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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顾问生涯期间主要关注微观工业经济分析，而不是宏观经济。但他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盛顿和华尔街激烈的经济政策争论非常感兴趣，也深深被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所吸引。1967年，他应马丁·安德森之邀加入了尼克松的总统竞选团队。此人原是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窗，后来成为尼克松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在尼克松胜出后，格林斯潘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待在华盛顿，而他很快便发现了华盛顿环城公路的问题。
1970年，格林斯潘与时任美联储主席、导师伯恩斯的会面让他对公共服务这个更崇高的使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其他很多共和党的朋友像赫伯特·斯坦、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迪克·切尼都已经被提拔为尼克松政府的高级经济政策管理者，但是格林斯潘与伯恩斯的关系明显更为重要。1974年，当伯恩斯给格林斯潘打电话提醒他为国家服务的义务，当时还是一名私营顾问的格林斯潘很难拒绝。他接受了尼克松的任命，但一直到福特上任后才宣誓就职，成为第10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这就是他在政府中漫长而富有威望的职业生涯的开端。他本想“让委员会恢复其经济顾问的角色”，但一上来就碰到了头痛的通货膨胀问题。这位共和党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开始快速学会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1976年的总统大选中，福特不敌吉米·卡特，于是，格林斯潘又回到了他依旧非常成功的咨询业。他在卡特总统的任期内离开政界，而在里根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重回政府，但只是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87年8月，当里根总统任命他接替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时，一切都改变了。
要生存，你需要一个思想体系（2）
就像朱镕基上任中国总理之后立刻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格林斯潘刚上任便屡遭不顺。就在他宣誓就职成为美联储主席的69天后，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票市场跳水了23％。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不得不抛弃在经验和学术中得出的结论，而试图更多地依赖于直觉去平复潜在的混乱。美联储很快承诺向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服务，并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强力向市场注入资金。市场在24小时内开始趋于稳定，格林斯潘和他领导的美联储也获得了金融市场和政界的称赞。这就是迈向“格林斯潘看跌期权”这种可预测的保增长应对模式的第一步——美联储的这一系列应对措施旨在为处于危机的市场构筑一道底线，就像看跌期权的作用一样。и米и花и书и库и ；www。7mihua。com
格林斯潘的本能反应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藏在他痴迷的客观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源头》的作者艾茵·兰德的思想观念中。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就积极参加兰德每周的沙龙。在她于1982年去世前，格林斯潘一直作为她核心圈子的一员与她保持亲近的关系。1974年，当格林斯潘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兰德就与他的母亲一起站在他的身旁。
兰德的哲学将“强调理性、个人主义和开明的利己主义”作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核心思想，并认为这种体系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形式。当格林斯潘还是一位年轻的经验主义者，与她首次接触时，正试图更深层地了解美国的经济。他不认同凯恩斯的新理论，而是在兰德的学说中发现了一些特别之处：这是使市场重焕生机，并为他的数据搜集提供框架的一套哲学理论。在面对如1987年10月这等规模的严重市场失灵时，格林斯潘的本能反应就来源于深入其骨髓的自由放任的客观主义学家的思想理念。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建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股票市场自由运行的功能。
格林斯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空想家。他把在其长达20年的经济顾问工作中积累的分析能力和经验带到美联储主席的工作中来。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完成从微观到宏观的艰难的过渡。他试图依靠自己的优势完成这个过渡，尤其利用他对于推动工业活动、技术改革和生产率走势的力量的浓厚兴趣。由于他早先是一位经济顾问，他极有创造性地将一些诸如货车车厢装载量和棉花价格这样的非传统数据源带入了美联储的分析和预测工作中。
但是思想意识还是成为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的绊脚石。思想意识最终扭曲了他的分析，也致使他过多地将他自己的哲学理论带入美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去。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甚至让自由放任的客观主义理论凌驾于许多久经考验的宏观经济规律之上。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他更改自己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股市的评价。他认为自己在1996年所说的“非理性繁荣”实际上就美国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的突破而言是合理的。随后，他又否定了美国出现全国范围内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他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房地产市场，而是由多个地方性的、几乎不相关的房地产市场组成的一个大的集合体。同时，他也毫不担心信贷泡沫，并认为像衍生品和所谓的结构性产品这种本质上为不同金融工具结合体的金融创新是自由市场的天才创新产物，并将轻而易举地消除借贷人之间的风险。
这些新的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在格林斯潘看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创造这些工具的那些卓越的金融创新可将风险分散至众多的自由市场的参与者们那里，正是这些参与者们为调节严重的金融波动提供了带有缓冲作用的流动性。另外，他认为次级抵押贷款（以下简称“次贷”）可以体现金融新科技是如何更有效地达成使较低收入阶层也能“居者有其屋”的崇高的社会目标的。
要生存，你需要一个思想体系（3）
在这些情况下，对思想意识武断的依赖导致了严重的政策错误。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股市非常不理性，泡沫终于在2000年破灭，几年后房市泡沫和信贷泡沫也相继破灭。金融衍生品市场非但没有在危难中对金融市场起到缓冲作用，反而在2008年年底将其推到毁灭性灾难的边缘。而由于众多低收入的借款人对房屋抵押贷款违约，次贷危机爆发，并铸成美国全国范围内楼市危机和一场前所未有的抵押物强制赎回浪潮的前兆。
