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农业体系（重农学派）”，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这一篇里，他批判了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也认真分析了重农主义的思想体系。亚当·斯密指出，贸易统制的理论阻碍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从而强调经济上应该自由放任。
第五篇是《论统治者或国家的收入》，研究了君主或者国家的收入问题。在该篇里，亚当·斯密论述了国家的财政对国民财富的影响。他将财政支出分为国防、司法、政府本身开支以及教育等几方面，主张实行廉价政府，减少政府的开支，同时对工资、利润与地租进行公平征税来增加国民财富。
在这本书里，亚当·斯密比之前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的内部联系，让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表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国富论》的核心经济思想，就是告诉人们自由市场拥有自行调整机制，会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商品。比方说，在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时，它的价格就会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而为了追逐高利润，其他生产商也会竞相加入这个行业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一方面能够缓和原来供应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导致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在这时利润就非常小甚至为零，于是生产商就会退出这个领域。接下来就又会重复上述的过程，在这个期间，没有人是有目的地想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然而问题却得到了解决。亚当·斯密这样解释，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增加社会财富、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效益时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要更好”。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人性是自利的，他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针对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也从来不对他们谈起我们的需要，而只是谈到他们的利益。除了乞丐，没有人愿意以他人的恩赐为生。”而且，他的《国富论》就是从利己的本性出发来论述利己主义的利益观的。他主张“对每个人而言，只要他不触犯法律，都应该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但是亚当·斯密也强调“自利”并不等于自私，更不等于贪婪。在亚当·斯密看来，自利或利已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而自私或贪婪会因为追求私利而不惜借助一切手段甚至伤害别人的利益，从而把社会带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亚当·斯密还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他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这对整个19世纪欧美各国政府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亚当·斯密虽然赞成自由贸易，认为国际贸易可使交易双方同获其利，但他也认为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自由贸易应该受到政府干预。生产者因为能够运用全球不同的资源来降低自己的成本，因此都正面支持自由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不直接干预经济事务，但必须为生产商提供稳定的环境。
在涉及政府的主要职责方面，亚当·斯密对政府的职责做出了具体而狭隘的规划。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此外就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国富论》以它严密的结构、深邃的结论、通俗生动的文字及精彩广博的例证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它所包括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学，而且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与财政学。在该书中，亚当·斯密构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经济学在其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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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4）
《道德情操论》系统地论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观念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是《国富论》的姊妹篇。《国富论》说的是经济人，而《道德情操论》说的是道德人。它从道德的高度，阐述了以同情说为基础的道德评价论和德性论，其中包含道德准则与道德评价的共同标准以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调。亚当·斯密指出，同情是人的本性，关心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将他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事情的牵挂，即是同情。其实，亚当·斯密是说，同情（利他）与利己都是人的天性。所以他指出，惟有当整个社会的成员都具有同情心、以此当做行为的准则时，社会才会有和谐、安定与进步。可以看出，《道德情操论》提出的问题是：以自利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一定要用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来协调，人们之间不但要自利而且要利他，通过人的这两种天性来达到“利益的天然一致”。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地位早已有定论。身为近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与集大成者，他综合了很多前人的观点，并且结合自己的创见形成了较为成熟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奠基人，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经常借人体与社会的类比来说明，自然秩序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且发挥着作用。他指出，人经常会生病，可是在人身上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让身体恢复健康。与人的身体一样，社会内部也存在一种力量，保证与调节社会的运转。对于这种社会内在的调节力量，他经常以“自然”这个字眼来表述个人的利害关系和情欲。亚当·斯密表示，自然会让他们将资本投在一般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不过，如果因为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将过多资本投在这些用途，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降低，与其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马上会让他们改变这种错误的分配。不用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将社会的资本尽量按最适合于整个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所有不同的用途。
亚当·斯密将自然规律与自然秩序当做首位的东西，并指出，在社会领域，尽管自然秩序高于人的理性，可是它又必须通过个体经济人的理性才能得以实现。从自然秩序出发，全社会有一种自然且合理的分工秩序。所以，任何一个个体的人都在这样一个整体的自然秩序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发挥独特的作用。只要每个个体都尽量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来追求自身财富的最大化，整个自然秩序也就势必随着水涨船高而达到整体最优。这就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原理。
