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平川对《大迁徙》的评价是：此书的又一重意义在于对贪腐的揭露和深恶痛绝，代表了普通人朴素的情感……
四
书稿经过反复修改后，我开始联系出版事宜。
稿件寄到文联出版公司后很快有了回音：“稿件很好，但目前我公司不宜出版。”
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朋友找了一出版社，编辑提出，把稿件中的地名、人名和写作背景隐去后可以出版。此提议被我否定。
我把稿件寄到思想比较开放的广州某出版社，张编辑很快回信：您的作品我快速浏览了一遍，里面的内容比较有震撼性，的确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我认为您写的事实老百姓和当官的都知道，就是中央领导也应该知道真情。但是，这种事情没有人去处理，因为处理起来难度大，甚至会搭上性命。
大家都知道而不愿意管的事情，您把他写出来了，您就是文学英雄，但是，出版起来可是不容易，这类选题可能出版局会安排专业人员审阅，审阅的人都是自保，很怕自己没有看准出了问题，一般都是把尖锐的地方修改后可以出版，而修改后出版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我可以帮您申报明年的选题。我们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新闻轰炸能力。单位也没有宣传的专项资金。难度大的选题，讨论时一般都有很大阻力。”
虽然有阻力，但这家出版社最后还是同意让我自费出版。就在商议出版事宜时，张编辑打来电话：领导又不同意出了……
从张编辑欲言又止的话音里，我知道：是有人打了招呼。
过了几天，渭南移民局李万明打来电话问我：“局里某领导问我出版书的事，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从那时起，在检察院呆了十多年之久的我恍然大悟：我与李万明谈出书之事的电话被某某局监控偷听了！
这在库区是很正常的事——我不止数次地从移民处得知，当地一些官员对他们的电话内容总是了如指掌。比如他们在电话上联系了要上访、要研究什么或办什么事，当地官员总是先他们一步张网以待。
某某局颇有成效的监听让库区移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华阴移民董生鑫在他的“申辩书”中曾说：据不完全统计，自返库来，被当地公、检、法、国安和政府官员以非法拘留、讯问、搜查、劳教、打骂、罚款、跟踪、判刑的移民至少在2万人次以上——已年满75岁，没有文化、身材矮小、又聋又瘸的移民陈思中向有关部门反映库区10万亩土地被官员侵吞而招来“扇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羁押数月；移民们在一起商议如何要回被华阴及省里截留的5900多万元救灾款，81岁的刘怀荣等人被扣上预谋夺回部队土地的罪名劳教一年；张应龙等人因保存一份已解密二十多年的文件被当地国安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多次审讯；移民扫墓也被政府组织数百警力拦阻并大打出手……
用警察管理移民，用警察管理媒体，用警察和技侦手段管理新闻出版，这已是渭南“法制”的常态。
他们有一个恶棍赖皮们惯用的“绝招”：记者到库区采写了官员侵占移民利益，截留移民资金等问题后，渭南的官员总是恶人先告状，利用他们多年来为应对、忽悠媒体建立起的关系网，或到中央有关部门谎称“记者采访不实”、“文章发表了会影响库区稳定和经济建设”，或用重金到有关媒体“灭火”，同时，私下里出动警察和专案组对记者、对库区移民大打出手——1996年，渭南和华阴出动数百名警察和干部在方圆数百公里的库区大肆非法搜查和收缴《工人日报》及《中国妇女报》，抓捕读报群众，非法拘押与媒体有联系的市移民局干部李万明20多天；2005年，渭南市委宣传部没收《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王记者的记者证；2007年，华阴市公安局扣押的某报陈记者；2008年，渭南市政府领导强迫渭南日报修改新华社关于报道渭南滞留移民救灾款三年不发的内容；2009 年8月，该市又发生了某政府官员下令追缴《渭南广播电视报》和“治理”《渭南广播电视报》记者权正民的事情；到渭南采访的记者被当地官员派人跟踪监视几乎是他们共同的遭遇……
这种现状使我不得不小心谨慎，知道渭南某某局偷听了我的电话之后，联系出书之事我再不敢在自己的手机上讲了，而是选择公用电话或办公室的其他电话。在秘密的联系中，2010年5月，火花杂志社同意以专刊的形式出版《大迁徙》。
