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协议。于是，无仗可打的王志义只好退出硝烟已散的战场，回到他的逃难地，紧接着又去了比战场上还难以生存的渭北高原。
能干人在哪里都会展露锋芒。1963年，王志义同平民乡豫香村迁移到澄城县王庄乡鹅毛村的李玉珍及原大豫安村的王甲莲等人被饥寒交迫的移民推上了“返库领导岗位”。1964年正月26日，王甲莲、王守信及王志义、李玉珍、朱殿音等人在澄城县赵庄镇移民骨干刘巧云家召开移民代表会议，与本县各村来的100多
名移民代表商议返库事宜。这次会议上，移民代表们把饥渴的目光投向了三门峡电站拦洪后未被淹没但已荒芜的库区土地。王志义等人提出：安置区的土地本来只够老社员自己种，这好比一个膜只够一个人吃，我们却跑来分一半，弄得老社员和我们新社员都不够吃。我们在这里没有地种，库区的地并未被淹没，全都荒着或被其他人种着，我们应返库去种那些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水库什么时候蓄水，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安置点。
有人担心：没有干部的同意，我们敢下山吗？是不是向上反映，等待上边的意思？
针对移民中的畏惧情绪，领头的王志义语出惊人：面对饥饿，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等别人来救自己的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
不过，为了妥善起见，王志义等人提出了一个折冲方案：下山试探一下政府的态度，政府不管，我们就种，政府态度强硬就撤。
根据这一方案，会议决定：每户出一个劳力下山种地。
两天后（正月28日），澄城县有移民的18个村有组织的返库种地行动秘密开始了。天还未亮，各村的移民代表就悄悄敲响了每户移民的门。根据会议决定，每户
移民出的那个劳力在本村聚齐后，大家扛着锄头，背着种子，挎着十天的干粮提心吊胆地向库区出发了。
一路顺利。没有人反对，没有人阻拦——甚至当地政府的官员们还不知道，1000多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库区他们原来生活的那些村庄。接着，边搭建庵棚
边挖开他们倍感亲切却已杂草丛生的土地，播下高粱种子。
澄城县移民回库区种地的消息传出，白水、蒲城等县的移民也纷纷下山种地，总人数很快增加到2000左右。
下山前所作的种种攻守策略和应急预案似乎都是多余，返库后的一切都在和平甚至是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平民乡土地的新占领者是被老百姓称为亲人解放军的兰州空军某部队。毕竟是人民的子弟兵，见从渭北高原上下来的乡亲们瘦骨伶仃，衣不蔽体，部队首长动了恻隐之心，不仅给吃给穿，还给地给种子给猪牛让移民们去经营。
友爱温馨的日子极短，很快，澄城和库区的“后院”不幸起火——安置区的当地人和没有下山的移民见返库的移民有吃有穿还种上了地，他们不平衡了，四处散布“到库区的移民种地是假，想回库才是真”。库区周边的农民和从宁夏返库的一万多移民也乘机到库区强占土地，使得原本相安无事的库区一下混乱起来。
政府开始干预了，库区和安置区的政府干部都到库区叫移民们回去，但那只是常规性的动员，态度也是彬彬有礼，并无强行驱赶的意思。移民们心中窃喜：试探成功，政府不会真正赶我们回去！已把十天干粮吃完的移民们给家里捎信：快送粮来吧，我们不回来了！
安置区的移民送来粮食、蔬菜后也就留下不走了，库区移民越聚越多。随着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向库区，政府干部的恼怒也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他们开始动真格的了——动员无效后就放火烧移民的庵子，并组织力量强行驱赶移民。更令移民们气愤的是，澄城县的个别领导还把上级政府拨给移民建房的人平一千元拿去买了拖拉机。
针对政府干部的行为，移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每村所派的移民代表18人在王守信、王志义的带领下分两路向西安、渭南出发，然后直奔省政府和地区行署。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向省、地领导提出回库区种地的要求。希望能制止并处罚烧庵子的地方干部。
满腔怒火的**者们都没能见到他们希望见到的领导——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者们说：那时，我们太没经验，也太老实。信访办的人说他们会把我们的材料
交领导，会把我们的要求反映上去，叫我们先回去，我们就真的走了。
