⒎矫椎暮樗兔涣嘶氐�7个乡镇，并危及到了华县县城和渭南城区的安全。为了保障华县、渭南两城的安全，地方政府便采取了炸堤开口——人为地把华县境内的数亿立方米洪水泄入华阴市移民区，数万移民的农田洪水蔓延，庄稼淹没，汪洋一片，一望无际，不少洼地的积水达5米多深，移民眼看就要收获的玉米、豆子、棉花、花生及各类瓜果均成了“海”底植物。
更为惨痛的是，移民返库经过多年艰苦奋斗，用净所有积蓄好不容易建起了房子（大部分建房都欠着贷款、借款），可刚喜迁新居就被这场洪水无情吞没，屋舍被冲塌，家产被冲走，储粮被泡烂，畜禽被淹死……。
华阴市罗西村移民妇女王丽红曾给一位记者哭诉：“长期以来，渭河水患就像噩梦一样陪伴困扰着移民。我1996年嫁到罗西村，为了躲避洪水已经搬出搬进三次了。每次来洪水，房子就被淹，连家具也被泡坏了。”
华阴市高家村移民董生鑫家盖了一栋不错的房子，但房子里面除了睡觉的床和一些小凳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他告诉记者：“房子修好，就买了家具，但2003年的洪灾后全泡烂了。后又买了，2005年又发大水，吓得一家人忙拖着家具往外逃，结果，家具在路上全颠坏了。那之后，家里就再也不买家具了。”记者笑他因噎废食，董生鑫摇着手分辩说：“库区里的人做家具纯粹是浪费，大水一来，就全泡汤！”
27、贫穷的根子
世界上常通用恩格尔系数理论去判断、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活水平的高低。恩格尔系数理论的一个主要标准是：用于主食的开支所占日常支出比例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低；用于副食的开支所占的比例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高。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衡量、判断三门峡库区移民的生活水平还能使用恩格尔系数理论吗？答案是肯定的——那时库区移民的生活水平是绝对不能也绝对无法用恩格尔系数理论去判断的，而只能用“穷”或“特别穷”、“非常穷”这样的字眼去概括他们的日子。
当时的移民穷到什么程度？中央调查组在澄城县调查时，曾对一家移民的全部家当进行过高价的评估，但再怎么高价，这家移民的家当都只值80余元。
还有更穷的。一个叫张亚平移民独居山腰里一废弃的破窑洞里，他的邻居讲，从没有见过张家人集体出现在外边，因他一家数口同穿一条裤子，谁出门就谁穿，不出门的光着屁股躲在家里……
移民们说；在安置区，大伙的日都好不到哪里，“高塬安家，山洞当房，三块石头一口锅，四根木棒一架床，麻袋铺盖棕为衣，山果野菜半年粮”的情况比比皆是。
据移民部门调查，移民中的贫困户和特困户占移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搞了近20年移民领导工作的原陕西省移民办主任赵建华在他那本《求实》的书中借用世界银行对非自愿移民的观点表达自己的看法：
“世行移民政策的基本点就是防止迁移居民受穷”。
“恢复原先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件艰巨的任务”。
“移民的基本冲击就是恢复迁移居民相当的生活水平，不低于过去的生活水平是实实在在的目标，但它不是容易或简单的事。拆散一个正在运转的生产系统是‘容易’而快捷的，而重建一个新系统是缓慢、担风险、有困难的”。
“世行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提高移民原有的水平和经济收入，或者至少是恢复原来的水准，其条款保护并扩大了移民的权利，并为恢复他们的生活提供更好的完全保障体系，只要有可能，世行政策就会使非自愿移民变为一次发展的机会，并让移民分享引起移民的开发工程收益，以提高其原有的生活水平。”
“要想做到合理的移民，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并非易事，它们将面临竞争、资金限制及许多体制上约束等问题。”
“认识到移民工作本身的艰难性是动员一切方法认真完成该项任务的首要一步。”
“移民们应该：（1）从移民费用中获得损失的赔偿；（2）得到分享工程收益的机会；（3）在迁移期间和迁居新地的过渡过程中得到帮助。”
三门峡库区移民遭遇到的实际情况是：他们最先失去了就是从“移民费用中获得损失的赔偿”的机会，当初搬迁时的500元移民费用，大多用于了移民干部的工作费用，移民还有什么机会获得损失的赔偿？
“分享工程收益”更无从谈起，据黄委会有关资料显示，三门峡电站修建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不说给三门峡市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也不讲发电卖了多少钱，更不讲因电站修建给下游各省带来的好处，光给下游减少洪涝灾害损失一项就已达500多亿元。而当初希望库区“迁一家，保万家”的下游人挣到了钱并安居乐业
