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统筹部经过5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动员了同盟会大部分骨干，将他们分派前往长江流域各省联络革命团体，并令专人负责策反新军、防营、巡警及联络广东番禺、南海、惠州等地会党和“绿林”，又组成一支800人的敢死队，运送700多支枪和300多颗炸弹到广州，在那里设立秘密据点38处，并拟制了10路进袭的战斗计划，准备先占领广州，再分兵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北伐，直捣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统筹部任命赵声、黄兴为革命军正副总司令，预定于1911年4月13日在广州发难，希望这一次能一举成功。但由于革命党人从国外准备的枪弹、捐款没有及时送达，加之清政府戒备森严，所以起义未能如期发动。几经周折，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大减，不得不放弃原定的进兵计划，改为集中全力攻打总督衙门。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傍晚5时许，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爆发。当时，黄兴亲率林时塽、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敢死队员120人，臂缠白布，脚穿黑色胶鞋，手执枪械炸弹，用海螺吹响了进军号，由小东营指挥部出发，勇猛地直扑两广总督署，一路上，抵抗的巡警都被打倒。他们冲进署内，发现清两广总督张鸣岐已穴墙逃跑，便捣毁并放火烧掉总督衙门；随后分兵攻袭督练公所等处，与清水师提督李准部队遭遇，在东辕门、小北路等地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敢死队员们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以寡敌众，顽强地坚持了一夜，杀死杀伤清兵不计其数。在战斗中，黄兴的右手被打断了两指，朱执信也受了伤，一臂已废的喻培伦的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奋勇向清军投去，敌人见之，无不丧胆。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黄兴、朱执信等负伤后化装逃脱。林时塽、方声洞、罗进等57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喻培伦、林觉民等29人在被捕后慷慨就义，共86人在本次起义中献身。这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10次武装起义。事后，收殓了在战斗中牺牲和慷慨就义的72具起义者尸体，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红花岗，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起义震动全国，影响很大。孙中山在美国得悉起义失败的不幸消息后，毫不气馁地积极评价了这次起义，认为它使“革命之声望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后来，他还作过进一步的评价，他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一文中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久怨愤所积，如怒涛排空，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又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华，与彼虏为最后一搏，事虽未成，而黄花岗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由此可见，黄花岗之役和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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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1）
面对着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洪流，清王朝政府使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段，一面加强专制，增练新军，一面导演“预备立宪”的丑剧，欺骗人民，抵制革命。这种假立宪没有骗过革命党人，却使资产阶级改良派欣喜若狂，以江苏大资本家张謇为代表的各省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地方官绅，相继纠合，组成“预备立宪公会”等社团，一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早日赐予宪政。自清光绪年间“维新变法”失败后一直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更喜出望外，把他们的保皇会改称为“国民宪政会”，同国内的立宪社团一唱一和，他们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因此被人们称为立宪派。尽管立宪派再三发起请愿活动，叩头乞求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但清政府却不肯交出丝毫权力。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了“皇族内阁”，所有军政大权仍然集中在皇室和贵族手中，让全国人民认清了所谓“立宪”完全是骗局。
日暮途穷的清朝政府，越到末期越腐朽无耻，它大量出卖矿山和铁路的主权，以博取西方列强的欢心和支持。川汉、粤汉两条铁路，清政府本来答应由政府监督，人民自办，并且从人民身上搜刮了大量的股金，但却在1911年5月，下令将各省已准交商办的铁路一律收归“国有”，企图用这一手段把全国铁路主权一股脑儿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严重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士绅的利益，当时就遭到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人民的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要求，发起了保路运动，向清政府叩头请愿，乞求“收回成命”。与此同时，各省的广大人民突破请愿运动的形式，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这次人民保路风潮以四川最为激烈，1911年6月间，成都等地各阶层人民组织保路同志会，提出了“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机关”的口号。8月，成都举行数万人参加的保路大会，通过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各地人民闻风纷纷响应。9月7日，署理四川的总督赵尔丰把保路同志会代表张澜等5人骗进督署，加以逮捕。这一无耻行动，立即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抗议，要求释放代表。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2人。从城郊赶来支援的农民也有数十人被杀。整个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赵尔丰的疯狂镇压下，人民非但没有屈服，斗争反而扩大了。不久，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了，各县人民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起义，猛烈冲击清朝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同时，国内各地群众对抗清朝政府的斗争也不断高涨，1910年到1911年间，人民发起的抗捐税斗争和其他斗争就有200多起，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中国人民和清朝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
孙中山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得知他的得力助手黄兴、朱执信等人已从广州安全脱险，高兴地向身边的同志们说：“天下事尚可为也”，认为只要人在，革命还是有希望的；并立即向旅美革命党人明确指出，必须尽快行动，准备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他敏锐地觉察到，全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他满怀信心的预言：“吾党无论在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
