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绪棠在宁夏惠民 县被转为离休干部。1985年，移民返迁时常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严通村，直至1989年12月逝世。
9、游荡的移民部落
1958年2月，马连保被押送回陶乐月牙湖后，他们村在苦水井村附近的安置点已撤消了。原来，马连保等34人集体逃亡后，当地政府组织力量抓获，有20多 人刚回家就被逮住遣返回了月牙湖。这些人同看管他们的移民干部一起在那里开荒30多亩种下麦子。一个多月过去了，麦地里仍不见动静；却发现成群结队的老鼠 在地里忙忙碌碌，把麦地掏得大洞小眼，刨开麦地一看，才发现沙化的盐碱地由于缺水，播下的麦种全都“无动于衷”，成了老鼠的美餐。于是，豫安村的先遣队员 们只好迁到了离陶乐15公里处的沟湾子。
沟湾子解放初属该县第三乡的所在地，但风沙、缺水等原因很快就逼迫第三乡政府所在地另迁它地。逃亡者马连保被遣送到沟湾子时，因所有移民都对在地下挖的 “宫殿”有逆反心理，坚决不愿住在那样的“棺材”里。所以，到了沟湾子，马连保与那些逃亡的“同案者”在移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监视下；把土挖松，用水泡湿 再用石碾碾实，用钢丝切成砖，然后开始建房。
干部动员大家：多建些房，准备迎接家乡的父老乡亲。马连保等人用好几个月时间建了三十多间土坯房，家乡的父老乡亲到陶乐还没来得及住进去，一场暴风把沟湾 子方圆七八公里都变成了沙丘，先遣队的人差点全军覆没，土坯房也被埋成了沙丘下的“文物”——2007年，一伙外地开发商到沟湾子建别墅时挖出了这些土坯 房，以为是古代的什么建筑，还专门找文物部门进行了鉴定……
1957年6月，马连保所在的先遣队在那场风暴中从沟湾子落荒而逃后，到了西北十多公里的黄河边。黄河边地好水好，种下的玉米很快就长得绿油油的，一派丰 收在望的景象。当时，部分先遣队员的家人也已来到，见到地里的庄稼，人们心中再次燃起希望的火焰。但秋收前的一场大水把移民们的希望再次冲毁淹灭。村干部 们无计可施了，“再向西北方向挪挪试试吧！”
这次，豫安村的安置点搬到了新东市村附近。在新东市村，马连保认识了后来同他一起闹返库的赵德龙等人。新东市村的赵德龙等一百多号移民也来自马连保的老家 朝邑县，该村也经历了三次搬迁的折腾。最先，新东市村的安置点在月牙湖南端的严家庄村，那里土地少，加上黄河的冲击使那一带常常塌岸，该村就搬到了苦水井 村，但住了不到一个月，因吃不惯那又苦又涩的水，便搬到了新东市村。豫安村、新东市村的几百号移民在陶乐游荡数月，经过三四次搬迁好不容易定居下来，但华 阴县好几个已搬迁了几次的移民村也向新东市村一带游荡了过来。陶乐县规划时说，这一带移民安置密度太大，要把后到此地的豫安村移走。
再也经不起折腾的移民们再次逃亡。马连保也再次出现在逃亡的队伍中。一路上，他两次险些丧命，有一次，差点被山洪冲进了一百多米高的瀑布，紧急中，若不是 抓住瀑布边的石头，他也就早已命丧黄泉了。
带着一身伤痕回到朝邑时，已是1958年秋天。其时，渭南地区正将三门峡库区的25万多移民往渭北高原沟壑区的蒲城、白水、澄城、合阳、韩城、富平、渭南 等八县迁移安置。马连保迁往了宁夏，给他的父母兄弟也报了去宁夏的名，同时，户口也已迁到了宁夏。马连保第一次逃亡时，村、乡干部就催他的父母兄弟都迁往 宁夏。可马连保说：就是死，他的家人也不会去宁夏！为了让父母免去宁夏遭罪，他同干部达成协议：自己回月牙湖，留下他的家人。结果，马连保回月牙湖不到一 年又再次逃亡。这下可惹恼了干部们，为了惩戒马连保和与他相似的那些先遣队员，干部们决定，渭南地区这次内迁时，像马连保这样的逃亡者，他们的亲人要么按 当初的报名和户口办理情况迁移到宁夏，要么自己联系关系自行迁移。
第二次逃回朝邑；马连保告诉父母，“你们无论如何也不要到宁夏！到陕北黄龙县刘叔叔那里去吧，那儿虽然也苦，但也许能保住一家人的性命。”
于是，马连保没有“内迁移民”资格的父母兄弟以“自迁移民”的身份去了延安地区最南边的黄龙县街头庙乡槐树塬村。
这显然是一个仅次于去宁夏的错误抉择。
在黄龙县那个偏僻而贫穷的山区，他的父母最终没能达到“保住性命”的最低生存标准，在次年的那场灾荒中，两位老人双双饿死在黄龙，成了异乡野鬼。马连保的 哥哥和弟弟的下场也非常不妙：在大山里经历了数年艰难困苦后，那里苦涩的饮用水使他们同他们的后人一起得了与无数当地人一样的怪病：长不高个子，脚手伸不 直，腿疼……
