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戴尔列席了那次会议。这位年轻的律师对菲尼有点儿了解，在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之前，他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过哲学。菲尼和米勒请他对他们公司的全球业务进行一番巡查，看看公司该如何规避在税务方面应负的责任。他们的交往自此开始，而哈维·戴尔最终成了对查克·菲尼一生之中影响最大的人。
为了解决税务方面的问题，查克·菲尼还结识了另一位律师，一个风趣而健谈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他也将在菲尼的商业生涯中担任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托尼·皮拉罗（昵称托尼）还在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读一年级，他刚刚加入这个律师事务所，那天他参加会议只是负责记录。尽管他身材矮小，但在高中时却担任过棒球队、橄榄球队和篮球队的队长。菲尼对这位聪敏、自信的年轻人印象很深。后来，1964年12月，当他听说皮拉罗打算去巴哈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时，他就去劝说皮拉罗加入旅客国际。皮拉罗感觉菲尼是一位很有天分的企业家，而且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于是他答应了。他不是很清楚自己的职位，但他觉得可能是税务顾问和投资顾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 暴风骤雨（3）
哈维·戴尔很快就确认了这4位康奈尔人所面临的境况比破产还要严重。“他们所做的生意存在法律上的风险，这足以将他们送进监狱。”他回忆道，“事情的严重性就在于，虽然他们不是有意而为，但事实上，他们的行为相当于挪用了给琼斯准备的信托基金，来支付给史密斯邮寄物品的邮费——这是一种庞氏骗局①，是欺诈行为。如果事情已经发展到所能预见的最坏程度，那么他们就得承担法律责任了。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法律方面，他们所面临的后果都很严重。”
经济上的危机还为公司带来了另一个人，他在未来很多年里也将成为关键性的人物。他是普华永道的一位资深合伙人，他翻阅了旅客国际的账本，建议他们请个好点儿的会计，并推荐了艾伦·帕克。住在日内瓦的艾伦·帕克是英国人，出生于罗得西亚②，他额头高高的，戴一副大大的眼镜，是一名很有天分的法务会计。菲尼请他到伦敦来面试。帕克清楚地记得，菲尼是用何等迅疾的步伐走在伦敦的街道上。“我差不多落后他三步，”他说，“我不管走多快，都永远赶不上查克。”菲尼走路之快简直成了神话。菲尼手下的伦敦办事处经理邦尼·苏赫特说：“有时，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已经走远了，你不得不跟在他后面跑下楼。”
帕克进入公司后，很快发现“人们像疯了似的花钱。在日内瓦，每个人都跟旅客国际的人吃过午餐，而鲍勃·米勒或者杰夫瑞·马尔斯特德则负责埋单。我立即制止了这种行为。我说：‘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菲尼在加拿大边境开创的生意已经迅速膨胀，这损害了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的利益，迫于压力，白宫已经介入了禁止邮购酒品的活动。1965年2月25日，约翰逊总统提出了一项法令议案，把5瓶免税酒的许可标准降低到了1瓶，而且规定只有21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享受这种优惠。从此，旅客们再也不能为自己汽车里包括孩子在内的每个人都申请5瓶酒了。约翰逊总统为这条法令寻找的理由是，出于平衡收支方面的考虑，出境旅游的美国人的消费数字“目前是不合适的”。
约翰逊总统的议案必须获得国会两院的同意才能生效。菲尼飞到华盛顿，打算游说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们反对这项措施。他带上了托尼·皮拉罗。他们都如此年轻——菲尼33岁，皮拉罗29岁——因此坚信自己能在华盛顿产生影响，并借助舆论的压力获得胜利。皮拉罗后来说：“那只是我们的痴心妄想。”他们在希尔顿酒店设下大本营，然后雇用华盛顿一家比较有来头的律师事务所——阿诺德–福塔斯–波特来为他们各方运作。阿贝·福塔斯是约翰逊总统的知己好友，保罗·波特是市里最有影响的律师之一。波特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能提供一个不让总统难堪的解决方案，我们就能实现你们的愿望。”
菲尼和皮拉罗知道，一家注册总部设在列支敦士登瓦杜兹的公司是能够燃起国会议员的些许热情的，因此他们把身份定为“美国旅游与贸易协会”的会长和秘书长，这个机构是他们为适应当前的情况而临时创造出来的，他们还想出了一句口号：“在贸易中发展旅游。”他们找了美国一些做“5瓶酒”生意的竞争者来签名，这下就形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效应。