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分工和交换学说。他指出，分工是提高生产力、发展与增进国民财富的主要途径和主要因素。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成就、技巧与判断力，好像都是分工的结果。在他看来，分工是从人的交换本性产生的，它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是其优越性之所在；它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这是其缺点之所在。亚当·斯密只看到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却忽视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分工的发展。
亚当·斯密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这是其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核心部分。亚当·斯密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原本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所有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来源。从劳动的一般抽象意义上来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这让他更为便利地对生产劳动部门和非生产劳动部门进行了划分，也为劳动价值论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另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亚当·斯密还首次区分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并指出两者是不一致的。在他看来，后者是特定物品的效用，前者却是指因为占有某物而具有的对别的商品的购买力。物品交换价值的大小和它的使用价值没有关系。交换价值并非由使用价值而是由劳动决定的。衡量任何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劳动，任何部门的劳动都会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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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5）
亚当·斯密的价值论也充满了矛盾，他将劳动价值理论和别的价值理论混杂在一起，导致了价值的二元论。这是由于受阶级立场与眼光本身所限制造成的，在政治经济学形成初期，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亚当·斯密自相矛盾的理论常常成为其后学者互相争论的起点，也成为其后各种学术流派最早的思想来源之一。亚当·斯密价值论中正确的价值规定被李嘉图继承并且发展，被提升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逾越的高度，并且最终为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理论源泉，而他的种种庸俗成分，就被庸俗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与流派所承袭、发挥，演变成种种庸俗、充满辩护性的价值理论。
亚当·斯密的货币理论代表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他明确提出，货币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逐渐从“很多种类货物”中分离出来作为“共同衡量的标准”或者“共同的价值标准”。亚当·斯密不但肯定了货币的商品性质，而且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坚持其商品性质，这是他货币理论获得成就的关键。不过，亚当·斯密并未深入分析商品的内在矛盾，没能揭示价值的货币形式和商品矛盾之间的联系，所以没能够揭示商品转化成货币的真正原因。他指出：“金银价值对别的货币的比例，决定于一定数量金银上市所需劳动量对一定数量别的货物上市所需劳动量的比例。”亚当·斯密还区分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的职能，指出价值尺度为“价值的自然标准”，价值标准为“数量的自然标准”。除此之外，在信用货币理论方面，亚当·斯密也颇有建树。他研究了信用货币的基础、形式和作用。马克思就表示：“亚当·斯密有关信用货币的观点是独创而深刻的。”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相传在《国富论》出版12年后的一天，还是海关官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去一位公爵家里做客。客厅里坐着的几乎是掌握着英国经济全部命脉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贾，而且英国当时的政府首相皮特先生也在其中。而在亚当·斯密步入客厅时，原本散坐四处、谈笑风生的绅士们，立即停止了话题，大家纷纷站起向他致意，亚当·斯密不好意思地说：“先生们，请坐。”这时，已经站在亚当·斯密身边的首相皮特认真地说道：“博士，您不坐，我们是不会坐下的，哪里有学生不为老师让座的呢？”亚当·斯密在当时社会的受尊敬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这些社会给予斯密的推崇不足以说明他的贡献，那么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则是亚当·斯密对英国做出伟大贡献的有力证明。这一年，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打赢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后人对于这一轮新的英法较量，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拿破仑曾嘲笑英国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而这位法国英雄没有想到，即使自己拥有强大的力量，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也没有阻挡住“小店主”国家的产品进入它想要去的地方。甚至在拿破仑的军队与英国人面对面作战时，法国人身上穿的军服也是来自英国的棉纺织品。
后世经济学家们一直把亚当·斯密当成是经济学的鼻祖，是至圣先师，是后人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山——他将永远屹立在人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成为人们仰望的一座伟岸丰碑。
书外人语
作为经济学的创始人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亚当·斯密在他的伟大著作中向我们展示了财富和繁荣是如何通过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被创造出来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控制经济生活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今天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供求规律。后人评论道，假如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的话，亚当·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由此可见其思想对世人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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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6）
概括地说，由斯密提出，为其未来各代门人所赞成和传授的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下4个一般原理：
1？节俭、勤奋地工作、开明的自我利益和对同胞的仁爱是美德，应予鼓励；
2？政府应该将其活动限于司法、维护私有产权和防范外敌入侵；
3？国家对经济事务应实行自由放任不干预的总政策（自由贸易、低税、最精简的官僚机构等）；
4？古典金/银本位制约束了国家实行货币贬值的行为，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可以繁荣的货币环境。
毫无疑问，亚当·斯密将因他对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强烈捍卫和他的“天赋自由”、竞争性自由企业的自我调节体系以及有限政府的主题而受到敬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甚至将斯密的竞争性自由企业模型称为《国富论》“皇冠上的明珠”，是“全部经济学最重要、最有实质意义的命题”。正是基于对他在《国富论》中所展示的美好前景的坚持，这位苏格兰启蒙运动之子对未来世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