但他们并不怎么后悔——听内迁到渭北高原沟壑区的大多数移民讲，他们也经受着无水和饮用带氟、带盐碱的水——这样的水会使人的牙齿变黄早脱，一些乱七八糟 的疾病也很快附体。也许是认识到了这种水对人体的危害，或者是看上了当地人饮用的窖水，后来，很多移民都节衣省食地挖了地窖——10多米见方，十多米深， 遇上雨天，地上、房上的积水统统流进窖里。这样，节约着用，一窖水可吃上半年——这种水虽无毒无害，但生活在城市的人是断然不敢饮用这种水的——下雨时， 地上的狗屎牛尿都随雨水流进了窖中……
父母兄弟迁往黄龙县后，第二次逃回朝邑的马连保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他曾随父母去黄龙当了一段时间的黑户，结果，被当地发现其“逃亡”身份后马上报告到了 朝邑，朝邑方面几次派人到黄龙，要将马连保“捉拿归案，在全体移民和先遣队员中抓个典型”。
马连保的父母居住在一个山梁上，屋前是一片视野开阔的山坡。每次，见有生人出现在山道上，马连保就从屋后溜进山里，让来人总是扑空。朝邑的人后来改变策 略，利用晚上夜幕的掩护悄悄进村。一次，来人将马连保堵在屋中，若不是弟弟和父亲等人死命抱住来人，马连保差点“落网”。
马连保的弟弟上过几年学，还看了不少关于侦探方面的书。他给哥哥建议：你还不如回朝邑看看，那里是灯下黑，干部们不会注意的。
弟弟的这个建议显然是错误的。马连保回朝邑后，家里的房子被拆了，乡亲们也被迁走，他的名字早就从朝邑的户籍簿上注销。不久，连这个建于公元487年前北 魏时期的朝邑县也被撤消并入了大荔。马连保彻底成了无县无家无亲之人。随着三门峡水库建成日期日渐临近，他的“盲流”日子也越来越难混。
最初，他混入“拉吊庄”（库区移民迁走后，土地荒芜，安置区移民又普遍存在土地不足的问题，于是，省、地、县政府同意内迁渭南县等地的移民在安置区定居 后，可同时在安置区和库区种地，粮食归种地者）的队伍在库区种了一段时间的庄稼。他挖出三四亩荒地，种上小麦，又在麦地旁搭了一个窝棚，不分白天晚上地侍 弄那几亩地。见绿油油的麦苗越长越旺盛，他在心里喜孜孜地盘算：等秋收后，打下的粮食就可以补贴父母兄弟们了！但还没来得及收获，当地政府就发现了马连保 的逃亡身份。于是，他只好放弃那片丰收在望的麦地，天天和成百上千的逃亡者在库区的废墟和山沟里躲来藏去，被县、乡干部像打猎一样追逐着。
躲了一时间，实在躲不掉那些攻势越来越猛的围追堵截了，马连保逃到了宁夏石嘴山煤矿挖煤。煤矿也不是清闲之地，因好多移民也都走了与马连保相同的路，乡、 村干部发现这一秘密后，常到煤矿去找人。矿上也想留住这些劳动力，事先让人通知井下的工人，接着又让干部守在矿坑口，结果，井下的移民就很晚才出来，让那 些干部们在矿坑口白等。更多的时候，马连保等移民们从矿下出来时将脸抹得乌黑，让前来“认领”的干部们难识庐山真面目，只好无功而返……
10、难以逾越的死亡线
那段时光至今仍令很多人为之怅然心伤。无数悲剧姓事件，无数悲剧性家庭，无数悲剧性人物充满了那段时光。下面要讲述的这个悲剧性的家庭不过是无数悲剧家庭 的一个缩影。
悲剧发生前，这个家庭居住在朝邑县碾庄乡碾庄村3组。该村在黄河滩上，盛产棉花、花生和小麦，属“关中白菜心”最核心的部位。
那时，这个家庭的主角席有生刚20来岁，婚后已有一女。除妹妹席宣花只有5岁不能干活外，席有生的的父亲席兵，母亲席王氏，妻子谢翠花都是干农活的好手。 一家人每年都能在社里挣1200多个劳动日——再提醒一下读者，那里那时一个劳动日的价值是五至六元。那时的一元钱可买六七十个土鸡蛋，仅凭有六七千元收 入这一点，你就可以想象席有生一家的日子有多么殷实了。
这样的富裕殷实很快成了过眼云烟。也和三门峡库区所有移民积极分子一样，1957年阴历6月，席有生一家去了宁夏陶乐县的月牙湖。去的那天已是晚上10 点，周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又没有灯，到后，疲惫不堪的一家人只好摸着黑睡下。第二天早上醒来，风沙悄悄给了席有生这些关中贵客一个下马威：房门被流 沙封住！脚慌手乱地折腾了好一阵才打通了出门的道路。一家人站在门外一看，一排低矮的移民房孤零零地横在沙漠边缘的荒原上，原野上没有人烟，没有树木，只 有些枯草在风沙中挣扎晃动着。那片茫茫无际的大沙漠里，黄沙蔽日的景象还没有消散，它时近时远，时高时低地翻腾着，狂暴地把些沙石扔在移民点周围。关中人 何时见过这种飞沙走石、尘土弥漫的情景？席有生一家人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沙漠的荒凉和无法克服的艰苦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先遣队员和移民中引发了惨烈悲壮的大逃亡。与此同时，大批外迁移民在干部的“护送”下源源不断地涌向宁夏。 朝塞外迁徙和向关中逃亡的两股双向逆反人流塞满了黄河古道。
