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后，李万明出现在北京的工人日报社的大门外。两个月前到渭南采访过李万明的记者丁国元竟没能将其认出。丁记者后来回忆说：“李万明打着招呼要同我握手时，我本能地躲开了——我以为碰上了乞丐”。
第二天，“乞丐”在丁国元的陪同下走进了中纪委办公大楼，第九监察室的负责人接待了他。看过李万明的反映信，又向丁、李二人问过有关情况后。第九监察室负责人当即用电话通知陕西省纪委转告陕西省公安厅：
①、对李万明同志不能有任何虐待行为；
②、对李万明同志的举报行为要给予保护；
③、对李万明同志在移民聚会之事上的调查处理必须实事求是，如无证据证明其有犯罪嫌疑，要尽快予以释放……
李万明回忆说：有了中纪委的指示，我放心地重新回到了渭河滩的军事基地。从此，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公安人员既允许我自己单独上基地的机关食堂吃饭，也允许我在军事基地自由散步，还允许我上街理发、购物。正是那几天，我还有幸现场观看了军事基地的导弹发射试验……
几天后，华阴市公安局派车把无罪释放的李万明送回了渭南市移民办——本案本可就此不了了之，但“不知好歹”的李万明却偏要一次次不依不饶地去华阴公安局讨说法——“说法”对于一个已不是第一次办冤假错案的公安局来说不过是易如反掌的事：1997年底，事过十个多月后，华阴市公安局给李万明寄去了一张“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以“移民读了李万明送去的报纸，扰乱了社会秩序”为由，对李给予“警告”处罚。
而在这之前，市移民办则以“旷工”的名义扣掉了李万明被拘留二十多天的出勤津贴等。李万明不服，经反复交涉，华阴市公安局才写了这样一张便条：
“渭南市移民办，你办干部李万明，于1997年元月7日因涉嫌违法问题，被我局依法传唤，次日办理监视居住。在此期间，李一直在我局接受审查。特此证明。1997年4月25日。”
尽管有了公安“李一直在我局接受审查”的证明，但市移民办仍不肯给其补发津贴。记者采访原渭南市移民办主任郑博时曾问：李万明是单位派人带公安将其抓走的，后来又未发现他有犯罪问题，为什么要以“矿工”扣发他的津贴？
郑博虽支支吾吾地岔开了话题，但从他那得意的神情中，记者还是体味出了当年“治理大行动”胜利者那无言中的潜台词……
42、“治理行动”
据渭南市政府的文件记载，在对李万明羁押与获释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整个三门峡库区一直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治理行动”。
“治理行动”由市政府副市长侯振斌带有关部门的人员赴库区进行，省政府也派出工作组奔赴库区协助工作。华阴、大荔两县、市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了治理事项。华阴市还成立了以主管书记、主管市长为正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光在市、乡两级就抽调干部138人，采取了市领导包乡镇，部门和乡镇领导包村组，干部、党员包重点对象的办法，控制事态发展。大荔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由县领导带干部深入韦林、迪村等六个乡镇进行治理整顿。
“治理行动”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由公安机关调集的数百名警察、武警、治安联防队员及治理车匪路霸队员与县、乡干部组成的“宣传队”。“宣传队”在华阴、大荔和潼关三个县市方圆几百里的移民居住区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收缴《工人日报》和李万明的《致三门峡库区和安置区全体移民乡亲的一封公开信》的“治理行动”。不久，《中国妇女报》等报刊转载了《工人日报》上“移民款不能乱用”的文章后，这些报刊又被列为了“治理”对象。
对于这次“治理”的原因和经过，渭南市政府同时在三份文件中都作了这样的记载：在非常敏感、微妙的形势下，《工人日报》突然刊载了李万明的不实来信和失实的记者调查附记……由于移民对房屋自建、土地质量、防洪安全等问题本来就有意见和怨气，看到《工人日报》的文章说“胡花滥用”移民资金加起来有好几千万，无疑引起了移民思想混乱，激起了他们对上级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恶化库区的局势。