杂志社同意为我出书之后，我又两次去渭南，找有关人商议书的印数等事宜。开初，移民们打算找移民中的某大款出资将此书送给库区数十万移民，但大款说自己的工程急需投资而拒绝了出资，我只好向人借债印刷此书。
书印好后，为了吸取过去电话被人偷听的教训，李万明和几个移民代表换了手机和号码，结果，没有领教够监控之苦的李万明和某移民代表不以为然，仍用换过的电话号码四处与人联系。结果也就可想而知——某某局和公安机关循着他们的电话内容如囊中取物地把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大迁徙》进行了“异地封存”。
五
一个月前渭南那位朋友报告的消息终成现实——8月2日，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副大队长朱福利、警员王鹏一行三人组成的专案组赴京调查《大迁徙》。
专案组很牛，原火花杂志社北京编辑部的人介绍情况，他们拂袖而去，指名点姓要找原杂志社负责人魏丕植。有着博士、教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国史编修馆常务副馆长等头衔的副部级官员魏丕植是一个知识型领导，此人对腐败之风嫉恶如仇，忒见不得人欺负百姓。正是这种忧国忧民之心给魏招来了麻烦——他想出一本帮老百姓说话的书，却被停了刊，还被渭南的公安缠上。专案组找魏时，他开会晚去了一会儿，专案组找来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去传唤他。魏刚刚问《大迁徙》的内容有什么问题，警察们呵斥说，我不管内容对错，只针对你的违法。朱大队长则“启发”魏“出一个不知道《大迁徙》出版情况的证明”，魏从中看出了专案组诱供、办假案造文字狱的的险恶意图，他问：难道你们想颠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理、真相、真人、真事？王鹏恼怒地站起，说“我是警察，中国领土上的事我都可以管！”魏告诉专案组：《火花·大迁徙》增刊没有违背任何法律和党的任何方针政策，他指出：严重侵害移民利益的事40 多年一直在渭南发生，你们作为执法部门不闻不问，是重大失职！你们用武力管理“新闻”和移民，阻挠移民看这本关于他们自己历史的书，应接受调查和审判的是你们！
魏丕植还表示：我们不会配合你们办文字狱案件。他问警察们，“若移民的遭遇发生在你们之父母或本人身上，你们又将怎么办？一个党员要讲党性，一个干部要讲责任，作为一个人，要讲良心！”
讲完，愤怒不已的魏丕植下逐客令。王警官气急败坏地指着魏丕植吼道：跟你没完，我们回去办好传唤证后还会来！我们要把你“请”到渭南去见我们的书记！
后来，原火花杂志社北京编辑部的编辑们告诉我：来那几个警察一口一个他们是奉某某领导来京的，一副领导“家丁”和“打手”的样子。编辑们对“家丁”和“打手”们气愤不已，8月3日向中宣部、公安部、陕西、渭南等地领导反映了情况。请求领导们制止渭南警察的违法办案，不要让渭南警察再炮制出第二个遂昌仇子明事件（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撰文披露某上市公司内幕，被浙江遂昌公安局全国通缉，浙江省公安厅核查后，责令遂昌公安局解除了对仇子明刑事拘留并向其赔礼道歉）。
但在陕西，省公安厅也能像浙江省公安厅那样核查编辑们反映的情况吗？
魏丕植的部下们很担心我的安危，打来电话警告：老谢，小心他们来找你的麻烦哟。
这之前，我已从律师和新闻出版部门的权威们那里知道：根据案情和法规，《大迁徙》即使属于“非法印刷物”，法律也不能追究我的责任。渭南警察找不到我的什么“麻烦”。
但我不能相信事实和法规，在如今的法制环境里，在渭南那伙长期践踏法律和颠倒黑白的执法者那里，早就有很多个“仇子明”了，他们不会在乎再炮制一个“仇子明”案件……
8月8日，李万明打电话说：6号那天，临渭区公安分局某副局长带着三人把他请到局里，对书的作者、写作过程、运输、是否收费等问题进行了讯问；头一天，华阴公安局也对移民代表董生鑫进行了相似的讯问。
多年的政法经验告诉我：这也许是“收网”前的清除外围，他们的下一步准备把谁收入“网”中？
谁都有可能。他们可能会不达目的誓不休。
果然，8月13日，渭南的那两个公安又到了北京。他们要找的魏丕植等领导却出差了，但他们说，他们会在北京等下去的……
8月14日（周六），渭南的公安找到原火花杂志社北京下半期陈书记家。事后，陈的女儿说：“节假日，公安的找上门，吓得我不知怎么办好，还以为父亲出什么大事了！”
17日中午，山西文联李文明主任给北京火花杂志社原负责人魏丕植打电话说：渭南的人到新闻总署闹事了！