席有生完全可以带着一家加入逃亡的队伍，但这个老实巴交的关中农民当时牢牢记住的是为国家建设舍小家，保大家，“一家迁，万家安”。他让一家六口留在了荒 凉的月牙湖上，隐藏起这个家庭最深重的艰难困苦，默默上演着生存的困惑与生命的挣扎……
此后的日子非常不顺。一夜之间，腹泻、腹疼、发呕、头晕和一些不明不白的病症折磨着一家老小，全家六口卧床难起，连找医生的人都没有。当席有生强撑着虚弱 的身子去请医生时才知道，家人的病症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从关中来的移民绝大多数都因此躺下了，有的还因此而丢了性命。带来的耕牛也水土不服，没有多久就死 得所剩无几……
还算幸运，在那场百分之六十以上移民都经历过水土不服的大难中，席有生一家终于摆脱病魔的纠缠而活了下来。
生活刚归于平静，“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灭顶之灾却又降临在席有生一家的头上。
1959年至1961年这段恶梦一样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史学家用“空前绝后”来形容这场灾害的严重程度。然而，关于困难局面 的成因，几十年来却经历了一个不尽相同的表述过程。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 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 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他还激动地对毛泽东主席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的激动遭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一年多后的夏秋之交，在中央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主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 暗风”，而对“人祸”的原因却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 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三年自然灾害”“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 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 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从这三方面表述的。
这场“空前绝后”的饥馑之年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有人说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有说达五千万……
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那都是一场灾难性的悲剧，都永远是一种难以愈合的痛。对远迁宁夏的移民，悲剧的色彩更浓，难以言说的痛苦也显得更 加沉重。席有生说：我们那个大队饿死了二十多人，我一家六口就有四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
灾难降临前出现过短暂的海市蜃楼：大人每月供应45斤面粉和大米，小孩的定量是三十斤。每人每月有几两青油，还能吃上两次肉。环境虽差，但不饿肚子，这对 远迁他乡的人来说，已是一种不可多求的福祉了。
不久，饥饿的影子出现——先遣队员的定量由每月的45斤一下锐减至20斤，小孩减到了10斤。肉、油也从先遣队员的生活中消失。原希望自己种的粮食、蔬菜 能补贴一下生活，但糟糕的是，先遣队员们费九牛二虎之力种下的小麦、糜子、蔬菜之类，由于缺乏水的浇灌，要么就根本长不出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