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作为工具，提出了自己的主观效用理论。他指出，效用需要由一个人的幸福或者快乐的增加量来计算。他以人的欲望和满足为出发点来论述自己的主观效用价值论，以个人欲望满足的心理感觉来解释商品、效用和价值等概念。比如，杰文斯指出，商品是能提供快乐或者避免痛苦的物品、资产和价值等；指出效用是快乐的产物，并非物品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只表示物品和个人福利之间的关系。人的直接意向，是一个物品在当时是不是有用的惟一标准。效用是主观心理现象，主观效用是商品价值的基础。价值的有无和多少完全决定于效用，是一个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程度或者估计，是主观的东西而非商品的内在客观属性。
杰文斯在价值量的决定上以“最后效用程度”当做主观价值的衡量标准。商品价值的大小决定于“最后效用程度”的大小。杰文斯认为，一种商品在一定数量以前是绝对必要的，更多的数量具有不同程度的效用，可是超过一定数量以后，效用便渐渐降低为零甚至变为负数。杰文斯进一步区分了总效用与后来学者所定义的“边际效用”，指出总效用是一个人由物品的消费所得到的总幸福量，也就是一切现有产品各个单位的实际效用总和，最后效用程度（即边际效用）是“对现有存量来说的最后增加的效用程度或说可能极小或无限小的进一步增量”，即随着占有量的增加，欲望跟着下降，效用也随之减少。
杰文斯在效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交换理论，该理论是其所有经济理论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他在此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交换法则和它适用的条件，进而解释自己的法则和流行的价值原理——供求论与劳动论的一致或者对立关系。杰文斯指出，在效用最大化与劳动的节约上，交换是一个如此关键的过程，以至于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仅仅是这一过程。效用源于商品，在恰当的时间以合适的数量为需要它的人所占有，而交换比别的一切方式都能够更多地得到效用。杰文斯提出了他的交换方程式：某个交换者用一种商品换取另外一种商品的时候，也总是比较这两者的最后效用来决定自己究竟愿意放弃多少商品来换取多少对方的商品。交换者总是要求交换的结果达到效用的最大化，所以达到此结果的条件是，这两种商品增量的交换比例刚好让它们的效用对于交换双方都一样。杰文斯的理论以交换为核心，将所有经济现象与经济关系都归结为买卖行为，认为交换的最终结果总是趋于均衡的，在这个均衡点上，买卖双方都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用。进而，从整个社会而言，所有通过交换的产品分配都会产生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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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是经济学的宗旨（3）
杰文斯在对主观价值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劳动理论，他把劳动定义为：我们所忍受的痛苦的奴隶，其目的在于防止更大的痛苦或者获得净剩余的快乐。由此可见，他更强调劳动和痛苦的联系并且以加在劳动上的痛苦量当做劳动的尺度。杰文斯表示：诚然，劳动也许既在当时快意又对未来有益；可是其快意是有限的，大部分人都为欲望所驱使而从事更久与更重的工作。最终，他将劳动归结为带给人痛苦的一种活动，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强调，在根本性质上，劳动与效用是相同的量，都是人的主观心理感受。所以，必须将劳动自身的感受与其生产物的效用相结合，一同加以考虑。这种将劳动解释为带来痛苦的“反效用”，并且用人在劳动中感受的苦乐感的均衡点，以说明劳动日的最佳长度的思想，对后来边际学派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
杰文斯著作颇丰，主要作品包括《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述》、《商业循环》、《煤的问题》、《通货与金融的研究》、《科学理论》、《商业危机和太阳的爆发》、《逻辑要义》以及《国家与劳动的关系》等。杰文斯以其毫不造作的个人品质使作品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杰文斯的代表作品是《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考察了在既定的所有权结构下，经济人怎样通过生产、交换和消费以获取最大的满足。在经济学说史上，《政治经济学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奠定了杰文斯在边际效用学派与数理学派中的地位。
杰文斯以“苦乐论”作为哲学或者伦理学基础，以边际分析作为工具，以人的需求作为理论出发点，以生产和分配作为归宿，建立了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他指出，经济学的宗旨是以最小的痛苦来换取最大的幸福，商品与其效用能够给人带来满足，同时也会给人带来痛苦。通常情况下，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而边际效用递减，在经济学上将其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因此，当某种商品具有很多种用途时，要让效用最大化，必须让配置到每种用途上的商品量带来的边际效用一样。
杰文斯的另一个贡献是将抽象的数学运用于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他把经济学定义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各种理论，包括交换论、劳动和生产交换理论、地租理论，以及资本和利息理论。用边际分析法研究变量之间变动的关系，本身就可以用微积分来表示，因此，边际分析法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也是同步的。杰文斯当然不是在经济分析中使用数学的第一人，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与论证经济学理论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书外人语
在世界经济学史上，英国经济学大师杰文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作为边际效用学派创始人，他的贡献首先是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肯定。他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用效用来衡量福利，并把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觉。这是边际效用论作为主观价值论的出发点。他区分了总效用和最后一度效用，并说明了最后一度效用的衡量。最后一度效用就是边际效用。他还认识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把经济学分为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经济政策与货币市场和经济危机。其中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是基础。这样，杰文斯就开创了由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向边际学派的主观价值论的转变，也使经济学的研究从生产转向需求和消费。这是人类经济学的一次华丽飞跃。