6 暴风骤雨（4）
保罗·波特为菲尼安排了与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的10分钟会面。德克森是参议院中强烈反社会主义的少数派领袖人物，他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这儿花10亿，那儿花10亿，很快你们就会知道，那都是真金白银啊。”这位参议员长着一头浓密白发，下颌宽厚，说起话来粗声粗气，刚见面时，他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请查克和我坐下，并拿出用印第安纳葡萄酿制的白兰地招待我们，由此我们猜想，他对于这种法国白兰地的进口身份是毫不介意的。”皮拉罗回忆道。菲尼用最快的语速解释说：“这项法案将是非常不公平的，士兵们为了捍卫全国人民的安全而置生死于不顾，可这项法案还要夺走他们的酒。”德克森一言不发，也没有提任何问题，菲尼回忆道：“不过，他对于士兵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很感兴趣，用你难以想象的激情讲了一通话。”
菲尼还将以“美国旅游与贸易协会”会长和旅客国际有限公司总裁的身份，出席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他对此寄予了很大希望，花了好几天时间待在希尔顿酒店，起草自己反对的那项编号为HR7368的法案的发言稿。
听证会于5月3日和4日举行，菲尼来到国会山后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强大的政府。财政部长亨利·福勒首先陈词，他向委员会表明，国家的预算赤字已达31亿美元，“现在绝对不是鼓励出国旅游的时候”。福勒还声称，这项法令将有利于平衡收支困难，同时有利于海关管理。废除“托运”特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已经致使许多州损失了酒水税收，给他们带来了困扰，而大家对此已是怨声载道。
波特代表“美国旅游与贸易协会”进行了反驳。他指出，作为“托运”物品入境的酒水只有45万加仑，而美国的酒水总消费量则高达亿加仑。面对听众席上的笑声，他补充了一句：“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我的一份。”（他是个有名的酒鬼。）
第二天，菲尼得到了听证会主席约翰·沃茨的传召。沃茨是*党人，来自肯塔基，那里是美国出产波旁威士忌的基地。菲尼完全承认订购酒品、送货上门的点子是自己的作品，不过现在已经有大约15家公司在这样做。他恳切地指出，如果禁止这项业务，“将会残酷地摧毁整个产业”。而且，这项法令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它对美元的外流虽然会起到一点微弱的影响，但却会导致美国成百上千人失业。
菲尼悲哀地描述了这项措施将给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旅客们带来的额外麻烦，他们将经历如同大学足球比赛一样的拥挤，只为申报自己所带的酒水。他还呼吁国会议员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要歧视回国的士兵们，比如“那位年轻的飞行员，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致力于抵抗外来侵略”。
所有这些理由都无法打动委员会。约翰逊总统的法案获得了*党多数派的投票支持，并顺利通过了参议院的表决。不过，菲尼向德克森参议员的申诉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德克森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杰克·贾维茨联合起来，将法案的生效日期从1965年的6月1日推迟到了10月1日，菲尼和皮拉罗赢得了4个月的时间。
据代理他们公司事务的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透露，菲尼压根儿没有任何希望获胜。他后来告诉菲尼和皮拉罗，“这件事开始推进时，约翰逊总统把国会负责人叫进办公室交待说：‘这件事就应该这样做，我们得改变免税许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这位律师说，他在华盛顿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像约翰逊总统那天那样强势的态度。当时，波旁威士忌的受欢迎程度已经大大降低，虽然这不全是因为菲尼他们的缘故，但波旁威士忌的制造商们却把账算到了免税商品销售的头上，说他们“除了苏格兰白兰地和法国白兰地，就不会卖点儿别的”。后来，一位报纸专栏作家写道，美国的酿酒业利益集团在约翰逊总统背后支持他立法，其中有一位著名的华盛顿说客，人称“软木塞”的汤米·科科伦，他经常去找约翰逊总统喝一杯波旁威士忌。许多年后，皮拉罗到海地参加一次商业会谈时遇到了科科伦，他向这位说客问起了当年指控的事，不过“软木塞”不愿再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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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65年仲夏，在创立公司8年，眼看着它成长为世界上第一批跨国零售店之一后，查克·菲尼和鲍勃·米勒面临着暴风骤雨。公司受到了一系列挫折：约翰逊总统对“5瓶酒”业务的重创，地中海地区的残酷争夺，以及加拿大边境的汽车销售业务遭遇亚洲汽车销售垄断终端PX店的竞争，再加上公司内部混乱的账目和无度的挥霍。所有这些，都在演示着一个由空想家集团领导的创新型企业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过程。
