拢颐侨�6人又从合阳县项村第四次搬迁到了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
在东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因该村地处旱塬沟壑地区，土地脊薄，产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当地政府在1964年8月又决定将我家迁到本公社的蔺家岭村，一家六口人住在一孔小窑洞里，一住就是10年。
随着几个孩子的年龄不断增长，六口人在一孔小窑洞里实在无法居住和生活，于是，1974年9月，我动用10年的积蓄在蔺家岭村外一里远的地方自费建了两孔一院的新窑洞。尽管这个新居因缺钱而长期没有安装大门，但这第六次搬迁，我们总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园。
1985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库定居，当时我多想马上返库，但“自迁”、“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使得我1989年11月才咬牙搬回我的老家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用仅有的几十元钱在农工那里购买了一间简易房栖身。
返到库区，我家一贫如洗，国家对移民的补助款与扶持款我也没有得到一点，只有靠着种地务农维持生计。1999年3月，我连借带积攒，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才到政府规划的村台上盖起了新房。一家人搬进新房时，我在心底默默地祷告：但愿这第八次搬迁是我的最后一次搬迁……
处在库区那样的环境里，不要再搬迁的愿望似乎也是件太奢侈的事。现年68岁的华阴市华西镇葱湾村返库移民史金明，原籍华阴县焦镇乡良村。1956年，史金
明一家三口举家迁往宁夏陶乐县，哥哥葬身沙漠中后，史金明和母亲逃回华阴，在老家过着黑户生活，藏在库区给别人看管西瓜或干点农活，打工糊口，食宿无着。1986年，才返迁到了库区安置村。全家人大干苦干十多年，终于建起了房子，可2003年，渭河一场大洪水，将其家产一扫而光，于是，他不得不开始新的搬迁和建设……
移民贫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断言：当地官员若不以开发等名义浪费那么多移民经费，他们若能将中央和省里的拨款都用于移民，他们若不侵吞或不让数千名非移民进库侵占移民利益，他们若能将未安置移民余下的那15万亩土地的出租费都用于移民事业的发展或把土地交由移民经营，那么，广大移民的生活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
在后边的一些章节里，记者将讲述李万明谈到的那些问题，看了那些问题，李万明的说法有无道理，想必读者自有评说。
28、回家无路
198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当政府宣布可重返故里的移民名单时，很多移民都放弃了为返回家园而抗争了二十多年才赢得的机会。
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告诉记者：当年移出库区的28。7万移民如今已繁衍到近50万。但真正返回库区的移民只有7。3万多人。
从工会主席列举的数据中，记者注意到，闹返库闹得最厉害的那些县返库的人数却最少：澄城县历来是移民闹返库的“重灾区”，四个闹返库的移民“司令”中的苗福群、陈文山都出自澄城县。可当中央《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等返库文件传达到澄城县的移民中时，移民的反应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激动和强烈。老移民王来成说：初时非常激动，但一算搬家和回去后建房的费用，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搬不起家了。
“搬不起家”的澄城县移民只有一万余人返回库区，一万六千多库区人将世世代代留在澄城。
大荔、华阴、潼关等县返库的人数也大打折扣。大荔迁出148087人，实际返库51794人；华阴迁出71897人，实际返库26450人；潼关迁出1694人，实际返库950人。其余各县皆反应冷淡。
中央和省里对这种奇怪的“冷淡”作过一次调研。结果很快出来了：不是移民们不想回家，而是当时政府对三门峡水库返迁库区安置移民实**屋“自拆、自运、自
建”的政策，使他们搬不起家——一个穷字隔断了移民的回家之路。二十多年来的17次“闹”返库和不断的搬迁已使绝大多数移民精疲力竭，一贫如洗，他们已太累了，不想也无力再折腾了。中央给了公道，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归之时，他们却已失去重建家园之力，只好继续留在条件恶劣、土地贫瘠的安置区。
