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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别的答案（2）
仅仅想起那种痛苦的感觉，都会让我恶心难受。“我也不想做化疗，可我必须这样！”和同事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禁不住大声抱怨着。
“你不想做的话就不用做。”不知什么人说。
“你不明白——我没有选择。不做化疗的话，我就会死。”
“这是你的选择。”似乎有人说了这样的话。“要是我能选择就好了；可是我不能。我没有勇气拒绝。”的确是这样，尽管化疗的痛苦已经超出我忍受的极限，我却不能不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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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的出路
一位挺有名的癌症专家在波士顿举办了一场研讨会。
事情的结果完全是灾难性的——离开波士顿时，我心中只有深深的沮丧。研讨会没有给我任何鼓励，反倒让我感到无比绝望。
我又去了长寿饮食中心，希望中心推荐的各种食疗手段和饮食哲学对我有所帮助。在那儿，我的确听说了许多成功案例，但正像一位教员说的：“患者一旦停止食疗，肿瘤就会卷土重来，而且比当初发作得还要严重。”又一次，我开始了漫长的食疗。尽管这一次坚持的时间比小麦草食谱那次要长，最终我还是放弃了。
我继续以三个星期为一个疗程接受化疗。每次进行化疗，我都尽可能尝试一家新的医院，希望能找到一种不那么痛苦的治疗方法。一位钻研化疗去敏感化的医生成功帮我摆脱了许多不良反应，包括让我饱受折磨的恶心和呕吐。一个好友说什么也不肯陪我去医院接受化疗。“我不希望你在潜意识里把我和化疗联系起来，让你每次看到我，就回想起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她解释道。
1992年12月，第八个化疗疗程即将开始的时候，我陷入了歇斯底里。那一整天我都在大喊大叫，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注射。直到天黑，我才强迫自己迈出了家门。“你是真的不想这么做啊。”陪我去医院的朋友说。“是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可我实在是别无选择。”
那次化疗之后，我的月经忽然停了，浑身燥热，身体开始出现一些古怪的症状。这让我十分害怕。我患上了神经机能障碍症，许多平时不费力气的小事——甚至聊天和打电话，都变得无比艰难。我常常觉得癌症正在接管我的身体。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恐惧，这恐惧又进一步让症状加深了。
就在这时，一位通过自我治愈康复了的前癌症患者告诉我，洛杉矶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的自我治愈疗法十分有效。“我不能再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和金钱了。”我无力地回答。“不行，你如果不想让癌症复发的话，就必须试一试。”她坚持道。
“要3000美元！”丈夫冲我嚷道，“完全是浪费，不可能有效果。”“这关系到我的生命，生命的价值可不只3000美元。我必须试一试。”我答道。
信念的力量
在洛杉矶，在卡尔·西蒙顿博士的课上，我听到了这样一段话：
为什么化疗在有些人身上有效，却对另一些人毫无作用？为什么有些人能靠食疗等手段康复，另一些人却只能无助地死去？之所以一些人能够从癌症中康复，另一些人却不能，“信念”是一个关键因素。真心相信治疗手段的人，会因为治疗而感受到希望，随之而来的还有积极的生活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作用于大脑，使大脑产生有利于免疫系统的激素和化学物质，从而使身体得以自我修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不让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潜意识干扰这种自我修复。
这段话让我如释重负。我找到了答案：只要我真心相信某种方法能让我彻底康复，这种方法就能生效。具体方法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念。
“用新的信念取代旧有的信念，大概需要六到八个星期。”这句话让我如获至珍。这样，只要两到三个月的坚持不懈，我就能靠信念的力量摆脱病痛。其实，开始进行自我治愈的头两天里，原先大多数的疑难症状就消失了，这让我的脸上重新露出了微笑。这最初的成功带来的不仅是希望，还有更加坚定的信念。
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歇斯底里地哭喊着，要丈夫帮我聚集起足够的勇气停止化疗，告别化疗带来的虚弱和伤痛。我央求教员们允许我这样做，可他们都不愿承担这份责任。他们告诉我：“这个问题需要由你自己内在的智慧回答。”
