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大师如是说- 第5部分

　　李斯特的经济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德国政治经济的国家统一》、《农地制度、小农经营及国外移民》、《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等。　　　

　　1827年，李斯特出版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该书对当时传到美国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在该著作里，作为昔日的斯密与萨伊理论的忠实信徒，他彻底改变了自己先前的信仰。李斯特指出，要用美国体系向斯密体系宣战，要根据美国体系来解释政治经济学原理，他尤其尖锐地提出：“根据我的研究成果，我发现政治经济学由下面几部分构成：（1）个人经济学，（2）国家经济学，（3）人类经济学。亚当·斯密探讨的是个人经济学与人类经济学。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国富论》一书的标题本身所包含的要探讨的问题。”为建立美国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详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并非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并由此创立了美国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美国体系”的核心就是主张实施保护关税政策。正是因为该体系的实施，才让美国的产业免遭灭顶之灾，才有了日后美国的强大。　　　

　　李斯特的代表作品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该书于1841年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他写道：“倘若作者是英国人，我几乎不会怀疑亚当·斯密理论的基本原理，之所以让作者在最近的很多匿名论文中，最后终于在一篇长文中用我本人的名字对斯密理论展开批判，是因为祖国的实情。同时，今天作者有勇气将这部著作公诸于世，主要也是因为德国的利害关系。”李斯特反对一些德国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输入德国来当做指导思想。　　　

　　在这本书里，李斯特发挥了有关国家体系经济学的学说，论证了实行关税保护来发展德国工业资本的必要。全书一共分为四编：第一编是对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并从中归纳出了历史教训；第二编阐述了他的理论观点也是全书精华之所在；第三编介绍了他过去各派的经济理论；第四编是具体的政策主张。在该书中，李斯特反对英法的政治经济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国家经济学；反对价值论，主张生产力论；反对自由贸易，主张保护制度。这种经济思想，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曾经有过重大影响。　　　

　　不管从概念范畴和体系结构上来看，还是从政策主张上来看，李斯特的经济理论都和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极大的差异。他所创立的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对日后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李斯特从历史和民族的特点出发，去创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强调经济发展的民族性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让他成为了历史学派的先驱。　　　

　　书外人语　　　

　　李斯特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他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这决定了他的经济学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李斯特的本色不是坐而论道的学者，而是雷厉风行的行动家，同样，他的学说也非象牙塔中的抽象理论，而是影响政策的实践指南。因此，他的学说不单在他身后成为众多后进国家的思想武器，就是在他生活的年代也由于他的奔走呼号而已改变着现实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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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4）　　　　　　　　　

　　“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这一见解可以说是李斯特经济思想理论的精髓。的确，财富的生产力比它本身，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前者不仅可以让已有和已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也可以让已消失的财富得到补偿。对于一个人而言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应服从国家利益，服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服从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不要把“唯利是图”的自由贸易原则——“哪里便宜就到哪里买，哪里贵就到哪里卖”作为普遍规律。生产力落后国家实行保护贸易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李斯特把保护贸易作为工业落后国家建成工业先进国家的手段，而在自由贸易下，那是无法实现的。李斯特及其发展学说的实际影响既包括他生前即有直接影响的德、美等国，也包括了他身后产生间接影响的俄、匈等国。这种影响之经久不衰与李斯特的长期受到忽视一样令人不可思议。有美国学者认为：“这位长期被忽视的人物对欧洲和东亚工业文明发展的影响比马克思或亚当·斯密都大。”李斯特对精神资本的论述也颇具新意，并将之引申到教育领域。李斯特尤其重视教育，指出教育是让一个国家的精神资本得以延续的主要手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最大部分消耗，应当用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应当用在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与培养上。如何加大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我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教育投资，是我国当代面临的一个重要决策，也是国家能持久发展的源泉。　　　

　　李斯特曾说过这样充满时代气息的话：“就国家经济学而论，由于各国所处的环境不同，同样的措施、事件、个人条件和个人技艺的效果也不一样；一般可以这样说，如果这些因素能促进国家的生产力，那就是有益的；反之，就是无益的。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生产力；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认为，每个国家各有其发展的途径与特点，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性并不存在。同样，我国也应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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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1）　　　　　　　　　

　　4　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　　　

　　精彩语录　　　

　　我是各种矛盾学说的接受者。　　　

　　一个民族的富强之路是建立在个体的平等和自我决定的基础上的，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公民被培养为独立思考的人的程度。　　　

　　毫无疑问，与其让人类的精力停滞腐朽，还不如任其追求财富。　　　

　　正因为人类的心智是粗俗的，因此他们自然需要粗俗的刺激，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妨让他们去追求粗俗之物。　　　

　　工人的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同样，资本家的利润，按照西尼尔先生的确切说法，则是对节欲的报酬。　　　

　　我倾向于认为，总的来说，静止状态要比我们当前的状态好得多。一些人认为，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就是生存竞争；认为相互倾轧和相互竞争是激动人心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最佳命运，而决不是产业进步诸阶段的可恶象征。坦白地说，我并不欣赏这种生活理想……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最良好的状态终究是，没有一个人贫穷，没有人想比别人更富有，因而谁都不必担心别人抢先而自己落在后面。　　　

　　人性所厌恶的，习俗却偏将它们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人生的享乐足使生活成为一件乐事，但是必须把这些享乐作为旁及的事物而不能作为主要的目标。　　　

