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很常见的策略是把自己的诉求上升到追求“公平”原则的高度上。根据这一策略，参与了会受到抱怨的活动中的人们会企图诉诸“公平”来达到逃避责备的目的。由于“公平”（也就是公正、正确、无偏见和平衡）常被用来作为衡量行动准则和兴趣的尺度，这样的诉求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这种诉诸“公平”的策略在青少年与其父母的冲突中最为典型。丹在一个聚会上喝了酒，之后他乘着酒兴开车回家。他一到家，他的父母就从他的呼吸中闻到了酒精的味道，告诉他以后不准再开车。丹马上表示这不公平并自卫地说道：“这是不公平的，我失去了开车的权利。我姐姐和我做了同样的事但却什么也没改变。”丹的策略是用诉诸公平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欺骗能够被感觉到吗？孩子告诉父母当时他正在一个朋友那里，所以不知道家里的猫是如何跑出去的。由于窗户是半开着的，父母也不能确定是谁的错，错在哪儿。如果父母把严厉的责罚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假定是孩子打开了窗户，这个孩子可能会采取欺骗的方法来逃避惩罚。
人们为什么欺骗，为什么诚实，我们能够总结出什么吗？没有简单的公式来解释人们为什么那么做，但是，通常在我们理解了他们的感觉、思想和境遇之后，我们就能够解释他们作出的选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逃脱抱怨的牢笼（3）
转移抱怨的焦点
委婉是指使用温和的语言令我们从严酷的现实中解脱出来。委婉并不总是坏的，当没有人该负责任的时候，委婉可以被用来消除抱怨。例如：许多政治上的外交辞令就很委婉，这使得一些很糟糕的情况向好的方向发展，合理地化解了责难。有一段时间，人们把住在难民营、纸板屋、树篱下或者废弃车内的人叫做“流浪者”。这种标签只是昭示了人们对这部分人的忽视。“无家可归者”没能表达出“流浪者”的特征。消除一个抱怨标签在某种意义上有它的好处：“流浪者”的意思很模糊，没能表达出他们露宿街头的不同原因。这些人里有些有心理上的陋习；有些人有严重的精神错乱；有些人还有智障，几乎没有获得工作的希望；有些人则逐渐丧失了他们获得美好生活的雄心壮志，取而代之的是一天又一天地得过且过；还有些人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失去工作。
失去家园可以归结于许多彼此相关联的原因，然而“无家可归者”恰如其分地缓解了与“流浪者”相关联的抱怨和侮辱的意思。
缓和的语言也能够误导，转移那些应该受到抱怨的事情的焦点。把可卡因描述成一种无害的娱乐或者临时性的爱好，这样你就能够临时逃避严酷的现实。事实上，可卡因能够通过影响心脏的跳动而致命。吸食可卡因的代价是高昂的。有些人在心理上的确需要这种物质，可卡因能转换成重要的神经素，该神经素作用于大脑使人产生生活幸福快乐的幻觉。
希特勒曾经使用“最后的方案”来粉饰他的谋杀。“对付极端偏见”或者“从地球上消失”成了“谋杀”的委婉说法。在商业活动中让董事会来做决定的“风险分担”也是一种把责任模糊化的委婉做法。委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一种该受抱怨的行为。
抱怨也能杀人于无形
那些居于权力宝座上的人有许多办法使自己免遭责备，那些方法就是他们的豁免策略。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说：“谁能让我不再受这个烦人的牧师的纠缠啊？”他的4个骑士就把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杀了。亨利可能会辩解说他不该受到责难，因为他从来没有直接下令让他们处死贝克特。
另外一个亨利，也就是国王亨利八世，与理查德·里奇合谋除掉提反对议案的改革家托马斯·摩尔爵士，并以那个提案为由对摩尔进行审判。这样的事件是借助于一个看似高尚的借口来进行谋杀活动。
目前在我们充斥着抱怨的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中，操纵某一系统的人总能使自己免于遭受责备。豁免策略的模糊性和官僚政治的口是心非，成了很普遍的转移责备的方法，这与传统中人们通过隐瞒事实，不让别人获取信息，或是把手指向别人以逃避责备是异曲同工的。但是，在奸诈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一些做决策的人甚至会有意识地作出导致人们面临伤害或死亡威胁的决定，然后矢口否认该决定的有害影响。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不留痕迹的杀人伎俩。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戴着手套杀人的例子吧，是骗人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决策者免于严重的司法指控。
戴手套杀人的运行模式是由高级官员决策，通过各级组织向下推行使人受到伤害，甚至致人死亡。政策制定者将自己置身于他们的决策所造成的影响之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逃脱抱怨的牢笼（4）
