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 第31部分

根据移民反映，在压缩了一半返迁移民人数后，在正式返库安置的73965人里面，其中非移民身份的假移民有7000人左右。移民给记者提供了这样一些非移民的名单：

赖某，一家4口人，由陕南山区的洛南县迁入库区；

赖某某（赖某之弟），一家4口人，由陕南山区的洛南县迁入库区；

高某，一家6口人，由陕北高原的黄龙县迁入库区；

王某某，一家4口人，由陕北高原的绥德县迁入库区；

谢某某，一家5口人，由内蒙古自治区某旗迁入库区；

……

非移民进库问题导致另一违法现象出现：由于这些人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和渠道非法进库安置的，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如今都具有两处户口，即：原所在地的户口没有注销，又在库区花钱走后门添上了新户口。这无疑给我国人口管理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隐患。

这些人非法进库安置，除了少部分是有关系、有后台、有背景外，大部分都是送钱、送礼走后门购买到移民身份的。

1995年8月25日，省移民办主任赵建华在渭南市移民工作会议上讲到非移民进库定居问题时说：听说一个人交2000元就可进库，收的钱哪里去了？库区公共设施已修好，土地本来就紧张，你把非移民弄进库凑什么热闹？

郑博也证实，富余土地还引发了非移民用金钱开道进入库区等腐败现象。的确有非移民花钱进库的情况，但具体数字记不清楚。

记者通过在三门峡库区内近一个星期的走访统计，发现非移民非法进库安置的人数不会少于5000人左右。大荔县的仁兴村接收的非移民就有70户300多人，雨林二村、三村的非移民约500人左右。华阴市的孙庄村、演家、庆华及西渭北等村，非移民情况也特别严重。在华阴市高家村，不到半小时，记者便统计到5家20余个非移民。这些非移民分别来自陕南、陕北及内蒙古自治区等省。记者问华阴市高家村一姓王的非移民是怎样进来的，王某说，“花钱进来的呗。”

“花了多少钱？都花在哪些地方了？”

王某诡秘地一笑，再也不肯答话。

对这些非移民，渭南有关方面讳莫如深。2006年6月24日，渭南市宣传部、渭南移民局的领导到记者供职的杂志社要求不要刊用披露渭南移民问题的稿件时，宣传部那位女副部长说，哪有那么多非移民？不可能，你们记者太扩大化了！市移民局安局长也附和说，全市非移民最多也就1000人左右。但安局长扳着指头一算，数字却发生了变化：“华阴大概2000非移民，大荔大概就三五百人……”

记者看出，库区究竟有多少非移民，女副部长等人其实未必清楚，即使清楚，他们也不会同意记者的调查结果，他们只会装腔作势地说一些与记者调查相反的东西来显示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问题，来维护他们那早已问题不断的“声誉”。

但在三门峡库区，非移民以占地、占名额等方式侵占移民利益，库区的一些乡、村干部也会把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拉上侵吞移民利益的“贼船”，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07年7月17日，《华商报》以“陕西一村虚报移民骗补偿金，百余移民身份待查”为题，披露了一起村干部带头虚报冒领移民补助款的恶劣事件，在这篇报道中，涉及到这样一些事实：

2006年9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陕西省决定对纳入扶持范围的农村移民，按照每人每年600元的标准，后期扶持20年。按规定，纳入扶持的移民名单要三榜公布，大荔县朝邑镇东堤村只公布了一次，这次公布的名单全是真移民，共65户276人。按规定，上报移民名单应由村党支书签字，但该村村委会模仿村支书的字迹签名后上报到了朝邑镇。并且，上报人数也由张榜公布时的65户276人上升到103户423人。移民发现后，到镇里举报，要求核对全部移民名单。但据移民们讲，他们上午8点到镇政府提出这一合理要求后，镇里领导先后推脱，并拍着胸脯说，名单已审查过，绝对没问题。镇领导还这样劝告反映问题的移民：“大荔县移民‘双核’工作，是由村（组）、乡（镇）、县逐级汇总，逐级审核、逐级上报的。县移民局向26个乡镇派驻了30名联络员来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你们信不过我们，难道还信不过县里来的联络员？”