果如孙中山所料，1911年5月以后，在川汉、粤汉铁路沿线的保路风潮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两湖的革命党人就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湖北有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它们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是同盟会会员，都积极的在清政府新军中秘密地宣传革命道理和进行组织活动，新军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很大，不少人倾向革命，在一万六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合会议，进一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推选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为军事筹备员。会后又在汉口设立了政治筹备处，负责草拟起义文告、制定旗帜和筹备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原议定于10月6日（农历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起义军被迫推迟起义日期。10月9日上午，因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药失慎发生爆炸，清政府得讯即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33人被捕，蒋翊武在混乱中逃离武汉，孙武受伤住进了医院，其他领导骨干或隐蔽或逃亡，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当晚，湖广（相当于湖南、湖北两省）总督瑞徵召开审讯法庭审判革命党人，刘、彭、杨三人慷慨陈词，坚贞不屈，怒斥清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他们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的口号，壮烈就义，表现了革命党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2）
凶狠的清湖广总督瑞徵在杀害彭、刘、杨三烈士后，又下令封锁新军各标（一标相当于后来新军制的一个团）、各营、各队（一队相当于后来新军制的一个连），禁绝往来，全城戒严，四处捕人。清政府的镇压和恐怖手段，更激起新军中一批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强烈反抗。10月10日晚7时许，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镇相当于后来新军制的师）工程士兵熊秉坤、金兆龙等准备起义，被排长发现，排长厉声喝问：“哼！你们要造反吗？”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回道：“老子造反就造反！”回答得十分干脆。那个排长命令其他士兵去捆绑金兆龙，金一跃而起大喊一声：“同志们，反吧！”革命士兵闻声一拥而上，开枪把这个反动排长打死，接着又打死了前来镇压他们的连长和营长。随后，他们鸣笛集合了40多人，把清政府发的肩章撕掉，臂缠白布，在熊秉坤、金兆龙的率领下冲出营房，迅速攻占了设在楚望台的清军军械库，夺取了枪支弹药。这时，武昌城内步、炮、辎重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应，杀向楚望台。11时左右，各路起义士兵3000来人联合起来，分兵三路猛攻清朝湖广总督督署。他们还组织了40多人的敢死队，直冲督署东辕门，像刀尖一样猛插进敌人的心脏。起义的炮队在蛇山连续发炮，配合士兵进攻。刹时，督署前枪炮声和喊杀声震天动地。瑞徵和新军统制张彪等清朝官员见势不妙，仓皇逃到长江边登上“楚泰”号兵舰潜逃而去。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武昌的清政府势力已基本被消灭，起义队伍于清晨胜利地攻克了湖广总督衙门，正午时占据了武昌全城。第二天（10月11日）又占领了汉阳，并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再过一天，10月12日，起义军又攻占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革命首先在武汉取得了胜利。
“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散布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大受鼓舞，在各省领导或积极发动新军，全党起义，这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到11月下旬，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正在进行反清斗争。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但是，独立后各省的大权先后落进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势力手中。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科罗拉多州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活动，对武昌起义并无预闻。10月11日他抵达该州的丹佛城，第二天即从美国报纸上欣然得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非常兴奋和激动，立即中止了在美国各埠继续演说筹款的计划。他本想由太平洋回国，亲自指挥革命战争，“以快生平之志”，但是，考虑到成立共和国将要碰到的外交、财政等方面的困难，特别是考虑到某些列强国家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所以他认为这时最主要的工作，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应该周旋于列强各国，办理外交，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他幻想中国革命能够争取到帝国主义的同情，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在孙中山看来，当时“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亡者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因此，他决定由纽约转赴英国进行外交活动，俟此问题解决后回国。
正当孙中山在国外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时，国内革命形势有了飞跃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方面，随着宣布独立，响应起义的地区越来越多，光复各省都督府准备举行代表会议商讨组织民国临时政府，在酝酿过程中发生了争权夺利的现象，另一方面，清政府组成了新内阁，在向南方用兵的同时作出和谈的试探，南方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则极力从革命内部攫取权力，并与清政府新内阁暗中勾结。在这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孙中山在接到国内一再敦促他速回的电报后，便匆匆离开法国巴黎从马赛港乘船东归。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3）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满噙着激动的热泪，在经历了16年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祖国，抵达上海。这正是民国临时政府准备成立的前夕，由于孙中山为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在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归来受到了广泛热烈的欢迎。许多团体纷纷致电南京各省代表团，要求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以救国民”，表示这是“兆众一志，全体欢迎”。同盟会上层领导人黄兴等，更是一致同意孙中山出任总统。当时的各省代表们为了组织临时政府选举大总统，曾从上海到武汉，又从武汉到南京一路争论不休，孙中山的到来，使各种争论立刻停止，他成了众望所归的最合适的总统人选。
1911年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由独立的17省代表45人出席，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在17张有效票中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晨，孙中山离开上海前往南京，途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各地，都受到群众的夹道欢送，“共和万岁”之声响彻云霄。到达南京时，城内到处张灯结彩，人民填街塞巷，欢声雷动，热烈欢迎孙中山的莅临。当日晚10时，在江苏省咨议局举行的临时大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