戴着手套杀人的行为在烟草业中表现得可谓登峰造极。当烟草公司有意地卖出使大量吸食者寿命缩短的烟草产品时，这就是一个戴着手套杀人的选择。几十年来烟草企业一直声称吸食香烟只是一种个人选择，他们对宣扬和贩卖烟草制品的决定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是这些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的人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种把过早死亡的责任推给受害者的豁免策略，其做法存在严重的缺陷。然而，直到1997年，利格特集团才承认吸烟会使人上瘾，还可能致癌。1999年10月，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也承认吸烟对健康有害，但这两家公司仍继续着他们制售烟草的政策。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吸烟和疾病之间存在联系的研究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吸食烟草上瘾的数据最为引人注目，而这一点大概在17世纪就已经为大家所熟悉。这样的话，烟草公司把吸烟定义为纯个人的选择就显得越发勉强了，尤其是他们还赞成大打广告战来引诱年轻人加入吸烟的行列。
经验表明，人们会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对尼古丁上瘾，他们成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一些人则更容易受到与吸烟相关的疾病的困扰。在美国，每年大约有400 000人过早地死于与吸烟有关的肺气肿、冠心病、肺癌以及其他癌症。最为可怕的是，这些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常常使人卧床不起、痛苦不堪、花销高昂。但那些烟草制造公司的高级职员、主管、拿工资的工人等仍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吸烟会造成伤害或上瘾，他们将继续从事戴手套杀人的勾当。
芝加哥的雷文斯伍德医院则上演了一场异常悲惨的事件，该院的医疗官员以政策为由为自己的行为逃避谴责。事情是医院拒绝治疗一个15岁的少年克里斯托弗·罗塞，他当时被枪击中，倒在距离医院门口大约35英尺的地方。院方宣称这样实施急救会违反医院对待急诊病人的相关政策。克里斯托弗中弹倒在医院外面，直到芝加哥的警察赶到才把他用车送进该医院，而院方人员还因此而强烈抗议。但不幸的是太晚了，男孩已经死去了。而在数月以前，院方人员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抢救一个被汽车撞倒在医院门前的小女孩。
该医院的主治医生布鲁斯·麦克纳尔蒂博士说，当时医院正在等待急救车把男孩送到另外一个外科诊疗中心，但急救车来得太晚了，言外之意该受到谴责的是急救车。医院领导声称：“我们的员工将对每一个需要照顾的人提供帮助，包括那些毗邻医院的周边地区。”警察注意到，当男孩倒在地上生命垂危的时候，医院的工人正在外面吸烟。麦克纳尔蒂博士却说，医院的员工们在繁重的工作任务下超乎寻常地忙碌。然而，当克林顿总统了解了整个事件后，宣称要撤销从联邦基金拨款4 800万美元给该院的决定，除非该医院同意不再抛弃那些需要紧急救助的病人。
雷文斯伍德医院为保存脸面所做的努力是难以服众的。把政策置于普遍的道义之上的简单行为，只能说明其借口的贫乏。运用这种政策的结果同样是戴着手套杀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受到谴责，而那失去的生命只能由“政策”来承担责任。
18世纪德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G·C·利希滕伯格曾经说过： “在我们抱怨别人以前，应该先看看他是不是不可原谅的。”
人类具有发明创造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方法从自己所造成的后果中解脱出来。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清白无辜，我们一 般可以通过事实、证据和逻辑使自己合法地从受责备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如果我们确实该受到责备，那么我们应能接受责备，但这被证明是一种冒险的做法。如果你背叛了一个朋友对你的信任，你将面临的是失去这份友谊。为了合理地逃避责备，我们会施放一些烟幕弹，提供一些含混的或者空洞的借口，假装制造一些争论，改变主题，表述含糊其辞，重复，掩盖或者否认明显的事实。
豁免策略并不是畅通无阻的，但是种种尝试所提供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尽力寻找方法以避免反对、罚款或者惩罚。与我们告诉小孩子要说实话恰恰相反，我们更多时候会尽量歪曲事实真相以逃避责罚。尽管如此，在事实与谎言之间，人们通常偏爱事实。
