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矛盾是在后面即将介绍的马湖会议上结下的。苗福群因故没能参加马湖会议，会后，前去参会的部下汇报说陈文山在会上大讲特讲“返库无用论”，苗福群一听就火，不顾部下劝阻，立马就去“教训这狗屁不懂的老东西！”谁知陈文山不服教训，与苗福群争辩说，你每次组织几千上万人闹返库，既花钱又费事，达到了什么目的？每次不是被农工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被政府赶回澄城，种的庄稼也被政府“压青”，粮食一颗也未收到，还落得领头的人被抓被判。相反，**只需准备一点路费，派几个人就可以把移民的问题反映上去，何乐而不为？
陈文山的话无疑触到了苗福群多次被抓被关的痛处，还未讲完，苗福群就一拍桌子骂了起来：“你简直是放屁，胡说！直接闹返库就是效果好，作用大，几千上万人到库区一闹，中央知道，省里、地区、县里的头头脑脑都来了，移民可以与他们直接对话，对解决问题，达到返库目的很有好处。”讲到此，苗福群反唇相讥地质问陈文山：你不是爱**吗？你们哪次**见到过省、地、县的主要领导？你哪次**上边的人不是让你回去？他们会把情况给领导反映，你们的问题会很快解决？你们反映的问题解决过吗？
那场争论及苗福群在争论中对陈的那些粗鲁的态度将二人矛盾公开化，从此格格不入，关系日趋紧张。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回忆说：1984年冬，苗
福群从安置区到库区后，因人马太少只好寄人篱下在陈文山的地盘上。陈文山对其不理不睬，甚至连开会研究事情也不让苗介入，而只是通知苗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参加。苗福群受不了这份慢待和委屈，连夜带人撤走，在农建七连的东边另劈地盘。那之后，二人经常公开骂阵，陈文山骂苗福群是“不识时务的粗人”，苗福群则指责陈与政府配合是“移民的叛徒”……
“司令”刘怀荣为移民“领导人”内部的不和感到着急，他认为，大家只有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才能做到长相知，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他曾
把苗、陈二人找到一起劝解，要大家团结对外，齐心协力闹返库。但他的苦口婆心没能改变苗福群好斗而固执己见的性格，更没能缓解苗、陈的矛盾。
尽管如此，刘怀荣还是很理解“战友”苗福群好斗且固执的性格。“唉，也怪不得他呀，他先是作为积极分子被迁到宁夏，1962年又被迁到澄城县刘家洼公社。
在那里，他后来的全部家当就只有一个一丈八尺长的土窑。日子过不下去时，又逃回到了库区。从‘关中白菜心’迁到三面环山的澄城县刘家洼乡社田村后，粮食亩产只有五十斤，一个劳动日才七八分钱。今昔的对比太强烈了。”
无水无粮无房住的日子使苗福群在库区呆的时间比在安置区还要长，在库区多半的时间都在领导部属们抢种部队农场和农工农场的土地，并在他们还未收割时就去他们的庄稼地里“拾荒”。抢种和“拾荒”中的多次交锋使他熟识了所有农场的领导，也进一步奠定了他在移民中的威望和移民“司令”的地位。
在库区“拾荒”的日子很悠闲也很自在，“苗司令”先是住在部队靶场的空房子里，接着住进了黄河滩的树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干脆在黄河滩搭起大片庵棚，把移民们集中在一起住。他曾对农工宣称：我们不走了，这黄河滩就是我们的家。
农工常向苗福群的“家”发起攻击。特别是1985年初，在整个库区，攻击事件发生的频率达到了周周有“战事”的程度。沙苑滩的王福义部频频遭袭，华阴滩的
刘怀荣部与农工打得难分难解，朝邑滩上，苗福群同农建六连的摩擦更是不断。移民与农工的关系在转瞬间变得高度紧张。
这其中有个重要的背景——这之前，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带领由国务院办公厅、水电部、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兰州军区、兰州空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陕西省委和省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于1984年11月18日至12月17日来到库区，针对“调查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情况以及库区靶场、农场情况”进行了三十余天的调查研究。