渭南市政府的文件列举了这样几个例子：刘怀荣乘机让其“秘书”和骨干进行串联组织，将《工人日报》和李万明的《公开信》在库区散发，扩大影响。12月22 日中午，自封“主席”身份的刘怀荣在华西村小学召集涉及华阴、大荔两县市的5个乡21个村的所谓移民头目和部分移民群众共600多人（另一文件说刘召集了四个乡镇200多人参加，500多人围观）的“**汇报动员群众反贪大会”。大会的记录本上赫然写着“敢与恶魔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半分”的对联，刘用高音喇叭宣读上述报纸和公开信，还将报纸内容整理成15条演讲。刘的演讲在会场上起到了蛊惑煽动的作用，一些头目带动大家高呼口号，声称要团结一致，反腐倡廉，反贪惩贿，夺回土地权，夺回**权。
刘怀荣在会上对具体行动进行了部署：第一步，大造声势，动员移民参与**；第二步，由刘组织代表**；第三步，带领全体移民赴省**，见程安东省长。在库区形成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幸好各级政府发现及时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刘怀荣的部署，不少受访的移民都说这是写文件的人在制造紧张空气，根本没有这种安排。有人反问：“全体移民”是指库区和安置区的全部移民还是指库区的全部移民？几十万移民，可能“全部”去省里**吗？尽瞎编乱造……
移民虽认为是写文件的人“瞎编乱造”，但“蹲”在文件后边的公章却权威地使读这些文件的人相信事实的存在，并以此作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的依据—— 事实上，在渭南市政府的文件中已经记载了好多已经发生的“**”。
在刘怀荣组织的“非法集会”上，五合乡北洛村的骨干人物赵天荣等人争先恐后地介绍了自己在村里与村干部、与非移民争夺土地的经验。会后，这些人准备不要村党支部、村委会，成立“移民自治会”。
渭南市政府的文件认为：“这种非法活动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不仅使部分移民群众在情绪上与政府的对立，也给各乡镇的移民闹事开了一个坏头”。
焦镇乡孙庄村移民骨干冯志宏组织了二十多人的“青年突击队”，贴出“告村民书”，呼吁村民响应《工人日报》文章，起来反腐败，揭露县乡干部在使用移民款、承包土地等方面的问题。2月26日晚，“青年突击队”的人发现村支书张某在跟踪监视他们，便借故打伤张某，还集资1000多元准备**，并在广播上宣告成立新的党支部和村委会。渭南市政府的文件说，“青年突击队”的那伙人还准备抢占华阴肉牛基地的土地和牛，夺村里的账册，企图自己上台。渭南市政府的文件强调，“这些人何等嚣张，这种情形极其危险！”
据文件讲，“嚣张”和“危险”的事还发生焦镇乡华西村，当渭南市政府的领导同刘怀荣正面接触，了解李万明煽动移民非法集会与**闹事等问题时，不但刘怀荣态度死硬，拒不交代李万明的问题，张吉胜等骨干还围攻市领导，叫嚣“不管移民死活的贪官污吏滚得远远的”，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非法集会”的种种“劣迹”被渭南市委、市政府写进了给陕西省政府的报告。在报告中，渭南的领导们不依不饶：“鉴于上述严重影响，库区基层党委、政府要求上级对这次发生的全部事态，包括《工人日报》文章的真实性，要有明确的结论，明确的态度和坚定的处置措施，以便向广大移民群众说清楚，有个正确的交代。否则，现在各级去做多少工作，去宣传教育和谈多少次话，也不如别有用心的煽动者一句话的作用大。那样，库区将永无宁日……”
渭南官方向上级摊牌的意思十分清楚：如果想库区有个安宁，想治住库区的几万移民，省里就必须首先支持我们“治住”“别有用心”的李万明，更必须制服敢于挑战渭南权威的《工人日报》，否则……
要制服整个事件的“肇事者”李万明和《工人日报》及那些与事件有染的移民并非轻易而举的事情——先不说李万明的“顽固不化”，也不说《工人日报》领导态度的暧昧和丁国元的绝对不配合，连那些被抓被关的移民也个个不思悔改，态度强硬，他们非但不肯认罪，连市里给省政府报告的那些事情也不承认。办案人员使尽招数地审了好几天，才得到了这样的供述：
李万明给移民送去报纸过了四五天后，移民听说《工人日报》披露了移民部门的腐败问题，大家对此都非常关注，于是有不少人便自发地聚集在华西村小学，请人给大家（其中多数人是文盲）宣读《工人日报》上的文章。因为那天恰逢星期日不上课，故当时还有许多小学生在场围观看热闹。读完报纸后，有人提出大伙联名给中央写信请求派人查处腐败问题。
审讯结果没能在指挥侦办案件的市领导处过关。刘怀荣等人聚集读报之事被定为“非法集会”，紧接着公安机关开始“全力以赴，严肃查处”。
