鹆怂螅搅�9点至10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我后来答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蒋介石认为这是有人在探听他当天的行踪。
就在这天下午，因为苏联顾问要参观中山舰，所以李子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要求将中山舰调回广州。蒋介石同意后，李子龙命令中山舰从黄埔开回广州。
不多时蒋介石又得到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密报：“共产党要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中山舰开赴黄埔，劫走校长，送往海参崴转送莫斯科……事态十分严重。”
蒋介石半信半疑，但当他在从广州回黄埔途中，真看到中山舰在往黄埔开动时，顿时感事态严重。他决不能束手就擒，打算立即逃往汕头还未撤销的东征军总司令部，在半路上经秘书陈立夫劝说，又返回广州，急召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第1军经理处长徐样密谋处置。
3月20日凌晨3时，蒋介石离开在长洲要塞司令部的家赶到造币厂，组织最高指挥部，下令广州全城戒严，命令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第1军1师师长王柏龄逮捕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人李子龙；命令刘峙接替王斌功为第2师师长并扣押第2师各级共产党人党代表；命令蒋鼎文指挥第2师第5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武装；命令陈策、欧阳格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命令新编第1师师长、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负责监视汪精卫、季山岳及其他苏联顾问、中共机关和中共重要人物的家庭。蒋介石还下令，如果共产党人反击，则坚决镇压！
这就是史称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3）
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在他命令的所有军事行动执行过程中，不见共产党有丝毫反抗。他要捉拿的要犯共产党人李子龙也是完全没有防备，束手就擒。
当日李子龙正在度蜜月，凌晨时，陈肇英、王柏龄带着人破门而入，将一丝不挂的李子龙嘴里塞满废布，毒打一顿后带走，关进事先准备的关押点。
李子龙原就学于烟台海军学校，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后来加入中共，国民党改组前夕，担任刚到广州的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廷的翻译。黄埔军校招生后，他奉中共的命令考入一期，在校内深受蒋介石和廖仲恺的重视，到第二次东征时已经出任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1926年3月升任海军局局长。李子龙被捕，这是新右派阴谋中的一部分，因为他曾严厉制止了新右派欧阳格等人希望通过出任中山舰舰长来控制海军主力舰，从而达到控制海军的阴谋。他还多次抓治新右派利用海路走私的违法乱纪行为。新右派、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曾多次对人表示过对李子龙的不满。李子龙出任海军局局长并没有经过当时正在二次东征前线的蒋介石的同意，蒋对此很不满意。对于李子龙抓走私，惩罚陈肇英一事，蒋介石也不赞成，并让中共有关方面通知李子龙不要做得太过分。因此，新右派当然不会错过机会，狠狠整治李子龙一番，以解心头之恨。
同是3月20日，上午，周恩来得到刚从第1军第3师党代表职位离任、改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的报告，急忙赶往造币厂去见蒋介石。在戒备森严的厂门口，周恩来的4个随身卫士被缴枪。
当周恩来面带怒色见到蒋介石时，蒋介石忙对周恩来说：“恩来呀，李子龙及中山舰有兵变嫌疑，幸亏发现得早，李子龙已被捕，中山舰解除了武装，第2师的所有共产党员，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已集中看管。”
此时已升为第1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意问蒋介石：“既然是为第2师党代表的安全，何必把他们捆绑起来呢？”
蒋介石顿时十分难堪，忙说：“谁叫捆他们的，岂有此理。”
捆他们的是刘峙，此人事后明明白白地说：“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周恩来对蒋介石这种损害国共合作的行为十分气愤，他两眼喷着怒火向蒋介石抗议道：
“你做得太过分了，现在我的卫士已被缴械，请你再改派卫士吧！”
说完便怒冲冲而去。
在第二次东征中，蒋与周同是指挥官，并肩战斗，共同对敌，两人关系颇融洽。蒋介石见周大怒而去，也清楚周当时在中共内的分量，一时十分尴尬。他考虑再三，因怕引起公愤对他不利，便撤回了他的命令，于当夜派专人将周恩来的卫士的枪械全部发还。
“3·20中山舰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包惠僧是这样看的：中山舰事件是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祥、吴铁城这伙新右派合谋制造出来的。他们一面包围蒋介石说“汪精卫、季山岳阴谋倒蒋”、“共产党准备暴动”；一面布置圈套：3月19日下午，伪造蒋介石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到黄埔江面。同时他们包围蒋介石，令其先回广州去镇压他们所说的“共产党的暴动”，蒋介石由广州回黄埔的途中，真看到中山舰向黄埔开动，就信以为真了。
其实，蒋介石精明得很，他从种种迹象已看出了陈肇英这伙人在向他谎报军情，他们是在玩“借钟馗打鬼”的把戏。他心有点虚，事情闹得太大了！就在周恩来怒冲冲地离开造币厂不久，他就赶去汪精卫家“负荆请罪”，假惺惺地对汪精卫说：
“因事情紧急，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过……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
3月20日晚上9点左右，蒋介石赶到黄埔军校对在校师生讲话。他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中山舰党代表李子龙没有上级命令，擅自将中山舰升火开来黄埔，企图谋害本人。这是一些野心家搞的阴谋，妄图发动政变，推翻革命政府，幸及时察觉，事情已经平定，李子龙和一些有关的人已暂时拘禁。这事发生后，外面会有不少谣言，你们学生不要轻信，我们的革命政策，仍一如既往……”
中山舰事件（4）
就在蒋介石讲话结束时，突然有个名叫王衷的学生提问：
“廖代表牺牲了，汪代表又去哪里了？”
蒋介石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道：“汪代表病了，住在医院，刚才我还去看过他，过几天，汪代表病愈，就会出院的。”
其实汪精卫没有住院。
据包惠僧后来回忆说：“3月20日上午8时左右，我得到同意后去看汪精卫时，只见汪精卫对蒋介石的作为气得两眼发直，他用手捶胸，以头碰壁，他简直像小孩子一样，对当时时势毫无主意……”
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后，3月25日，汪精卫便“失踪”了。外界盛传汪精卫经香港去了苏联。其实，汪精卫秘密隐居在广州，他无奈手中无军队，他斗不过蒋介石……
当时在广州的一些共产党人如毛泽东等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坚决反击，但这一正确意见没有被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团采纳。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认为：“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没有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而且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镇压”，因此主张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