据李文明主任讲，上午上班不久，突然接到省出版局报刊处的电话，叫他去一趟，到省出版局后，报刊处的领导告诉他：情况严重，新闻出版总署打电话到山西，说上午上班时，渭南市十多二十人到总署上访，要求总署出面收回还未收完的《大迁徙》，要求除让火花杂志社北京下半期停刊外，还应加重处理下半期的领导。
李文明主任将情况告诉原火花杂志社北京下半期后，杂志社的人从侧面了解到：这次到北京的警察就有6个，文化、宣传部等部门也都来了不少人。去新闻总署的人大概就是这批人，提出这种要求的也只能是这些人。
据原火花杂志社北京下班期的工作人员讲：到杂志社调查的那些警察前些天总是一上班（8点）就来了，今天是十点半后才来的，估计是到总署上访了才来的。
（8月14日，渭南的公安找到陈书记家，15日，找杨谈，当天晚，小王来我处，让签字，杂志社约定只印500份，目的是把责任揽过来，免得公安去骚扰；这样很危险，但已给杂志社添很多麻烦了，签字时，给王讲，渭南的移民已复印了杂志社原来同意印1万左右的文件；16日下午2点多，杨来电，讲了找陈书记的情况，说下午找她，后说再打电话，见不见渭南公安，见了怎么讲；晚，王来电叫把采访证给他，来人收走；17日，公安找小王，渭南十多二十人去新闻总署上访；杨派人送来“紧急通知”；天天都在往此文上添写内容，天天都预感一双邪恶之手正在逼近）
代序
龙平川
十余年前，策划、组织过一个选题，后来成为一篇长篇通讯发稿：《鹿死谁手：检察官的败绩》。文章记录的一个个以失败收场的惨淡结局，是我们常常回避的。在 我的记忆中，类似的选题或内容因其“敏感”再没有出现过。这类选题触及到最不堪的一面，就是失败。我们是忌讳失败的，谁都奢望胜利及其光环。战争年代、血 雨腥风，勇者不死，那必定是锦袍加身，然而，非战争年代、非血雨腥风，真正的勇者并非一蹴而就。于是，锦袍加身的人，我们常常投以怀疑和审视的眼光。而怀 疑和审视是我们无法忍受的。只有在荡涤私利、私欲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坦然面对。
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有太多的忌讳。这些忌讳甚至不是“上边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戴上的镣铐。我们为什么要戴上它？因为一种合理的推定，让我们进行了 安全的选择。“合理”是制度决定的——然而，不要一切都埋怨制度，安全的选择跟制度有关，更与潜规则有关；同时，也是宽泛而不能言说的利益决定的。一个7 岁的孩子说：40亿年后，地球都死了。其实不用她说，几十年以后，我们都死了。但是在面对私利、私欲的时候，我们都忘了常识。我们都以为自己长生不老。是 孩子天真，还是我们天真？
最早知道三门峡，是一位诗人的诗。所以对于一些诗人，我很瞧不上，虽然我自己写了数百首的诗歌。我眼中的那类诗人有太多的激情，激情到了蒙着眼睛说瞎话， 激情到了睁着眼睛也说瞎话，要不就是无病申吟般地自言自语。知识分子是要探究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实质的，如果诗人是知识分子，那大多一定是最蹩脚的那一 层。
这本沉甸甸的《大迁徙》，竟然把我写进去了——说实话，在读到有关的文字时，我觉得羞惭。2006年6月，当我撤下本书作者谢朝平当初的两篇系列报道时， 我没有太多去关心这个行为的是非对错。或者因为我的麻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当整整两个月后，中央电视台对渭南相同题材进行报道 时，我既不觉得诧异，心中也无波澜。
我不会去追问何以如此，因为我知道那股力量由何而来。
当初撤稿之后我没想到的是，谢朝平后来又多次去了渭南、华阴等地，并将三门峡移民史写成了一本书。我以为这样的选题是需要以做课题的方式，由一个课题组来 完成的，却由他一个人用绵里藏针的方式颠覆了三年前的那次撤稿——我可以放弃和逆来顺受的东西，他却没有逃避。
移民史是一部民族史，也是一个民族或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更是世界史。有关移民的专著在世界学术界更是蔚为大观，然而，对于移民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移民的研 究我们却是缺乏的、回避的：学者们喜欢写跨国移民史，他们对天边外的事情似乎更感兴趣。屯守和掺水式的移民，是我们历史的常态。现实中，对于移民问题，我 们也基本上处于行政操作的技术层面。中国水利工程项目和规模举世无双，而相对于人口数量而言耕地又如此宝贵和稀少，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