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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了表示他的诚意，在与维金斯基会谈后，即向国民党广州政府直属的广东省指示，吸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不久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即向当时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陈独秀发出邀请，聘他为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到邀请书，便写信给陈炯明提出三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陈炯明按孙中山的指示爽快地答应了这三个条件，陈独秀便于1920年12月16日离开上海赴粤，就任国民党广州政府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在陈独秀赴粤前的11月25日，孙中山应粤军将领许崇智的请求离开上海重返广州。
这时，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与时俱进的孙中山认识到光举护法旗帜“断断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不能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这说明他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因此，孙中山建议在粤的国会议员迅速组织正式政府，并号召广东军民给予赞助。与此同时，国内外愿追随他革命的人们要求他在广州成立正式政府及选举他为总统的呼声越来越高。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撤销原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于5月5日宣誓就任。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东建立与北京北洋政府相对抗的政权。
不久，孙中山对广州工人发表演说，指出根据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他新建的政权应恢复工人人格及增进工界幸福，公开表示他支持当时方兴未艾的广东工人运动。同时命令支持他的粤、赣、滇、黔各军###广西桂系军阀陆荣廷，以图平定广西，进而统一两广。
正当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广州政府在中国南方站住脚跟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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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与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次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
以上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机构对中共正式建立这一历史时刻的权威记述。
为什么“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是不是当时中共的活动特别引人注意？是不是有人泄漏了机密？都不是。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派来协助创建中共的高级官员马林早就落入了法租界情报机关的视线。
据最新发现的保存在荷兰外交部G类档案中的一封密信（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信，第124号，1921年6月17日。G类156号，总号2349。）可知当时法租界情报机关对马林在上海的秘密活动了如指掌。这封信向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通报：斯内夫利特（马林的原名）乘意大利客轮阿奎拉号于6月3日抵上海，住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此后是对马林的活动的跟踪通报：斯内夫利特于1921年6月14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9月底他到威赛德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里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0日。不仅如此，甚至连马林在1922年6月由荷兰以普通邮件寄往莫斯科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秘密报告的副本也被荷兰中央情报所截获（此件放在荷兰司法部档案处）。
国际敌对势力对国际共运和中共的仇视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爪哇国”在中国近代语汇中常常用来指很远很远的地方。实际上它位于东南亚太平洋中的东印度群岛，那里曾经是欧洲小国荷兰的殖民地。191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铁路工人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前往爪哇，从事民族解放运动。斯内夫利特当时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他在爪哇创建了社会民主联盟。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非常左倾，同情支持列宁领导的苏俄革命，于1918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由于他的影响，爪哇社会民主联盟于1920年创建了印尼共产党。同年，他作为爪哇党的代表被邀请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斯内夫利特对远东的民族解放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在大会上他慷慨陈词：“莫斯科和彼得堡已成为东方人的新的麦加，而资产阶级政府则全都企图阻止共产党的朝圣者到莫斯科和彼得堡来。我们应给东方革命者在苏俄学习理论的机会，以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有朝气的成员。”
为此，他在1920年8月被列宁亲自委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代表。在他处理完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些工作后，于1921年4月启程前往中国。
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斯内夫利特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所以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斯内夫利特离开莫斯科来上海，途经维也纳，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竟被拘留六天，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获释。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与斯内夫利特打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斯内夫利特的动向。当荷兰爪哇当局得知斯内夫利特可能到上海时便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馆，要他们监视斯内夫利特的行动。斯内夫利特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的注意。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从他一登上上海滩起，就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了。
由于斯内夫利特从事的是秘密活动，他使用过很多化名，如“马林”、“马丁”、“马伦”、“斯列夫利特”、“孙铎”、“倪恭卿”、“西蒙”、“菲力浦”、“布罗维尔”、“安得烈森”、“乐文松”等等，因而人们根本无法完全了解他在苏俄和中国的全部活动，但他对中共创建期的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一大代表险被一网打尽（1）
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两人完成。7月中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或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们是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聚会的。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国民党人，此时他带着警卫到湖南去了，李公馆里只剩下他弟弟李汉俊、妻子薛文淑、厨师、姨娘和李汉俊年幼的女儿李声韵。
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出席者包括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除13名本国代表外，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15位参加者。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 15位参加一大会议者中，14人的履历、照片和人生故事，都介绍得一清二楚，唯有尼克尔斯基，成了一个谜团，几乎无人知晓他的模样、他的故事，以致有俄国历史学者撰文称之为“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与者”。这块历史的空白，终于2007年秋天填补，俄、蒙两国学者发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档案。
原来，“尼克尔斯基”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化名。他出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员。同年，这位俄国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被郑重委派来华帮助中国建党，并在“一大”有过重要的发言和建议。不幸的是，1938年，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很快便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直到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才为他平反昭雪。
在中共“一大”13名中国代表中，湖南籍的有5人、湖北籍的有4人，北大的学生3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后来党史学界与各方经过研讨，依据13名代表在中共历史中的作用进行排名，依次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党的大事，可是为何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
史料记载，当时陈独秀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学校经费而四处奔忙。而李大钊缺席的原因却有多种说法。
有说法是李大钊并没意识到中共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事。”
其实，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在延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而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则认为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无暇顾及中共一大。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而“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大代表险被一网打尽（2）
第三种说法是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当时，他正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总统府交涉，屡屡遭阻。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水罢教亘十个多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中共一大会议的前几天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到了7月30日晚事情发生了变化。代表们计划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会议还没有开始，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就急忙走了。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回忆那个密探的形象的：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此外，再没有更详尽的记录了。
那闯进会场的陌生中年汉子后来被证实正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自己一踏上上海滩即被监视是有所觉察的，特别是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更加警觉。程子卿的突然到来，引起了代表们的警惕，会议为此中断，马林见此情景即刻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李达后来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而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之后，“一大”代表不约而同转移到了渔阳里2号李达的住处。
周佛海建议去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但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浙江嘉兴。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