在这种妥协退让方针指引下，中共中央授权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州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双腿瘫痪，年已半百的人物从上海赶来广州。蒋介石待之如上宾，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蒋宅对面，以便朝夕过从。此人为蒋介石在“3·20”事件后站稳脚跟、“得寸进尺”，起了谋士乃至“导师”的作用。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张静江跟蒋介石属大同乡，浙江吴兴人氏，年长蒋介石十岁。
张静江有着传奇式经历：他在20岁前便患骨癌，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在法国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标A，即资助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伍万元。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张静江，便按联系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一个字即“C”。几天后，果真从巴黎汇来三万法郎。从此，每当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被选为国府委员。
张静江跟蒋介石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靠张静江资助，认了四股，在张静江指点下，蒋介石投机发了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债务并劝他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在陈炯明炮轰粤秀楼、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召前去时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
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3·20”事件，特地从上海赶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的幕后智囊。据张国焘回忆：“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
说来也巧，就在“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前一天——1926年3月18日，在这被鲁迅称之为“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北洋军阀制造了“3·18惨案”。事情的起因是驻守在天津大沽口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日舰入侵时，开炮反击将其驱赶出去，事后日本侵略者集结12艘外国军舰对中国进行军事恫吓。在中共领袖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北京接连召开数十万民众参加的反日大会，并组织队伍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北洋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提出强烈抗议，把参加军事恫吓行为的军舰所在国的公使统统赶出北京。3月18日，段祺瑞为首的执政府下令开枪，打死前来请愿的游行民众4人，打伤200多人，制造了“3·18惨案”。一时群情激愤，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一场反对日本侵略、声讨卖国的北洋军阀的高潮。事件过后，在天津大沽口炮击入侵日舰的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于4月9日发动政变，准备活捉段祺瑞，没有成功，冯玉祥被一直图谋入关的奉军与直系军阀打败，退出北京。“3·18”惨案和冯玉祥国民军被围歼的消息，震动了全国，无形中成为广州国民政府最好的北伐政治动员，为国民政府的北伐提供了最好的时机。中共看到了这一点，老谋深算的国民党人张静江也看到了这一点。
中山舰事件（5）
在张静江的授意下，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整军肃党准备北伐”案，要求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军队，虽承认共产党人是在革命战线上，仍为联合之友军，但军队中不许共产党人当干部。
如果说蒋介石亲自调动兵力制造“3·20事件”是因为情报不准，或多或少有被人愚弄的因素，那么他利用事件，扩大事态，限制中共的活动，则纯属蒋介石自己的政治行为和个人责任。
4月7日，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由他考察任免第1军第2师、第20师及黄埔军校各级党代表的决议。
4月8日他下令取消第1军党代表制度，将第1军和黄埔军校中的中###员全部撤出，并提出“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要完全的国民党员才能担任”的说法。
同日，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蒋介石，双方就“3·20事件”举行正式谈判。
一开始，张国焘就表现出妥协的态度，他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特地来广州看望蒋介石的。这种态度使蒋介石更加放肆，他表面十分客气，但口气十分强硬，他说国民党内要求限制共产党的呼声很高，都是由他顶着，企图以此向中共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更加委曲求全，再三声明，中共自始至终都是支持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相信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的诚意，并且“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全国统一的革命愿望”。
蒋介石此时仍装出十分革命的样子，他慷慨地表示赞同张国焘的意见，并希望继续维护两党的团结，以便将国民革命扩展到全国。他很明白，现在两广虽统一，但北伐还未开始，还需要借助共产党和左派的力量，因此只能限制共产党的活动而不能公开反对共产党，只能在要害部门清理共产党人，而不能公开消灭共产党人。
接着，张国焘便提出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希望蒋介石与汪精卫继续合作，逐步弥合因“3·20事件”所造成的矛盾与分歧；二是关于妥善处理黄埔军校中###员的问题。张国焘强调“黄埔同学中中###员，一向爱戴与服从校长”，但在“3·20事件”中被驱逐，希望要善待这批人员。
说到具体问题，蒋介石故意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他沉默良久，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具体表示。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说：“黄埔学生中的中###员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一定要重用他们。”蒋介石善于用抽象的答复回避具体的承诺。
张国焘与蒋介石谈判后，国共关系有所缓解。不几天，蒋介石发表谈话，申明他限制中共在军队中的活动仅局限于第1军，其他各军不涉及。还再三申明，“3·20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为了表示与中共合作的态度，他下令将王柏龄免职，由钱大钧接任20师师长；陈肇英被免去虎门要塞司令职；吴铁城被送往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陈策、徐祥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为了履行对张国焘重用共产党员的许诺，将事件中被扣押的原第2师各级党代表、50多名中###员集中起来，组织了一个高级训练班，由周恩来任班主任进行所谓训练，并答应将委以重任。
但在4月10日，蒋介石仍下令解散黄埔军校中左派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
4月14日，蒋介石辞退黄埔军校依文诺斯基等10多位苏联顾问。
在这一连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