我试着调动起内在的智慧，可心里只有痛苦，只有恐惧。
我正痛哭失声的时候，一位教员走到我身边，轻轻说：“答案很明显。”“怎么明显？”我迷惑地问。“你的身体已经做出了回答。看你哭得多么厉害，这就是身体在大声疾呼。”“你是说身体在告诉我，停止化疗没有关系？”“没错。”感谢这位勇敢的教员，给我如此直接的宝贵建议：“身体要表达的意图很明显。这正是内在智慧的信号，通过强烈的情感表达出来。”
尽管我仍然不太确定这“身体的意图”是什么，还是决然地停止了化疗。现在想来，很庆幸自己当时有足够的勇气克服内心的恐惧。
1993年7月，我又经历了一次重大打击。我的右侧乳腺出现了肿瘤，新的肿瘤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正在康复的我，这打击不啻晴天霹雳。我一下子绝望不堪，从前的许多疑难症状也重新出现了。我怒气冲冲地拒绝了医生再次进行乳房切除的建议，我也拒绝了任何化疗、放疗和药物治疗。
“我真的没法理解，当初的化疗怎么没有根除肿瘤细胞。”新医院的外科医生惊讶地叫道。
后来我听说，一个长期接受化疗的朋友最终丧失了所有主观反应机能，变成了植物人。幸好，我逃过了相同的命运——要是我能早点注意到身体的信号就更好了。
有些时候，我心里的恐惧会膨胀到无法控制；在夜里，恐惧突然袭来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从床上跳起来。我曾经开发出许多能帮人们克服恐惧的方法，可是，这些方法没有一种对我自己有效——直到我开始寻找那些引起恐惧的信念。
“你的信念是什么？”我问自己。“我不知道。死亡很恐怖，我猜。”内心传来微弱的声音。于是，我像当初用格式塔疗法引导患者们那样，引导着自己感受内心的恐惧，在意识中放大它。恐惧让我哭泣；我任自己回复到一个小女孩的感受，“我会一个人死去，没有人会陪我一起，我也不知道会去哪里。离开我熟悉的一切，孤身一人——这太可怕了。”
“啊哈，原来这就是你的信念。”我忽然间恢复了平静——一认清引发恐惧的信念，恐惧就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重新建立起康复性的信念：“我可以选择，在将来的某一天，我完成了这辈子应做的所有事情时，再平静地接受死亡。”从那以后，类似的恐惧就再也没回来过，我每天都能安宁地睡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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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改变
“癌症是一个转机，提醒我们做出改变。”《人生的转机》的作者劳伦斯·雷山博士写道。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很久。我试着做出一些改变：把工作时间缩减到每周只有几个小时；在科罗拉多与朋友们共度平静的时光；回以色列探望家人。
在科罗拉多，我的心情好了很多，可刚一回到家，情况就急转直下，所有的好心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究竟是怎么了？”我反复问自己，“或许癌症终于占了上风，我真的要死了。”这样的想法让我心里充满了寒意。
“癌症等于死亡。”人们通常都这样想，我也很难将这样的看法彻底从心里赶走。
一回到以色列，我的好心情就回来了。癌症仿佛是一个玩笑，我当然能击败它！可是，再回到新泽西的家中，各种奇怪的症状又重新出现了。恐惧和绝望又回到我心头，好像家里等待我的只有癌症和死亡。
我再次回到以色列，心情也再度好转了。我鼓足勇气告诉丈夫，我决定不回新泽西的家了。我要在科罗拉多和以色列各待上半年。如果他愿意陪着我，那我绝对欢迎；如果他不愿意，那不管他做什么，我都会永远爱他、做他的好朋友。他的答复是：“你实在没给我多少选择的余地。我真的不想离开新泽西。可要是我们分居两地，婚姻还有什么意义？”
“那如果我死了，婚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反问道。“要是你想离婚，那随便你。不过，你不是计划三年后退休吗？要是你愿意在退休后继续同我在一起，那我同样欢迎。”“我得考虑一下。”他回答。
两天后，丈夫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决定离婚。有半个小时，恐惧让我止不住地颤抖：“要是我的癌症恶化到只能整天坐在轮椅里的地步，那怎么办？32年的婚姻生活之后，有谁能来照顾我？”
“那并不是维持婚姻的理由。”内心传来一个冷静的声音。“我宁愿死去，也不要他成为我的奴隶，整天拴在我的轮椅旁边。”
这让我下定了决心：离婚是正确的选择。我忽然感到一阵兴奋。“我自由了！天哪，我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再不用夹在心愿和家庭的责任之间忍受折磨了。31年前我就该这么做的。”生活一下子变成了一场刺激的冒险。