“我错了”这句话的作用很大。大多数人都可以辨别出到底谁把事情搞糟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做错事。勇敢地承认错误将增加个人的可信度，并且提供完善自我的机会。
第四章 打破自责的锁链（1）
抱怨命运很有诱惑力，但那些相信自我完善的人们会用另一种负责的态度来进行选择。他们把精力放在找到解决个人问题的方法上，然后直面挑战并采取行动，以此作为完善和发展自我的途径。
结局与原因偏离，得不到任何教训。
案例
棒球比赛到了最后的第9局，已经很乏味了。有两个人已经出局了，现在的比分是3∶2。投手把眼光盯着接球手，又转向击球手，抖擞精神，猛地投出一个曲线球。砰！棒球飞向空中，最后被看台上一个球迷得到—本垒打。比赛结束了。我们可以猜想投手在决定投曲线球时的动机，但是棒球最后还是飞到了看台上。失利方的球迷抱怨说他应该投一个快球，并因此下结论：“快把这个没用的家伙赶出球队，是他导致了球队失败。”
“谁该受到责备”的问题应该基于是谁或者是什么导致了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有其原因，如闪电击中了森林中的树。而其中一些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例如一阵风把放在二楼窗台上的铝盘吹到楼下，把邻居的猫吓了一跳等。我们可以抱怨是风吹落了铝盘并惊吓了猫，我们也可以以其他方式找到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如：是谁把铝盘放在窗台上的？新闻对诉讼案件、危机、丑闻、灾难、犯罪或者惨案等的报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对抱怨的敏感度？他们也鼓励那些充满抱怨思想的因果解释吗？
“谁该受到责备”的问题与我们对抱怨的评价密切相关。正确地评价抱怨，是正确行动的第一步，即使矛头指向的是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当不希望的情况发生后，我们通常会拼命地找一些人或事情进行抱怨。有时候我们抓到的只是最直接或者是最方便的替罪羊而已，而这就会阻碍我们采取正确的行动。
谁该受到责备？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测试，时间飞船在发射场仍巍然屹立着，一闪一闪发着光，搭载的5名机组人员正在等待出发。他们听见倒计时开始了：10，9，8，7，6，5，4，3，2，1—发射，于是飞船像一个巨大的投掷物被磁力吸引着绕地球按逆时针方向飞向时间的起点。
眨眼间，飞船脱离了地球大气层。它现在处于2亿年以前，机组人员也一样处于那个时代。船长布朗命令“着陆”，经过几小时对植物的检查，做动物的电子图像，他们抓到了一只小恐龙。生物学家简测量了一下恐龙的体温，千真万确，恐龙是热血动物。然后她把恐龙放了。任务完成了，机组人员返回飞船，简按了一下按钮，钛合金门就滑向密封的位置。在机组人员进入自己的太空旅行服中后，布朗开启了反极性按钮，飞船开始发出响动，然后被磁力吸着按着顺时针的方向飞行，并且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穿过时间隧道回到发射的地方。当机组人员走出太空船，他们发现眼前是一片贫瘠的山地，有稀稀疏疏的几棵树、小小的黄色蜥蜴、怪异的绿色鸟和巨大的像蛹一样蠕动的红色动物。这些动物把蜥蜴群赶进一个容器里，而其他很小的有鳞片的黄色动物则四散奔逃。他们被这一切惊呆了，布朗说：“我的上帝，我们已经把时间抹去了。”
通过这个荒唐的时间隧道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如果你混淆了自己的过去，你可能就改变了自己的未来，或许会使结局更糟糕。当然，你不得不假设所有的事情都是彼此相联系的，每一个很小的事情，或者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行动，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都会积聚能量，直至看到最后的结局才能了解那些戏剧性的变化。这并不能作为普遍真理，因为在宇宙中，每一秒钟都发生着亿万个微小的变化，每一个变化都有一个戏剧性的长期效果。我们只能希望会毁灭这个世界的微小变化被那个能够拯救世界的人遇到。但是，“微小的变化”在时间—原因—结果的链条中也是异常有效的。就像在14世纪，当跳蚤和老鼠通过商人们的船把黑死病从亚洲带到欧洲后，这一变化夺去了当时25％~50％欧洲人的生命。对待微小变化，最大的挑战是把那些相关的和无关的、会产生影响的和不会产生影响的事件分隔开来。
第四章 打破自责的锁链（2）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事中吧，抱怨布朗、机组人员，或者那些把他们送到太空的人就很公平吗？不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如何解释，时间一直是向前的，永远也不会倒退。因此，我们的时间之旅只是一个假想的因果故事而已。与此不同的是，诡辩者们通过歪曲事实，用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