现在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戈森以及戈森关于效用的两个定理。但戈森生前并不得志，思想没人理解，书也没人买。尽管德国经济学家考茨和兰格提到过这本书，但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杰文斯知道这本书后才发现它的意义。杰文斯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中特别指出：“戈森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是在我之先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据我所知，他对于基本理论的探讨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正是杰文斯（还有瓦尔拉斯）的介绍，这本书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杰文斯对这位先辈的崇敬和高度评价，令今天许多争某种理论发明权的人汗颜。杰文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介绍过许多曾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以后却不为后人所知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著作。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古诺、杜普伊特、埃利特、戈森、屠能、詹金、拉德纳、西泽尔·贝克瑞尔、兰格、博达斯、米纳德和博卡多。我们对这些人也许不熟悉，但他们的确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为经济学大厦添了砖加了瓦。如果没有杰文斯，他们也许将被永远淹没。杰文斯发现并肯定和介绍了前辈的贡献，尤其是介绍了不被世人重视甚至世人根本不知道的前辈的贡献。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杰文斯是伯乐——尽管他发现的是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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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1）
中国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这样评价杰文斯：“提出边际效用理论并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他也不算第一人。但在那些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前人有意义的著作，并使那些被淹没的明珠放射光芒的经济学家中，杰文斯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是对杰文斯的最高礼赞。
6 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先锋代表
精彩语录
前进中所有的重大纪元，包括国民经济的，都是以社会制度的改革为起点的。
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同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能，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它受地点、时间、国民性等条件的制约而不可分割，因此，经济学必须要有历史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到历史的过程中去探求。
国民经济这一概念不是别的，而是包括着一个领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所有并立的同时又是上下统属的一切经济单元的整体。
就知识和现实而论，历史科学提供了使学者从一个十足的乞丐摇身一变成为富翁的经验材料和资料。而正是这些历史经验材料——如同所有完美的观察和描述一样——足以证明和验证理论结论，表明某些真理有效性的限度，尤其是有助于归纳性地获得新的真理。这特别适用于政治经济学中更为复杂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惟有以历史考察为依据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只有当人们是属于同一种族，每每还是属于同一语言，被共同的情感和理想、习俗和法律所维系，同时又拥有一个统一的民族的经济制度并具备一个中央的财政制度，以及是维持着一个统一的交通体系和活跃的交易关系，只有这样，然后才有国民经济之可言。
单纯的赤裸裸的赢利心，无疑是邪恶的，在经济上是有害的，因为一切更高的经济生活，假如缺少同情的心理和道德的规范，那就很难维持存在了。
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最大量的财货。财货的供应越丰富，我们的生存就越有保障，为将来的储备就越充足，也就越有可能跳出直接的财货生产的圈子而进入间接的、从技术和社会的角度上看来都是更错综复杂的财货生产。
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法则，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人们能够认识的仅仅是“经验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只是时常重演的现象系列而已，并不反映因果关系。
对某一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局部的个别经济制度与现象进行专题考察，是国民经济学惟一的科学方法。通过收集资料，并且加以分类、排比与归纳，就可以得出“经济法则”。
如果想开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就必须以对大量历史资料与当前各种资料的研究为基点，然后运用历史归纳法来进行分析整理，最终得出应有的结论。
经济现象是由许多相互交错的生物学的、物理学的、心理学的和道德伦理的事实决定的。
再也没有比老一代英国经济学家（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谬误更糟糕的谬误了。这种谬误是：某些简单的、自然的、法律的、经济的制度从来就有并且将永远继续存在下去；文明和财富的一切进步不过是某种个人的进步或技术的进步罢了；一切都不过是一个增加生产或消费的问题，这个问题注定并且能够在同一个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种植根于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的信念，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们相信个人及其个人生活的能力是万能的这一天真而又自以为是的信念的产物。
首先要弄清一国的幅员、地理形势、土地和气候，以及先要弄清它的资源和自然交通条件，但是尤为重要的是要去弄清它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如何采取措施来增加从中的收益的，要去弄清它的人口有多少、人口密度如何、资本手段为数多少，尤其要去弄清它的人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他们所受的技术训练，他们的习惯和需求状况，他们的家庭、田庄、农村和城市的组织，他们的市场、贸易和货币制度，以及他们的财政和他们的国家经济的制度对于个体经济进步具有如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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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2）
经典理论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是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被称为德国经济学的鼻祖，既是历史学派的领袖，也是研究社会问题、支持社会改革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
施穆勒1838年生于符腾堡海尔布隆市的一个官员家庭。毕业于蒂宾根大学。1864年任哈雷大学教授，1872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1882年任柏林大学教授。1884年任普鲁士枢密院顾问，1887年当选普鲁士学士院院士。1873年发起“社会政策学会”并担任主席。1878年后，主持《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丛书的编审，1881年创办《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学年鉴》（简称《施穆勒年鉴》）。1897年，施穆勒代表柏林大学任普鲁士上院议员，1907年被封为贵族。1912年，施穆勒以教授职务退休。
施穆勒认为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制度设计。他说：“前进中所有的重大纪元，包括国民经济的，都是以社会制度的改革为起点的。”施穆勒强调国家必须通过一系列改革和一项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调解互相之间有纠纷的社会团体的关系，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施穆勒倡导阶级调和，提倡社会改良。他所提出的社会改良主义，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中间阶层，比如自耕农、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等等。施穆勒指出，维护“旧中间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