到中午12点，移民准备到县政府索要花名册时，镇政府领导才不得不拿出领款移民的花名册，于是一起瞒天过海的欺诈事件终于真相大白。

《华商报》记者孙洪伟是这样介绍事情经过的：2007年7月初，大荔县朝邑镇东堤村，国家移民“直补”金开始陆续发放。在移民们持卡领取国家补偿资金时，很多村民发现一些怪现象。村上符合国家政策的“领款移民”突然增多，很多祖辈生活在村上的“老户”也在领款名单之列，甚至“老户”中的村组干部及其亲属也成了“领款移民”。东堤村村支书杨宝豫谈起该村移民人口现状时说：“我掌握的移民人数应该在180人左右，而这次享受人数达400人左右。”

在调查核对领款人名单时，记者发现了其中有如旧军队中吃空额那样的情况。最典型的有：七组村民亓改革，50多岁，是土生土长的“老户”，但他的名字却出现在了“领款移民”的花名册里。七组的张春长和五组的张生财与亓改革情况相似。

事后，在几人给记者出具的证明里，均说“根本不知道移民补助一事，更未申请，也未领过移民补助……”

那么，这些补助被谁领走了？记者随后找到东堤村村主任许双全，并同时约见了村委委员刘玉茜、亓森林。

对于本次移民“核实身份、核定人数”（简称双核），许双全表示，上报人数不足400人，全部依照政策要求严格把关，“不存在问题”。3位委员均对村里出现的“不和谐声音”感到有苦难言，并为耗费多半年时间给移民申领补助却换来村民的“不理解”而叫屈。

许双全表示，5位村委委员全部都是“老户”。对于有群众质疑，村干部与直系亲属多人谎称“移民”，在本次补偿中骗领补偿款一事，3位村委委员全部予以否认，村主任许双全明确答复，“5位村干部都不属移民，都没有享受国家的补偿政策。”

记者在移民中调查时却发现，村民不仅对部分“移民”身份提出疑问，也对移民“双核”期间，村上收取的50元费用感觉莫名其妙。

对于收费，村委委员亓森林承认，“当时对每户移民收了50元”，全部用于办理移民登记手续花费，并表示，“当时已征得移民同意，没有给移民打收据。”

与村干部介绍的情况完全相反的是，记者从掌握的一份东堤村领款移民名单中发现，包括村主任在内的5名村委会成员及其亲属的名字都在领款人员之列，总人数超过50人。

围绕政策内领款移民人数，村民、县移民局及朝邑镇政府分别接受采访。村民中流传的说法是，有大约200人涉嫌虚报。大荔县移民局对东堤村问题回应说，目前调查，可以肯定东堤村部分移民身份有问题。大荔县移民局办公室副主任安培珍说，目前调查工作已基本结束，调查组对东堤村所有移民身份重新予以“双核”，村民的反映有夸大成分。对于具体虚报人数，移民局并未透漏。

在大荔县朝邑镇政府，副镇长曹立新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东堤村上报“领款移民”423人，目前调查组核实准确无误的移民322人，剩余100人左右还有待核查。

记者要求查看423人领款移民名单，被镇政府拒绝。对东堤村村委会干部虚报一事详情，朝邑镇政府未予表态，但指出有问题要查处，有虚报的取消资格。

大荔县在落实移民直补款发放过程中，个别乡镇村组，在落实国家专款专用补偿政策时出现偏差。譬如：羌白镇有村子借机收取60元修路款；朝邑镇有村子收取50元“双核”手续费；有的村子还趁机收取计划生育超生费等。

尽管镇政府拒绝记者查阅有关资料，但孙洪伟等人经过艰苦工作，还是查清，在上报423人中，有38户147人属虚报冒领移民直补款的假移民。

当年7月15日，朝邑镇党委专门召开会议，就东堤村在移民“双核”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初步处理意见：对负责“双核”工作的村级第一责任人，东堤村村主任许双全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村委会委员冯宽荣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对村干部的处分并未能解除人们心中的疑惑：在这次“双核”中，县移民局向东堤村派驻的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的联络员有无责任？应承担什么责任？还有，镇里的领导难道连自己的属下许双全等5名村委干部是不是移民都不知道？镇干部们心中无鬼，为什么连名单都不准人看……

在渭南市，移民的怨气远远不止源于土地、非移民和冒领移民直补款等问题。陕西省政府在针对大荔县上访问题的一份材料指出：“三款”（危房款、安居工程款、扶持生产周转金）管理不当在移民中引发了较大矛盾。材料记载：移民返迁后，从1990年至2005年底，国家在该县累计发放危房补助款194。5万元；安居工程款2044万元；扶持资金2025万元。但在发放过程中，由于存在暗箱操作、优亲厚友等问题，造成部分资金虚报冒领、挤占挪用。