后，早忘记了为他们的安居乐业付出巨大牺牲的库区移民还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
为此，陕西和河南已打了近半个世纪的口水仗。
至于“在迁移期间和迁居新地的过渡过程中得到帮助”更无从说起，到宁夏的移民大多是家破人亡而归，到陕北高塬被折腾得一穷二白的7。3万多移民在“自拆、
自运、自建”的政策下回到库区时的惨景更是难以言表……
在库区，有一句带怨气的话，说修三门峡电站是“功在国家、利在电站、难在地方、苦在移民。”有官员认为：“说难听一点，实际上是，利在国家，害在地方”。
陕西省移民办赵建华主任在那篇曾获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库经济专业委员会1996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的文章《老水库移民问题出现的几个强烈反差应引起足够重视》中记载：“移民搬迁之后，绝大多数的安置点比原来库区的条件差很多，移民经济状况较建库前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安置在蒲城、合阳、白水、澄城、富平等县的15万移民，生产生活条件更差，长期不得温饱。从1960年至1981年，人均年收入只有50元上下，人均口粮只有200来斤。一些移民特困户，生活境地更坏，有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0来元，劳动日值只有三、四分钱，有的全部家当不足百元，有的成不起家，有的变卖衣物、家具看病，有的卖血度日、乞讨为生，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移民安置区人畜饮水困难，水源缺、水质差，移民长期吃苦水、饮高氟水的问题十分普遍。一些移民户住房也十分困难，有的长期借房居住，有的几代同室，有的甚至人畜共舍。至今还有三万多移民在危房破窑中勉强栖身。”
赵主任强调，重新安置的十万（渭南移民志记录为7。3万余人）移民中有4万多人无力建房，仍然栖身于临时搭建的庵棚中，境况凄惨；外迁移民有20。4万人处在温饱线下，其中8万人特别贫困靠民政救济、社会救助度日……
在库区采访的日子里，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老在记者脑际盘旋：移民那贫穷的根子究竟从哪里长出？
前文提到移民所处的安置环境固然是造成他们贫穷的重要原因，但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原陕西省移民办主任赵建华1996年在《当前水库移民几个突出问题的反映》的文章中认为：政府在对待新老移民时扶持政策反差强烈，使部分老移民成了特殊的贫困群体。
在谈到老移民与新移民待遇不同的反差时，赵主任把例子具体到了三门峡和三峡水库：“反差之大，莫过于两个‘三峡’：新的‘三峡’中间没有‘门’却有门，方
方面面的补偿水平都很高；老的‘三峡’中间有‘门’却没有门，移民的生活跟生产都很差。”
赵建华列举了几组数据：现在新移民的人均补偿约1。5万元，有的超过两万甚至达到了三万。而三门峡等老水库移民当时人均补偿大多在500元左右，加上10年扶持投入的500元，共计只有1000元左右。
赵主任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国家对新建水库移民安置很重视。从电视上看到，国家拨款把新水库移民的房子盖好了，验收再验收，达到满意才搬进去；柑桔园建好了，水、路、电通了，交给移民使用。这是对的，应该的。但是，对老移民问题关心不够，得过且过，能推就推，留下一大堆问题没人管。而老移民的重新搬迁安置，房屋是自拆自运自建。为了生存借点钱兴建农田水利还要还本付息，这太不合理。同样是移民，新老待遇天壤之别！
赵主任在那篇《老水库移民问题出现的几个强烈反差应引起足够重视》的文章中叫苦道：这些反差在接待移民**告状者时，从道理上说服不了移民，觉得理亏。国家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到现场看后也认为是欠下移民的债……
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阳光下的水库移民，“缘何不平乃尔”。这种强烈的反差自然很容易形成心态的不平衡而导致不稳定。
分析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时，赵主任认为：可能是在新建工程时，国家和政府找移民，不得不让步；而老工程早已建成了，移民有问题自然反过来找政府。在政府有困难的情况下，往往难下大决心去解决以至被搁置和忽视。
广大移民群众“咬牙过关，重建家园”的同时，当然十分渴望社会理解他们，他们的贫穷不是自己造成的，当初不是支援国家建设修水库，也会和其他好多地方的农民群众一样，已经治穷致富，不会落得现在这样的可怜巴几；也十分渴望下游人民饮水思源支援他们，当初“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现在下游千家好，上游一家难，应该回过头来“千家保一家”，这才符合国家规定的受益区分担的原则；还十分渴望国家扶持他们，国家对一般贫困区（指老少边穷）人民那么关心，又给钱又给政策优惠，而他们是为了国家建设而贫困的，比一般贫困地区更为迫切地需要国家再扶持一下，度过难关。