不管是陕西的政府干部还是为土地而战的移民，他们都从联合调查组组成成员的规格和调研时间等因素里，看出了中央解决移民问题的决心。农建师的领导们自然也预感到移民很快就会重归故土——但他们不想在中央作出决定前让移民在库区那些已属于自己的良田里形成返库的既成事实。他们想与当地政府联合赶走返库的移民。而以苗福群、刘怀荣等为代表的移民也以农民的智慧对农工进行着“统一战线”，主动与农工交朋友，分化瓦解基层农工。他们告诉农工：我们返了库，你们无地可种，政府就会安排你们回城……
这种统一战线在苗福群司令部所在的朝邑农建三团七连有了收效，该连杨连长同苗福群等人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不仅经常把当地政府将如何“治”移民的有关情报透露给移民，还常给其送粮送衣。聂小二至今都还记得：他们送给了移民两麻袋优良西瓜种子，我们想给钱，他们怎么也不收。
农建师的领导们反对并竭力制止部下与移民的“眉来眼去”，要求下属的几个团都务必在春节后尽快将强占农建师土地的移民赶回安置区——他们估计，春节后还将有大批的移民涌入库区，如果在春节后能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想返库的移民就不敢来了，库区里的移民坚持不住也会不战而退。
给移民“下马威”的任务落到了农建三团五连左连长和保卫科长头上。正月初七凌晨5点，左连长带人点燃苗福群手下移民的十多个庵棚，也由此点燃了移民**农工的“狼烟”。
17、“司令秘书”
苗福群有生之年唯一感到自卑的是自己没文化，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他几乎认不得所有的汉字。这就给他的“返库大业”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解决闹返库写上访材料、写举报信、写返库檄文及统计数据等诸多问题，苗福群的麾下集结了不少素质不错、文笔颇佳且足智多谋的“秘书”。原平民乡移民聂小二、原鲁安乡豫安村朱金定是苗福群闹返库时期最得力的“秘书”。
1962年，聂小二生于移民安置区澄城县罗家洼，对于远在大荔县库区的老家，他只能凭借父亲的回忆和自己的想象去体味800里关中的辽阔和富庶，只能从数十万移民百折不挠的返库行为里去感受故土对他乡游子的诱惑与吸引。
读初中时，聂小二便认识了苗福群。那时，聂小二的父亲聂景慧也是返库移民代表，苗福群常到聂家商议闹返库的事。父亲常对聂小二讲苗福群为了移民返库卖掉房屋，每次都带头冲锋在前之类的“事迹”。这些“事迹”无疑在一个幼小心灵里形成了一个英雄的形象。
加深聂小二对苗福群记忆的却是一件小事：读初二那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苗福群又到聂家开会商量返库之事，会议结束已经很晚，便在聂家住了下来。凌晨5点左右，睡在另一房间的苗福群突然敲响了聂小二和父母睡觉的房门，他边敲边急促地说：老聂兄弟，快起来，他们要抓我！
聂小二的父亲说：不会吧，昨晚只有三四个人开会，不会泄密……
“还不会泄密，刚才广播里都说了要抓苗……”不等聂小二的父亲说完，苗福群又压低嗓门嚷了起来，“抓了我事小，今年的返库就闹不成了！”聂小二的父亲只好摸着黑将苗福群送走。事后，聂小二的父亲才搞清楚，原来，凌晨5点左右，村里在喇叭里发通知，说当天有霜冻，对苕苗，要注意抓，要采取有力措施……
睡得迷迷糊糊的苗福群刚好听到广播里“……苗”，“要注意抓，要采取有力措施”等字眼，因闹返库已被抓过几次的苗福群吓得翻身起床就去找聂小二的父亲。
聂小二坚持认为，这个有点带喜剧色彩的例子只能说明苗福群的警惕性高而不能理解成他胆小怕事。
具有初中文化，刚开始闹返库就给苗福群当“秘书”的朱金定补充说：在苗老的意识中，闹返库他好像就没有过害怕的时候。在农建三团的地界上，返库移民建了9个临时居住点，为了赶走移民，三团与政府干部商议：点燃庵棚后，只要苗福群一出动就抓人。1985年2月的一天，三团六连一把火点燃了移民七八十间庵棚。燃烧的庵棚刚扑灭，苗福群就组织五百多人前去六连示威，几百人手持锄头扁担，全是一副拼命的架势，吓得六连长赶紧躲了起来。苗福群仍不依不饶，一脸怒火，两眼通红，一边大骂“要坚决打倒作恶放火的日本作风”，一边把一人高的木棍在地上篤得震天响。由省政府、渭南地区行署组织的库区工作组见状，连忙让“秘书”朱金定劝苗福群息怒，并让其统计受损情况，他们好督促六连赔偿。当地政府组织人准备抓苗福群的几个干部看到这阵势，吓得不敢久留，趁苗福群带人围攻六连之机悄悄溜走。
聂小二说，自己的前半生应该说是苗大爷引导他走上闹返库这条路的。在苗的身边干了那么多年，受了不少影响，并从一个初中生变成了闹返库的骨干。聂小二在移民中的骨干作用使他成了当地政府干部们“争取”的对象。1985年春节后，移民返库闹的最厉害的时候，澄城县委某领导派聂小二的两个朋友到库区当说客，“领导说了，你回去后可以到县移民办工作。”