返库初期，库区移民人均纯收入150元，2004年移民人均纯收入才达到1075元，与全县平均收入2006元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前些年，大多数移民都盖不起房子，住在矮小的庵棚里，所以，没有享受这一款项的移民意见较大……

“移民意见较大”本来就够渭南各级政府头疼了。这时，偏偏又出了一个告状不止的“愚公”李万明。


　第六章　　“逃犯”逃进中纪委
　

34、举报者李万明

李万明，转业军人，一名有着40年党龄、42年工龄并在渭南地区移民办公室（后改为渭南市移民局）有26年“局龄”的国家公务员。

初次见面，这个“国家公务员”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穷困潦倒——个子高而瘦，属于关中人说的那种晾衣杆身材，满脸的菜色更将其营养不足的窘境暴露无遗。略显短小的牛仔裤遮不住他那双快“张嘴”的皮鞋，一阵风过，卷起他那件低档的西装时，记者看到了他衬衣上的补丁。一辆记者从没有听说过也不知是哪家街道小厂制造的自行车破旧得叮当乱响。

李万明穷而好客，见面后硬要请记者吃饭。东张西望地在渭南城里走了老半天，他才把记者带进一家饺子店。那顿饭，共吃掉58。6元。他掏出一把10元5元1　元的零钱抢着买单，数了一阵后尴尬地问记者：“有零钱吗？还差六毛……”

那一刻，记者发现牛高马大的李万明为六毛钱憋红了脸，憋得满头大汗。

人们对李万明的印象不尽相同。《工人日报》记者丁国元说他“一根筋”，不懂得人生膨胀和收缩的真谛，为了与自己八竿子不搭界的移民，他成了“**愚公”，二十多年告状不止；原华阴市政法委书记李集新认为李万明有正义感，有古代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风范；库区移民大多叫李万明“反腐勇士”……

当“反腐勇士”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在会做不如会说、会说不如会拍、会拍不如会塞的社会背景下，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破格重用”已成为官场常态的环境里，李万明在政治前途上无望自不消说，他还必须承受因制裁而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

李万明的爱人张安霞是下岗工人，厂里长期发不了生活费。自开始举报以来，李万明基本上也就与涨工资无缘。两个人用李万明一个人的工资本来还可以勉强维系，怎奈他要进行的举报花销巨大——见到李万明时，针对移民资金、土地等问题，他已把“举报信”写得长达15万余字，并14年连续不断地655次投书举报。为举报，他花光了自己的4。8万元积蓄，还欠下2万多元的外债。

记者看到过记载他家经济命脉的那本时间很久却依旧成色很新的存折，上边有七八次业务往来还没有上千，而余额只有20元……

最艰难时；他不得不让爱人张安霞给别人洗衣打扫卫生换钱维持举报的开支，他甚至在邮局赊帐，用卖血的钱去邮寄材料。

告状的人或者说“举报者”在三门峡库区都是没有多少通信自由的。李万明更不例外，他的信件常常莫名其妙地“丢失”，他的举报网站被查封，他的电话经常“串线”。为了躲避个别权力者对举报行动的查卡和拦截，他只好经常到60公里外的西安去打印和邮寄举报材料，“有关部门”盯得太紧时，他还曾南下数百里，到陕鄂交界处的陕南安康去寄信。

日子在李万明的记忆中留下的也不完全都是沉重和抑郁，他的举报曾不断被有关领导和媒体关注，并一次次在关中大地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上世纪80年代至今，每过一两年，他的事或因他“生出的事”都会见诸报端，国务院、中纪委、监察部、水利部以及陕西省的领导，都曾在他的举报上信留下过“墨宝”，至今，他的举报连同领导们的那些“墨宝”都已成为一段历史“躺”在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的档案室里接受岁月的检验……
总之，在官场，他很上“档次”——他是全市唯一有中央领导在其“作品”上作过批复的一般国家公务人员，他是全渭南唯一有“案底”留在北京和西安某些部门的平头百姓，他也是整个渭南唯一被陕西省委常委会两次研究讨论过的科员级人物。

政治上的“高档次”却压低了他物质方面的待遇——因他长期与移民“同流合污地搅在一起”，使他在丧失升迁升职机会的同时，在经济利益方面更是莫名其妙地蒙受着损失——8年前，他是全市唯一有34年工龄而仍是一般科员的“平头”，在记者几年前采访李万明时，38年工龄的他，每月工资仅仅970元，比少他两三年工龄的同事少出300至400元左右。

渭南政府个别官员对李万明进行经济制裁的配套措施是经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再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