赵主任呼吁：三门峡库区移民渴望和要求是不高的，是符合情理的，应该得到充分理解、同情和支持，应当继续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
国家有能力兴建三峡这样的工程，无力解决老移民的问题，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广大老移民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国家和社会是欠了移民的债的，现在提高库区建设基金标准，加大对他们的扶持力度，是完全必要的，合情合理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是完全应该接受的……
在一篇题为《关于中国水库移民安置优惠政策的探讨》文章中，赵主任再次讲道：对水库移民实行优惠，既不是恩赐，也不单纯是照顾，而是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实行移民优惠政策应贯穿在移民生活安置和生产发展的始终，不能视为权宜之计。由于移民今日的生活是许多代人投资和劳动积累的结果，如打算在极短时间内，用所谓一次性补偿，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恰好在这方面，实物补偿往往延伸不到；而优惠政策却便于发挥作用。当然，对移民实行优惠政策也不是无限期的。如果新的生产生活水平达到和超过了原有的水平，而且和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即可“摘帽脱钩”。
容易使移民贫穷的再一个原因是频繁的搬迁。
俗话说，一搬三年穷。几十年来，移民们都在贫困线上苦苦煎熬和挣扎，刚有一点积蓄时，几乎又都在不断的搬迁中折腾。他们中，少的已搬家三至五次，多的搬家达**次之多。当初的小伙子大多“搬”成了年逾古稀的耄耋老者。他们几代人的奋发努力和艰苦辛劳，都“贡献”给了不断的搬迁之中。由于不断搬迁，每个家庭的家产越搬越少，越迁越穷。多数人搬没了住房，搬得无吃无穿，搬得没有钱供子女上学。每搬一次，他们都必须付出高额而沉重的代价——大荔籍移民李之山告诉了记者这样一组他1987年搬迁返库时变卖家具的账单：三间土墙房，30元；一个上好的楠木大衣柜，10元；一个装粮的大木柜，7元；三张床；9元；一张桌，四条板凳，3元……
而李之山在置办这些家当时的花费却超过1。3万余元。1。3万余元的家当贬值成不足百元的“废品”仅仅只是因为一次搬迁。搬迁一次如此，三五次会把多少家产“折腾”成“废品”？**次呢？这笔账的结果非常明显：搬过几次后，到了真正该搬，真正可以回到库区“安居乐业”时，这些移民都已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
这种穷人是很难翻身的。郗长运系大荔县平民乡三村返库移民，1959年迁移到澄城县庄头公社，后来几次搬迁，家产遗弃，损失惨重。1986年返库被安置在
大荔县平民乡三村一组时，这个五口之家再也无力重新启动新的生活。时至今日，郗长运还和儿子、儿媳及两个孙子三代人同住在一间破房里。。
在这群“宁为库区鬼，不作安置区人”移民中，那个凭借不屈不饶的精神，在搬迁了八次后居然还能盖房造屋的赵德龙也许算是一个不错的特例。
对于动荡的往事，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年过七旬的赵德龙依旧记忆犹新。他说：第一次搬迁是1956年8月，我只身一人迁移到了宁夏的陶乐县，这个西是黄河、东是沙漠，南北20多里长的新“家”像大海中的岛屿，没有人烟，全是荒草，喝的是苦咸的地下水，一米多深的地窝工棚便是我们先遣队的住房。这种荒凉环境与生存条件吓得我们当晚就全部逃跑了。
逃回朝邑，我和全家11口人被强行搬迁到了宁夏陶乐县月牙湖大队头道敦。在那里，我们一家苦苦煎熬了6个年头，丢下了五条生命，1962年3月才返回陕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阳县项村，暂时居住在该村群众家里。
当时，我的奶奶和叔父移民澄城县，我们一家生活在合阳县，我们总想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个照应。于是，经我和叔父多次请求澄城和合阳两县的移民局，最后终于同意将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县我叔父的村子。1963年5月，我们全家6人又从合阳县项村第四次搬迁到了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
在东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因该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