在国会山败诉后，菲尼开始进行收尾工作。他关闭了在日内瓦的办事处，把所有事情都集中到了纽约。艾伦·帕克也在受雇仅4个月后就离开了公司，李·斯特林把他们已经取得的36个瑞士工作许可证卖给了人称“伯尼”的伯纳德·科恩费尔德。伯尼是个国际金融家，他以瑞士为总部，通过一家公司处理美国信托基金的投资，不过那家公司后来倒闭，并导致许多美国和欧洲银行破产。
正当帕克四处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时，杰夫瑞·马尔斯特德从纽约给他打来电话，请他回公司工作。对于帕克在欧洲工作时表现出的对表格的超凡驾驭能力，马尔斯特德印象非常深刻。他请帕克立刻到美国，协助他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这位会计即将举行婚礼，不过，他答应了马尔斯特德。6月12日，新婚的帕克带着他的丹麦妻子杰蒂飞到纽约。当时，帕克觉得自己未免过于冒险了，他以前从未到过美国。
鲍勃·米勒5月也刚刚结过婚，娶了一位厄瓜多尔美人，人称“钱特尔”的克拉拉·佩森蒂斯。正在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度蜜月的米勒接到了菲尼的紧急讯息：“我们遇到了天大的麻烦，你必须立刻回纽约。”米勒赶紧结束自己的蜜月，与钱特尔一起往美国赶。
在纽约，帕克发现情况失控：现金疯狂地外流，同时需要付给供货商的货款却严重短缺，而发货日期正在临近。他们面临着谜一般的状况，他们不得不停止汽车销售业务，但却又不能马上停止，因为它正在创造现金流。
自信而沉着的艾伦·帕克跟一小队查账员一起翻阅账目表。到纽约三天之后，他终于弄清楚了情况有多糟糕。公司的财政赤字已达160万美元，“这个数目在今天并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已临近破产的边缘，或许已经破产了。
在那个黯淡的1965年仲夏，这个管理团队中每一个具有业务技能的人都惊慌失色地离开了。杰夫瑞·马尔斯特德回忆说，德斯蒙德·伯恩、托尼·皮拉罗和一名叫鲍勃·刘易斯的加拿大籍会计一起来到列克星敦大街上的旅客国际办公室，表示他们不愿拿自己的职业名声冒险，决定离开公司。他们担心会卷入财务丑闻。德斯蒙德·伯恩说得很直白：“你们这帮家伙完蛋了，公司顶多再撑两三个月，我要离开这儿。我是一名特需会计师，如果这个公司破产的时候，我还在这儿，我的名声会受到影响。”米勒问他，公司有多大可能存活下去。“百万分之一。”说完，德斯蒙德扬长而去。
接着是托尼·皮拉罗。“他神情慌张地说，他也必须得走了。”米勒说。“所以，托尼走了。还有德斯蒙德，他们像兔子跳离正在下沉的轮船一样离开了。”他说，他对皮拉罗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我们步入坎坷时，托尼吓得失了神”。
6 暴风骤雨（6）
马尔斯特德也离开了。他说他倒不是为债务忧心，而是在过去5年里，他一直每天17个小时、每周7天地工作着，他太累了。“我的屁股日渐下垂，我已筋疲力尽。”他说，而且托尼建议他“尽早从这里脱身”。“很遗憾，皮拉罗的告诫影响了我的决定。”马尔斯特德告诉查克和鲍勃，他希望他们能留住艾伦·帕克，他愿意把自己那的股份移交给他——不管它们在当时值多少钱——然后他开着一辆价值6 000美元的凯迪拉克向加拿大边境驶去，那辆车是查克和鲍勃送给他的礼物。他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开了一家“地下酒吧餐厅”。在禁酒时代——那时，由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乔·肯尼迪这样的人负责从加拿大进口酒水——那里曾真的是一家地下酒吧。
迪克·布拉德利，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也是菲尼的朋友，曾帮助菲尼运营汽车国际，如今也离开了公司，自己开了一家叫“维多利亚站点”的公司——后来发展成了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拥有100家分店的连锁店。
“那真是多事之秋，”米勒说，“我刚刚新婚两个月，公司看上去就要完蛋了，而我们的核心人物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各奔东西”他从拉森–夫审计公司请来了一位会计师——莱斯特·伍尔夫，请他独立审核账务，看看公司是否还有救。伍尔夫对公司所有业务的现金流进行了研究，然后指出当法令生效时，公司账目上会有多少钱，有多少辆汽车必须发送，多少员工必须离开。伍尔夫用了几个小时反复审核这些数字之后，说：“你看，我认为你和查克可以做到。不过，你们的开支太大，必须立刻削减。”米勒一跃而起，给了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