1994年8月，我回到新泽西办理离婚手续。新泽西熟悉的环境让我的症状又开始复发。整理行装成了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那么多书本、磁带、光盘、心爱的小物品，简直没法决定留下哪些，扔掉哪些；这给我已经不堪重负的身体造成了更多的压力。
4个月后，医生的诊断证实了我最大的恐惧——癌症又回来了，已经扩散到了全身。我要死了。“你必须马上回医院去。”他严肃地告诉我。我乳房中有一个直径4~5厘米的大肿瘤，全身都是淋巴结肿块，还有各种奇怪的症状，全身各处疼痛，尤其是骨头。
“我已经尝试了所有的可能，可是没有效果。”我告诉自己。“我已经别无选择，只有依靠西方现代医疗手段一条路了。”那时，我完全忘了我的病情是怎样随着生活的起伏而反复好转和恶化；我立刻开始准备在科罗拉多住院的手续。
准备过程中，我忽然失去了控制，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我开始按格式塔疗法跟自己对话。“你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
来自内心的回答很虚弱：“我真的为你担心。要是你去了医院，肯定会在几个星期内死去。他们会动手术切掉一块又一块组织，再用化疗、放疗和各种各样的药物毒害你。他们并没有恶意，但是你可能不会再有足够的力量与我联系，倾听我的声音。别人的思维模式和意见会轻而易举地占据你的头脑，你将不再相信你自己。”
“但我没有选择。”我集中精神回应道。“所有办法我都尝试了，都没有效果。医院是唯一的选择了。不动手术切除肿瘤的话，我就会死。”
“你愿意去医院吗？”内心中最坚定的部分问道。
“当然不愿意！”我愤愤地回答。
“你用不着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用不着’是什么意思？我别无选择啊。”我央求着。
“你愿意吗？”内心的声音还是那么坚定。
“不……你不愿意的话就用不着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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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内心的声音（1）
“这是我的选择，我有权选择。我用不着总按别人说的去做。”我开心地重复着，一下子恢复了活力。
“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小心地问自己。
沉思了一会，我有了答案。“给自己三个月时间，用原先教授别人的一切治疗自己。要是不成功的话，总还有医院这一条后路。”
“好主意。这样我还可以检验我教授的东西，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效。”
“但是千万别把这个计划告诉别人。要知道，他们的恐惧和原本出于好心的建议会削弱你心中的力量，让你失去现在这样的希望和快乐。”
真是那样的，当我在乳房肿瘤切除术后拒绝药物治疗时，仿佛全世界的亲友们忽然都冒了出来，劝我听医生的话，接受化疗和放疗。许多53年来从未给我打过电话的人，这时候忽然觉得自己有权利、有责任告诉我该如何生活。他们的恐惧严重地传染给了我，正如别人的乐观和支持曾经感染了我一样。
这一次，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病痛和恐惧已经让我变得很脆弱，我知道自己没法抗拒他们的影响，最终会被他们说服去医院治疗——而那可能就是我生命的结束。
打电话取消住院预约的时候，我握着话筒的手不停地颤抖。“你这样不仅仅是在拿生命冒险，简直就是自杀。”电话那头的医生说。
恐惧汹涌而来。自儿时起，我一直害怕医生，好像他们就是神，我一定要按他们说的去做。“我怎么敢告诉医生，我有自己的选择，我有权决定怎么生活？我怎么敢怀疑他推荐的做法？”
我鼓足勇气回答说：“我会考虑的。”挂上电话，我的心狂跳不止。
“要是你不愿意，就不用让医生的看法这么容易影响到你。”内心的声音安慰着我。为了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计划，我决定一个人去夏威夷。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脑海中只有：“我？癌症？没门！我才不相信那种幻觉呢。”我一跃而起，出门走向院子里的蹦床。虚弱和疼痛差点让我爬不到蹦床上。我开始轻轻地跳跃，每次跳跃，我都在心中默默重复着：“每一天，我都在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健康，更加开心，更加睿智！”
从那时起，这句话一直伴随着我，在我孤独绝望的时候给我力量。正是这力量最终帮我重新站立起来。
独自一人在夏威夷，起初的几天十分难熬。我害怕疼痛会让我精神失常。我怕自己在难以忍受的疼痛折磨中悲惨地死去。我害怕不得不依赖别人的照顾。给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