到农历二月，地里已长出了绿油油的高粱苗，下山种地的移民和政府干部仍在是否去留库区的问题上僵持着。动员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动员的方法已由讲道理到给予奖励和好处去分化下山的移民——大荔、澄城两县领导到平民乡东豫安村动员移民回安置区时，移民们纷纷在下边起哄闹事，有人还呼起了口号，“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两县领导正感为难，一个叫舒军的移民突然站起来说：“我是**党员，我要听政府的，回安置区去，今天就走！”
在移民们讥笑、讽刺和挖苦声中，舒军一家回澄城县了。县领导当场表态：这样的好同志，回去后组织上马上就给予安排（后真被安排为大队书记）！
为了防止种地的队伍被瓦解，这次下山种地的组织者展开了反分化。舒军一家还未走出会场，王守信便站起来讲道：各位乡亲，我们这次到省里**，找到了省政府的一个领导，他中等个子，穿呢子衣服，戴呢子帽子。他说，你们种地不违法，你们的材料我们马上转给省里主要领导，很快就能给你们答复。所以，大家不能走，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等省领导的答复！人群中传出一阵欢呼：我们合法啰！我们不走啰！
种地队伍的阵脚稳住了，王守信却为他的“临场发挥”付出了代价：他当天就被叫去“谈话”，随后被软禁在朝邑……
王守信被“解决”后，库区政府采取又一次强硬行动：出动人马一边驱赶移民，一边犁掉田里的高粱。王志义、王甲莲、李玉珍等人领着移民奋力反抗，保住茂盛的高粱。
移民去留进入了下一个僵持阶段。地里那些被保护下来的高粱苗一天天在长高，移民们的焦虑也在一天天增长。每天劳作下来，挤在矮小的庵棚里，大家都反复探讨着同一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让政府允许我们呆在库区种地？”
为了解决让政府允许移民呆在库区种地的问题，3月初，王志义、王甲莲、李玉珍等人召集18个村的移民代表开会。“我们应派人到北京给中央反映问题，让上边同意我们回库区种地，让上边制止他们毁坏庄稼！”王志义讲出了他多日来深思熟虑的办法，移民代表们一致同意。
几天后，被推选的三个移民代表出现在了北京街头。代表之一的李孝玉有个姑父在中央计委，姑父的战友刘某在水利部某司当司长。通过这个关系，移民们的材料和从库区带来的被干部们犁掉的高粱苗传到了水利部有关领导手中。李孝玉回忆说：“接待的同志很气愤，马上给陕西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过了三天，库区移民打来电话，说省里已通知库区政府领导，严禁破坏青苗……”
李孝玉等人的北京之行给移民返库区种地露出了一丝希望。移民在库区站住了脚，并收获了他们种下的高粱。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对所有移民的一种极大的鼓舞。山上的移民再次下山。
为了巩固返库成果，防止外部“入侵”，平民乡的返库移民在秋收时节成立了平民大队。这个不被政府承认的“基层组织”却“肝胆俱全”，王志义任大队长，王甲
莲任副大队长，下边会计、出纳及生产队队长等编制齐全，李玉珍虽未任职，但据王志义介绍，“他其实才是平民大队摇鹅毛扇的人物。”当时，平民大队的地盘几乎覆盖了整个平民乡，“居民”达三万余人。那个“大队”的移民们至今还记得：在王志义等人的治理下，平民大队纪律严密，民风淳朴。王志义等人制定了十几种制度，提出了“要种地、要活命”的口号（整个库区返库种地的移民提出“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的口号就是由此而来的）。民兵无情地打击入侵的其他移民和一切偷摸公私财产的人，保护着大队的生产成果。大家为了更加长久地留在库区这一共同的目的，压抑个性，容忍一切难容的人和事，大家安分守纪地在“大队”指定的领地里耕作收获，不与哪怕是很过分的政府干部闹事，相互之间更不闹事。大家互敬互重，团结一心，以农民少有的齐心凝聚在一起共同抵御着县、乡干部的攻击、离间，不把任何哪怕是很小的把柄留给老想赶他们回安置区的政府干部。
但这并不妨碍政府干部采取行动。渭南地区某领导到平民大队边挽着袖子边指着移民恶狠狠地说：管他妈的你们怎样装，都必须回安置区。想回去的要回去，不想回去的也得回去！
这次，地区领导下了狠心并采取了有力措施——工作队、专案组陆续开进平民大队。工作队确定了“抓主要矛盾，擒贼先擒王”的工作策略，找“大队领导”的问题成为办案人员工作的重点。很快，王志义被列入重点侦查对象。其“罪证”是现成的——组织移民成立的平民大队是一个非法的“黑队”，占地抢粮，并制定了十几种制度，是搞资本主义。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绝对只有死路一条。王为此被开除党籍，法院也宣布：成立非法组织，扰乱社会秩序的王志义领刑4年。
犯有“私设刑法，吊打群众罪”的王甲莲、李玉珍也被判刑三年，在莲花寺监狱同他们的大队长王志义一起推了三年矿车。