聂小二问：“所有的移民都能到移民办工作吗？”朋友气得扔下一句“不识抬举”便回澄城去了。聂小二继续留在库区进行着他的“返库大业”。
聂小二的“反动”和顽固不化使他成了“重点对象”——事后，澄城县某公安干警告诉他：“小二呀，要不是中央同意移民返库的文件下来得及时，你就成了拘留所的客人了。县里领导让我们把逮捕你的材料都整好了……”
“说实话，当时县里没抓我，我还真有点遗憾。我真想像苗大爷那样为移民的事去坐坐牢。”从聂小二的话中，记者听出了这位昔日的“司令秘书”对苗福群的敬重。
除闹返库外，“苗司令”还有过很多值得炫耀的经历——他曾一次次对属下们宣称，自己在滔滔黄河中救过一船人；曾领着八路军便衣队骗了敌人六杆枪。多次的自我宣传使得这样的“事迹”在不少媒体传播，以至于记者在库区多方求证苗司令这些很有“亮点”的故事。
就“救人”、“骗枪”之事询问他的两个“秘书”时，聂小二先是一愣，然后很肯定地说，苗老汉给记者讲这件事时肯定是糊涂了。朱金定则严肃地说：老汉有时爱吹点牛。
记者由此想到：他曾救过一个日本女人的事是不是也是吹牛？
对于救日本女人的事，曾采访过苗福群的某记者在《一位移民“司令”的自述》中对苗福群的讲述有过这样的记载：
1944年夏天，我在黄河岸边跑船，看见一条小船在黄河里飘摇，到跟前发现船上有个十几岁的女孩躺在船舱里不省人事，我把她背到我住的窝棚，醒来后我才知道她是日本军官的女儿，日本侵略中国被打败后，她随父亲从河南逃命来到这里。文革期间，这里乱，我救的那个日本人，没有人知道，也没人管，所以没受到冲击。相反，我还是治安组长、初级社副组长，哪次都受表扬。在大荔县领过几次奖。后来，这个日本女人的侄儿把她接到了日本。
朱金定听了“司令”的这段自述马上说：对日本女人情况的介绍，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吹牛。那日本女人就是我们豫安村的，她五队，我四队，1959年我们往澄城迁时，她就已经四十来岁了，怎么可能1944年苗老汉在黄河上救下的是一个十几岁的日本姑娘？
“谢记者，你是要写纪实作品，不能听老汉瞎说。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写进书里就不好了！”苗福群的两个“秘书”都对昔日的“司令”较起真来，一个并不重要的素材，他俩却拉上记者跑十多里路去采访当年给日本女人办回国手续的李章成。
李章成原系陕西省火电厂驾驶员，退休后住在大荔豫安村。也许是他及他的家庭同日本女人接触时间较长，对这个被外界传得神神秘秘的日本女人，他了如指掌。
李章成说，这个日本女人的中国名字叫王竹英，日本名叫世谷初音。日本高知县左喜兵町人。上学时，她的老师就教育她，“中国的咸阳才是你的老家，要记住老家，要打回老家去。”
世谷初音的姑父是一个以经商作掩护的日本特务。1936年，姑父将16岁的世谷初音带到了大连，两年后将其嫁给了一个日本大佐。大佐战死中国东北，姑父又想把世谷初音嫁给一个中国官僚当三房，世谷初音坚决不从。姑父就让其在家中当佣人，在生活上折磨她。1945年，日本战败，姑父逃回日本，把世谷初音扔在了战火纷飞的东北战场。在东北当中央军的山东人刘传会把流浪在街头的世谷初音“捡”回了老家，隐姓改名为王竹英。但刘的母亲不喜欢这个说话有些依哩哇啦并且没有生育的王竹英（在她拒绝给人当三房后，她的姑父暗中给她吃了绝育的药）。1947年，山东黄河发大水，对王竹英情深意篤的刘传会只好带上爱妻逃难到了陕西大荔豫安村，对外称王竹英是大连人。这样的经历似乎正印证了老师当初“咸阳才是你老家”的教育——大荔豫安村距咸阳不到100公里。
1959年，王竹英随豫安村的移民迁往澄城县王庄乡石家洼村，在那个缺水缺粮的村子里，饥饿和疾病夺去了刘传会的生命。从此，王竹英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她再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后来，苗福群闹返库，王竹英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与移民一起回到库区抢收农场的庄稼，抢种农建团的土地。因有文化，又见多识广，还常给没有多少文化的苗福群出些主意。
上世纪七十年代，已快近六旬的王竹英同李章成家成了邻居，这位善良的日本女人常帮李家干活、带孩子，对李章成也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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