响，却接到他的短消息。
“我在上海。”他说。
他来上海开一个研发会议。三个月不见，他黑瘦了，但这黑瘦只是让他看起来更加年轻和健康。他解释说最近参加科技厅搞的一个网球比赛，在外面运动得太多了。
她坐在他对面，隔着两个咖啡杯，贪婪地看着他。还是那么精致的五官，还是那么迷人的眼神，笑的时候，眉梢还有点淡淡的温柔。
“你最近过得不错啊。”他伸过手来拉一拉她烫得有些过于显成熟的头发，“当女强人了？”
“长胖了是吧？”她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我们几个人自己烧饭，总是烧得太多，又没买冰箱，必须全吃掉。”
“上次你说的要离职，要结婚，怎么突然一下子跑来上海来，还高升了？”他问。
“上海这边的事，是谭总的安排嘛。而且，我跟男朋友分手了。”她期待着他的惊喜。
“哦？要换口味了？”他声音还是那么平静。
“以为谁都像你啊。”她有点气恼。
陈优的会议开了三天。唐沁甜等在会议厅的外面，等在约好的咖啡屋，甚至一天到晚地窝在宾馆里，罩着他大大的T恤，躺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把自己打扮成他可口的点心。她发现每次她穿新的衣服、换没见过的装扮，他总是特别喜欢，温柔、新鲜地上下打量着她，眼神里带着些许赞叹。男人是挑剔的食客，女人即使差到只是一盘白菜，也得尽全力把自己化装成清炒或蒜茸。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沦落成了用身体换来爱人一点点目光的女人！
夜色如水，刮着海风的上海外滩，唐沁甜牵着陈优那只被网球拍磨出厚茧的手，倚靠在他身上。突然觉得上海之行，只是为了这一刻的温柔。生意，客户，那个还在装修的小办公室，货单，还有那个因为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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