　　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则……一般应实行自由放任原则，除非某种巨大利益要求违背这一原则，否则，违背这一原则必然会带来弊害。　　　

　　分配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制度，因为某一社会中财富分配的方式取决于通行于该社会的法令或习惯。但是，虽说政府或国家有权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可他们却不能任意确定这些制度起作用的方式，它们对财富分配拥有的权力依赖于哪些条件，社会所接受的各种行为方式是如何影响分配的，这些同任何自然规律一样，是科学研究的主题。　　　

　　一般来说，生活中的事物最好是由那些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自由地去做，无论是法令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应该对其加以控制和干预。那些这样做的人或其中的某些人，很可能要比政府更清楚采用什么手段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即使政府能够最全面地掌握个人某一时期内积累的有关某一职业的全部知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也要比政府对结果更具有强烈得多、更直接得多的利害关系，因而如果听从他们的选择，而不加以控制的话，则手段会更有可能得到改进和完善。　　　

　　只要所谓争论避开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而所给予的推动也永不会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者的高度。　　　

　　我们无法确定我们试图压制的观点就一定是错误的；即使能确定，压制别人的观点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天才惟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能自在地呼吸。　　　

　　在平庸的国度里，天才就意味着危险。　　　

　　随着信用赖以建立的信任的扩展，每一个人以往必须随身保持以备紧急之需的小额资本，现在都可利用于生产的用途……这就促成了社会生产总额相应的增加……信用除必然使一国总资本成为生产的资本以外，还能使一国的产业人才转用于生产的目的，以使其事业才干能有助于公共财富的增加。　　　

　　信用虽不过为使资本从一人转移到他人，却一般是同时也自然是转向于能使资本有效地运用于生产的人的移转……所以，一国的资本，虽然并未因信用而增加，但由于信用之故，却使其生产活动达到更加完善的状态。　　　

　　经典理论　　　

　　先看一则流传甚广的有趣故事。　　　

　　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中国人、俄罗斯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争相夸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惟有美国人笑而不语。　　　

　　为了使自己的表述更加形象、更有说服力，他们纷纷拿出具有民族特色、能够体现民族悠久历史的实物——酒，来彼此相敬。中国人首先拿出古色古香、做工精细的茅台，打开瓶盖，香气四溢，众人为之称道。紧接着，俄罗斯人拿出了伏特加，法国人拿出大香槟，意大利人亮出葡萄酒，德国人取出威士忌。　　　

　　最后，大家都看着美国人。　　　

　　美国人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把大家先前拿出的各种酒都倒出一点，兑在一起，说：“这叫鸡尾酒，它体现了美国的民族精神——博采众长、综合创造。我们随时准备召开世界文明智慧博览会。”　　　

　　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告诉人们博采众家之长的重要性。我们本节所讲的穆勒，就是这样一个博采众长的成功的经济学大师。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英国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与思想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社会改良主义者。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奠定了他作为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　　　

　　1806年，穆勒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经济学世家，是詹姆斯·穆勒的长子。他自幼好学，在10岁时就已通晓世界历史与希腊、罗马文学，11岁的时候阅读了父亲的著作《英属印度史》，从13岁起就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　　　

　　在父亲的指导与严格教育下，穆勒先读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后又学习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来，当回忆起这段生活的时候，穆勒表示，由于他时常参加父辈们的学术活动，所以认识了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大卫·李嘉图。他非常喜欢李嘉图的友好、善良与谦虚。在穆勒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经常与李嘉图共同讨论这门科学的各种问题。　　　

　　1820年，应边沁的邀请，穆勒去法国访问，在巴黎期间结识了萨伊与圣西门。返回英国后，穆勒在继续学习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研究了法学与边沁的著作。1823年到1858年，穆勒在东印度公司工作，1865年到1868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之后，在一次选举中遭到失败，穆勒随即移居到法国的阿维尼翁，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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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2）　　　　　　　　　

　　穆勒思想开放，博采众长，调和论与折衷主义是其经济学说的总特点。他综合了当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穆勒的经济理论体系中，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的学说占据重要地位。穆勒指出，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具有自然规律的性质，不随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改变；而后者属于社会制度的问题，取决于社会与法律的习惯，所以是暂时的、可变的。　　　

　　穆勒认为，经济规律受社会条件的制约，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它也应该随着改变。穆勒不想从根本上否定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主张对它略做一些修改，比如对财产的继承加以限制等。他将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割裂开来，希望通过调整分配方式来调和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矛盾，为自己的改良主义政策纲领提供理论基础。　　　

　　穆勒的价值论是西方经济学供求论与生产费用论的混合物。尽管他以供求关系来说明价值，可生产费用是其价值学说的基础。穆勒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当中，价值问题依旧是根本问题，几乎一切理论都以某种价值理论为前提。因此，价值理论上很小的谬误都会以相应的谬误传染给所有别的结论。穆勒首先规定了使用价值、价格和价值（交换价值）的定义。　　　

　　穆勒认为，一个商品的价值是它购买别的商品的一般力量，价格则表示商品和货币之间相联系的价值。普通商品的价值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围绕着生产费用这个中心来变化。穆勒表示，生产费用由劳动与资本所构成。资本是企业主节制的结果，而劳动包括在生产中直接投入的劳动与生产资料转移之前的劳动。西方经济学家将从生产中探求价值决定的理论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