十多年过去了，当时被政府列为“骨干分子”的华阴市孙庄村移民冯志宏至今还记得当时被“治理”的情形：“1996年12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起得很早，准备去找人帮忙杀年猪，可刚出门，几辆警车鸣着警笛冲进了村，吓得满村子都鸡飞狗跳。紧接着，车上跳下荷枪实弹的警察和手提警棍的联防队员。他们堵住路口，用手提喇叭宣布，各家各户听着，都在家里老老实实呆着，谁也不许出村。我在村口被他们推搡着弄回了屋，也不出示证件和手续，就又凶又恶地要我交出《工人日报》和李万明的《公开信》，我说，我家没有报纸，只有几张擦屁股的废纸，高兴要就拿去。那伙人骂道，你他妈的非法集会的骨干没报纸鬼才信，搜！接着，他们就翻箱倒柜地满屋子搜了起来，其情景就象解放前***搜查**党的《挺进报》一样。我说，你们搜我家该给我个手续吧！一个穿便装的家伙狠狠地给我一耳光说，这就是手续，还要不要！我吓得躲在一边不敢吱声了，只好任由他们到处搜查……”
与冯志宏同村的移民李某记得：警车来后，搜完家，有的警察开始用车上的喇叭宣讲不要听坏人的鼓动，有《工人日报》的要自觉交出来，私自藏报的，要从重处理。有的警察和乡干部一起，把市公、检、法联合印发的《关于维护三门峡库区社会治安秩序的通告》贴得满村子都是，还对看通告的移民说，看清楚点，免得进了牢房还不知为什么。
渭南库区被“治理”的另一个对象是移民“司令”刘怀荣。“从12月23日起，我便被盯上了。”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司令”不知是不愿意承认那次“非法集会”还是真因年事过高或者是参与的“非法集会”太多，已忘记了那次非法集会的经过，他不承认政府文件上记载的那些情节，只是强调：自己没有组织什么“集会”，只是同移民们读过报，商量过**，商量要告发当地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腐败。
不管刘怀荣等人是否承认市政府认定的那些事实，也不管李万明认为对事件的处理是“某些涉案领导大做文章，肆意夸张，蛮横地给群众聚集读报之事扣以移民非法集会的帽子”，他们照样没能逃脱被“治理”的下场。
1997年1月21日，即李万明被抓捕的两星期后，渭南市移民办给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下发了一个“关于召开移民系统领导干部会议的紧急通知”。24日，有各县市区主管移民工作的副县、市、区长，各县市区移民办主任、市移民办全体干部职工以及专程从西安赶来的省移民办的官员们齐聚渭南祥龙宾馆。据参会的某移民干部回忆：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是在干部用人问题上如何吸取教训，防止李万明那样的“内贼”搅乱移民工作。
李万明被抓，并未使渭南市政府和市移民办的领导们高枕无忧，也并未消除他们对这个犯上作乱的“孙猴子”的怨恨。就在那次会议上，提到李万明，郑博主任情绪激动，声音高了许多，他扬着中纪委领导批示后经陕西省有关领导批转渭南市有关领导处理、渭南市领导又“处理”给自己“阅处”的那摞厚厚的信件问：同志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封举报信，一封李万明诬告我的举报信！你们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正是这样的举报信，把我们库区搞得天翻地覆，动荡不安，把我们的移民工作推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这家伙究竟告了些什么呢？我不妨给大家读读，让你们来判断我郑博究竟有没有这些事实，来看我究竟是不是贪官！
郑博将举报信内容向与会者通报后，便开始逐条分析举报内容的“危害”：“李万明举报我们向国务院虚报多报安置移民人数，吃空缺粮饷，其实质就是企图让中央限制给我局的移民经费投资，不再给我们拨款，那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将会受多大影响？他把我们给各科分别发10万元，把资金投到企业赚钱说成胡花滥用，其罪恶目的就是破坏移民工作的开拓与发展。他告我们出外参观超标准花费，告我们给大家购发床头床板，告用移民款修建家属楼，好像我们移民干部就不是人，就不应享受福利，我认为他这是偏激，移民干部也是人，也要生活，也需要有福利，他告的后果就是直接伤害了我们单位的经济利益和同志们的个人利益。照他这样告下去，我们移民办以后的开支花费以及给大家办各种福利事项就没有保障了……”
接着，他告诫与会者，不要以为李万明被抓了，就可以一了百了，万事大吉，特别是市移民办所有正、副科长，对办领导，对专案组要给予积极配合与支持，设法把李万明举报的影响降到最低。
郑博的讲话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会后，市移民办一些人四处散布说：“要不是李万明给中央举报咱单位乱花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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