澄城县王庄乡移民马福全，十七次闹返库他就参加了十六次，只有一次因病没去参加，他渴望重返库区的心情可想而知。马福全在安置区的土地是不毛的沟边地，打不下粮食，勒紧裤带闹返库，穷上加穷。全家五口人，他和老伴，人高马大的两个儿子和二十多岁的大姑娘，挤住在一间破窑洞里。大儿30多，马老汉东凑西借好不容易盖了间草房给儿子完了婚，婚后没一年，媳妇嫌穷，跑了；二儿子的婚事老汉就更无力问津……无力为儿子娶媳妇的马福全更无力返库。政府同意安排部分移民返库的福音，对马福全除了具有安慰意味之外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马福全至今仍旧留在他的迁移地，固守着沟边的几亩不毛之地……”
与马福全比，还有更不幸的人——该回家时已家破人散。
张方儿，富平县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孤寡老人，这个瘦骨伶仃，头发雪白，脸和手都全似酱油颜色的八旬老汉，一身破旧的黑对襟衣服，已分不清颜色的裤子紧扎着裤脚，走路都随时有被大风刮倒的危险。就这样的年龄，这样的身子骨，还得常年驼背弯腰，倨偻着身子在渭北高塬一个叫老王村那贫瘠的土地里刨食。
张方儿原籍华阴县西阳乡北严村，1956年，为响应政府号召，他全家五口远迁宁夏陶乐县新华公社西陶二队。一天，张方儿的母亲和他五岁的儿子冒着大风出外拾柴，不幸被风沙淹没。父亲前去寻找，也一去不归。一夜之间，痛失三位亲人，张方儿的妻子不堪此痛，跳河身亡。从此后，全家只剩下张方儿孤独一人。1960年冬天，他越过黄河逃回了陕西。后来被政府安置在富平县老王村。
1987年，移民返库时，乡亲们曾想将这个可怜的老汉带回华阴。可张方儿说：一家四口都在他乡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了，我一个人还回什么家？让我留在富平，死后也在他乡变成孤魂野鬼去会他们吧……
如今居住华阴市华西镇良坊村的返库移民李治同张方儿的身世有些相似。他的父亲李志德也是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带领全家7口人迁到宁夏陶乐县马太沟的。1958年7月，李志德的父亲李茂才到野外拣柴，被荒沙掩埋。1959年3月，李志德4岁的小女儿李菊叶患病无钱医治早亡。
不久，李志德忧郁成疾，与世长辞。1961年，李的老婆带上剩下的三个孩子逃回陕西。因无力养活几个孩子，只好将大儿过继给别人，带着小儿李治和小女儿改嫁到了华县柳枝镇丰良村。1987年，移民们都返库了，李治焦急万分，他奔走在母亲居住的华县柳枝镇丰良村和妹妹出嫁的华县柳枝镇张桥村商量“回家”的事，可按照政策，他改嫁的母亲和出嫁的妹妹已不能回“家”了，沮丧的李治只好只身一人回到华阴市华西镇良坊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他们闹着盼着好不容易才返回的库区……
回到库区，李治才发现通向富裕的“时空隧道”被堵死了，自己已迷失了回家的路，怎么也走不进当年那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关中白菜心”，走不进那个富庶的家
园。相反，贫穷像一块揭不掉的牛皮癣膏药牢牢地在他们的身上贴了二十多年。当城里人以忆苦思甜的口吻诉说上世纪60年代自己仅仅只住了平房，70年代委屈于筒子楼，90年代屈尊于单元楼时，数万名返库移民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都“弓身”于自建的既矮小又简陋的庵棚里。
采访时，移民们告诉记者，那时，光秃秃的黄河滩上，到处都是用泥巴、树棍、茅草临时搭起来的庵棚，棚内四壁透风，室内并不比狂风呼啸肆虐的黄河滩更暖和。这样的茅屋，移民们住了十多年。十多个寒暑里，尽管政府为移民安身给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批给平价木材、钢材），但“积贫难返”的移民却无力搬上村台，无力修建房屋，都住在不避风雨的临时庵棚里……
大荔县平民乡三村六社的席小运，是移民中出了名的穷人。这个年轻时也曾是高高大大的关中汉子，如今已被岁月的巨大压力与生活的重负压得弯腰驼背，在人们眼里变得越来越渺小和无足轻重。大多数时间，这位一身破衣，总散发出一种酸臭的老汉的脸部都被迫呈七十度左右的角度俯视地面，只有听到雷声时，他才会使劲后倾着身子，吃力地抬起头，仰起那张已经沟壑密布的脸膛，用手在他那双早已浑浊，早以没有欲望的眼睛上方搭一“凉棚”，向天空张望那些翻滚的乌云和不断闪击的雷电——他怕下雨——准确地说，他是怕下雨时他家那唯一的一间房子漏雨，他怕看见雨水浮起家中的小凳和脸盆飘摇时的情景，他怕雨中的一家五口无“立锥之地”……