这次闹返库的几个头目的最后结局是：王守信自迁到了山西临县；李玉珍死在了牢里；王志义、王甲莲刑满释放后被严格管制。王志义隐姓埋名，在澄城县南社村的窑厂当了20多年的砖瓦工，从此两耳不闻厂外事，一心只赚苦力钱。就在他销声匿迹很多年后，人们突然在渭南日报上看到了关于王甲莲的一则消息：**释放犯贼心不死，煽动群众返库制造事端……
李孝玉说：那次跟王甲莲返库的共2000余人。公安机关给王甲莲等人戴上手铐带走后，我们非常震惊，也非常害怕，简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
在惶恐的气氛中传来更加令人恐惧的谣言：“政府正在调集部队，马上就要抓人了！”很快，群龙无首的两千多移民惊叫着作鸟兽散。
王甲莲被抓后，专政的震慑吓住了本就是安分守纪且没有胆量，除想种地想返库想有一碗饱饭吃就别无它图的移民。他们在作着这样的比较：安置区的日子虽苦点累点，但人还是自由的，一家人还能厮守在一起互相搀扶着去应对生活的艰难。而镣铐加身的王甲莲等人不但要远离家乡和亲人去坐牢，还要承受着骨肉分离和毫无自由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就会给自己和整个家庭乃至子孙后代都烙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
在以专政的方式进行武力震慑的同时，政府对移民采取了分散安置措施。原来的一个移民村有时被分散安插在数十里长的广阔地域，有的甚至一村仅安置一户移民。如此一来，“聚众闹事”的条件基本被消除——至少，想“聚众闹事”已不再那么方便了。
15、“还是给组织留点面子吧……”
专政的震慑和分散安置的措施使移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维持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1974年，渭北久旱无雨，澄城县很多地方基本绝收，地里的野菜被旱死，移民们长年到二十里外去挑水的那些小河沟也完全干枯，饥饿与干渴威胁着已在生死边缘挣扎得筋疲力尽的移民，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又一个生死难关横在了大家面前。
生死关头，移民们自然又想到了回库寻找生路。但十年前当地政府对王志义等人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仍震慑得所有移民都还心有余悸。面对“专政”的镣铐，谁敢站出来领头！
这次站出来领头的是澄城县的三个村党支部书记和为闹返库曾三进三出公安局的移民司令苗福群。
四个男子汉身份不同，信仰各异，但“以死救民”之心却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马水城，祖籍山东昌邑，解放前逃荒到大荔，是移民中少有的高中生之一，身上集中了孔孟之乡的儒雅和梁山水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气和仗义。移民前系大荔县平民乡北科大队大队长，1959年迁移到澄城县赵庄乡新庄村后仍任大队长，即使在条件极其艰难的安置区，马水城也发挥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他带领大家打井解决用水问题，他把山东的药材引进到新庄村，取得了粮食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使该村达到七八毛一个劳动日。但由于当地对移民的排斥使他深受其害，“**”中，马水城被打得休克了七天，但他仍初衷不改，任村支书后继续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可1974年天旱给移民带来的巨大威胁使他不得不走出来
成了闹返库的“头家”。
王胜金，祖籍荷泽鄄城县，也是解放前逃荒逃到大荔平民乡的难民，三门峡工程开始后，从大荔县平民乡迁到澄城义成村。
仪孟军，与王胜金是同乡，移民前住大荔南豫乡村，安迁地是澄城县罗家洼村。王、仪二人都是多年的村支书，也都是心直口快之人。见移民遭灾，二人心急如焚，凑到一起商议如何应对眼下局势时，但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商量出什么好办法，想起乡党马水城是个挺有办法的人，便将其请到了罗家洼村仪孟军家。
三个党的村支书坐在一起，气氛反倒紧张微妙起来——那是一个告密之风盛行、人人自危的年代，即使亲戚朋友也要提防告密者。两个人在一起说什么，可以辩解为聊天，说过了什么对方要告密自己不认账那也只是一个孤证，而三人在一起说什么就得谨慎了，因此时的话语已是无法辩解的证据。搞了多年党务工作的村支书们更深谙此理，故开初大家只是一边说些盐咸醋酸、天不下雨之类的闲话，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自种的土烟，把整个房间弄得烟雾腾腾，呛得自己不停咳嗽。至于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