问题并不只是泡沫本身：只要有市场，投机泡沫就会存在。回想一下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危机。问题是由于当局者放任泡沫变得如此之大、如此之普遍，最终严重扭曲了美国的实体经济。是泡沫就会破灭，但当其导致已经非常不平衡的经济体中的重要部分的收缩时，后果就非常严重了。2008~2009年美国住宅地产和个人消费方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格林斯潘错误地未能重视这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他深信市场机制最终不会出现问题。在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的情况下，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仿佛符合国会对物价稳定性的要求，格林斯潘认为他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有足够的能力冒险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低失业率。这种观念就是他对货币政策的核心结论：将美联储短期的基准贷款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控制在远低于泡沫市场和经济增长期的应有水平。这位大师最终成为“宽松货币”的代言人。
为什么格林斯潘被指为泡沫破灭和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其实，他给了美国民众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而且，政策解药很难用于放慢经济潜在的发展脚步，而是会积极地拥抱一个新经济的希望和梦想。但格林斯潘做得太过分了，他狂热的思想意识让他充当了他本以为可以防止泡沫效应出现的美国经济的啦啦队队长。格林斯潘认为自由市场体系在实行新奇而激动人心的金融创新时失败的可能性很小，人们也无须担心这是否实际上只是与创新无关，并且还将一步步导致金融市场过剩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的虚假金融工程。国会和白宫——更不用说华尔街和缅因街（指普通民众——译者注）——都对此深信不疑。
于是华盛顿、华尔街以及缅因街集体拥抱了能带来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新“法宝”。只要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金融工程就可以被放任自流，而美联储当然不会阻挡市场的迅猛发展和由其引发的经济飞速增长。曾经警告过人们“非理性繁荣”的小心谨慎的格林斯潘，现在却成为带领美国冲向虚假繁荣的政治经济学首领。美联储前主席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曾经自嘲：“工作就是在宴会刚开始的时候把大酒杯收走。”而格林斯潘反而加大酒精度，并一直往杯子里面倒酒。
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来一再出现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格林斯潘崇高的思想观念的实践有了一些其他看法。在某些方面，他所做的显然没有他不作为的多。他本可以刺破泡沫，放缓经济的发展，从而防止危机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经济危机后美国脆弱的经济状况揭露了他错误的经济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就算有金融创新和技术革新的辅助，经济增长也是没有神奇捷径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允许出于对经济增长的渴求去实施太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而这一渴求正是由思想意识所激发的。当被要求向国会解释由他领导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他承认他“震惊地”发现自己想当然地认为“自利性”可以在重大问题爆发时使信贷机构幸免于难。这位大师的过错更多地在于其思想意识而不是其本身。他并不承认在他领导下的美联储犯了任何错误。
客观主义最终还是没有带给格林斯潘他想要得到的结果，但他并没有摒弃他的核心价值主张。2008年年底，当经济危机仍在蔓延时，他依然在国会面前坚持认为“要生存，你需要一个思想体系”。尼禄（古罗马皇帝，以疯狂和顽固出名——译者注）也不可能比这说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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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到宏观的飞跃（1）
格林斯潘和朱镕基的经济管理工作对经济政策的艺术性与实践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他们二人在各自的经济体制内都对自己工作的微观方面很精通：格林斯潘是美国重工业行业的顾问，而朱镕基则是拥有许多专业知识的中央规划者。他们两人都没有作为宏观经济从业者的丰富经验，但这正是总理和美联储主席的工作职责所要求的。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鸿沟一直以来就使经济专业人士感到头疼。微观经济学更像是一门可以用精巧的数学模型描绘的科学；而宏观经济更像一门艺术，用数学表现，却时常陷入危险的回归假设当中。后者的关键点在于，对于一个公司有意义的规律是否同样适用于所有公司？或者说对于一个顾客言之有理的情况是否可以推广到国民范围都适用的层面上？
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对朱镕基和格林斯潘来说都不容易。中国的中央规划机构对产业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支持，而且对于产业之间的交易与发货有着良好的信息渠道，但是这些优势并没有有效地解决综合国民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中国数据信息采集系统的设计也不便于得出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数值，而这两者正好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数据的来源，也是宏观经济政策规划的重要依据。中国没有中央的预算管理机构：每一个部门（教育、国防、交通、住房建设等）都各自为政，而且中央政府税收（主要是消费税和关税）和省级地方政府税收（主要是不动产和其他财产税）的征税功能也被分割开来。同样，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在1998年朱镕基准备出任总理的时候才刚刚成立。
换句话说，在朱镕基接管中国经济的时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经济管理的支柱几乎不曾建立。加上经济体系监管的不完善，可以说在当时，人们根本无从知晓中国经济真正的运转情况，更不用说政策的调整对各重要部门的影响了。当中国的混合型经济形成，富有生机的私营企业与更庞大的国有企业一同快速发展起来时，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大家都想知道这样的混合经济将如何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一直在盲目地快速前行。
幸运的是，中国当局的直觉拯救了中国。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就是一个重要而恰当的例子。那同时也是朱镕基成为宏观决策者之后面对的首次挑战。朱镕基立刻意识到中国这种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在外部需求突然下降时是多么不堪一击，这种情况正是由1998年年底的危机引发的。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即将面临掉入货币死亡旋涡的风险，正如其他接连发生货币贬值的亚洲经济体。基于这些发现，一项通过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来弥补摇摇欲坠的外部需求的刺激型经济政策和一套通过钉住美元来保值人民币的策略出台。这些相当于是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临时发挥的逆经济周期政策，但政策确实起了作用，并且给中国当局上了重要的一课，对于应对未来的危机也极其重要。
而格林斯潘在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中遭遇了其他一系列不同问题。他承认在他从业生涯的早期“很难将经济看作一个整体”，但他“正在越来越了解各个部分的情况和它们是如何相联系的”。然而作为美联储主席，他很快便不得不离开他的熟悉领域。
与朱镕基不同，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可以调用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博士，先进的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