每当此时，一个充满疑问的强烈的愿望总会在他心底涌起：什么时候才能盖一间不漏雨的房子？
席小运同大多数移民有着相似的经历：年轻时响应政府的号召迁往了澄城县越家庄，折腾得一穷二白时又返库回到平民乡。但他却有着同很多移民不一样的命运：妻子因嫌他太穷离他而去，他是以孤寡老人的形象“回家”的。“回家”后，人单力薄的席小运已无建房之力，只好“借”住在农建师遗弃的一间房子里。
房子共20平方米，多年风吹雨打，墙体已破旧不堪，墙上的石灰水泥已经脱落，露出砖头的墙壁好几处都开始裂缝，能看到外面的光线。但席小运也没有财力去修复它，只是弄些稀泥堵上那些裂缝，掩盖住房子随时都可能垮塌的险情。二十多年来，只是女儿结婚时，他才借款将房顶翻盖了一下，并在房子的旁边用芦苇搭了一间伙房。早些年，席小运一直住在四面透风的伙房里，一任那风雨吹打和蚊虫叮咬。近些年来，随着年龄越来越老，他越来越廋弱的身子骨在隆冬季节实在抵御不了关中那透心凉的寒风时，席小运才在彻骨的冰霜降临前搬离似冰窟的伙房，与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挤在那间只有20平方米的小破屋里，等到春暖花开时再搬回伙房里。
记者前去库区采访时正值2008年隆冬，春节期间的一场大雪袭击了大半个南中国，也把八百里关中变成了茫茫雪原。这样的季节，席小运自然只有“三世同堂”。走进那间摇摇欲坠的小屋，室内虽然十分昏暗，但门口投进的光线还是让记者把室内所有的破败尽收眼底：两架用木板拼成的床并排摆在房间的两端，床上堆着又脏又乱的被子，黑黢黢的棉絮从破洞露出，把主人的贫困潦倒暴露无遗。床与床之间有一个大纸箱和一个被塞得鼓鼓囊囊的编织袋，一看就知道那一定是这一家人的“衣柜”。房中间有电灯，但没有开，席小运苦笑着说：“没钱交电费，不敢开。”墙角的小桌上，那台21吋的黑白电视被一层厚厚的灰尘包裹着，那是六年前别人买彩电后不要了送给席小运的，但席小运很少开它，因它老是波浪一样闪着，还总是有影子没声音……
村民们告诉记者，不是这个家庭的人不勤奋努力，也不是他们没有修房造屋的机会。1999年至2001年，省政府拿出3000万元实施返库移民安居工程，每户移民可从中领取5000元的扶持建房款。可是，“上边”给移民发放此款时，要强行扣掉400至2000多元，并且要房子建好后才能去领这个钱，席小运家无钱先建房，建房的机会就丢掉了。
错过这次建房机会后，席小运曾同女儿、女婿商议：慢慢积攒，有钱时再修。女儿、女婿没有文化，但特别能吃苦耐劳。不过，光有这些似乎还不行，在平民乡那种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的地方，人均一亩多地，风调雨顺的年头，捞个吃穿不愁就不错了，还奢谈什么修房造屋？那可是需要几万甚至十来万元钞票才能去想的事情。对这个家庭来说，几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那可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一家五口，两个孩子读书要钱，席小运年迈多病要钱，生活中的柴盐油米要钱，席小运的女儿、女婿又没有别的挣钱的手艺，想承包点土地又无本钱，更何况，听说村里好些人借了款也没能租到地……
离开席家时，记者在想，席小运这辈子还能住上自己建造的新房吗？如果他自己无力建造，党的阳光雨露能惠及这个被历史遗忘了的可怜之人吗？
29、“光棍”和“另册移民”之痛
也许，在返库移民中，马进才一家的运气可能要算是最背的了。
现年78岁的马进才原系朝邑县东社乡东社村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远迁宁夏，在那里受尽熬煎返库后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三村六组，全家6口人。
值得一提的是，马进才有着一段与一般移民不一样的经历——1950年，他参加抗美援朝，经历过无数枪林弹雨的洗礼。马进才命大——战场上，冲锋陷阵，他居然能皮毛无损，全身而退。只是在一次战斗中，几发炮弹爆炸在身旁，他被震昏过去，耳朵被震“背”了，脑子也不好使，有点痴呆。因作战勇敢，马进才多次立功受奖。他当过村长的侄儿回忆说：小时候，我看见叔父的奖章、证书一大堆。
一大堆奖章证书似乎并没能改变一个功臣的命运，家庭贫穷，脑子已不太灵光的马进才年过三十还婚姻无着，到后来，高大英俊的“功臣”只好同一因长期饮用高氟水而长得只有1米高的残疾女子结婚。“搬一家，保千家”开始后，刚脱下征衣的马进才又被选为积极分子“推荐”进了赴宁夏的移民先锋队。此后，闹返陕、闹返库，到1987年真正能返库时，家里的全部“资本”就只剩下六口光消费没进项的人了。
回到大荔县平民乡三村六组，马进才一家接管了农工回城时留给移民的“战利品”——一间半瓦房，大的瓦房约15平方米，半间8平方米。孩子们小时是一家六口都挤在那间大房子里，半间房作厨房。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