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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刚从北京到杨凌时，曾选育出过小偃４号、５号。李振声早年课题组成员李璋说：“在小偃７０１４（６号组合）出来的时候，为了区别也便于农民记忆，李老师给它命名为小偃６号。他告诉课题组，谁要是选育出超千斤的品种，就叫小偃１号。”
到了１９６９年，姚文元写文章说，知识分子学农的不会种田，学工的不会开机器，学文的不会写文章，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文章发表后，我们有５位同志就被下放陕西宝鸡县宁王公社联合大队（现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联合村）去蹲点，接受农村再教育———开始主要是参加劳动。”
红薯皮薄，含水量高，不易贮藏，管理不好常常烂窖。一天，联合四队队长陈子恒的父亲找到李振声说：“你懂不懂红薯储藏？我们队上的红薯烂得很厉害，你来看看。”李振声笑了笑，说：“我也不敢说一定能解决你们的这个问题，不过我还了解一些，可以试试。”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7）
接受采访时，李振声说：“红薯储藏的原理不复杂，第一是控制适宜的温度，一般１０到１５度为宜。低于１０度容易出现软腐病，高于１５度，会出现黑斑病；其次，湿度不能过大。”当年，李振声检查了联合四队的红薯窖，是窑窖。他用温度计一测温度太低，只有６度，软腐病很重。于是，他建议用４层草垫子将红薯窑窖封严。很快，温度上来了，红薯软腐病得以控制。这时，李振声能防治红薯烂窑的消息不胫而走。没几天，联合五队的村民也找上门了，李振声赶去一看，是井窖方式贮存的，用温度计一量发现温度太高，达到了１６度，加之湿度太大，有些红薯发了芽。于是，李振声采取相应措施通风散温、排水降湿，使相关问题得到缓解，取得了当地农民的信任。为此，宝鸡县革委会在全县发了通报，对李振声进行表彰。
李振声有着对农民深厚的情感：他念念不忘在陕西蹲点的几年中曾经吃过１２０家农民的饭。当年，李振声在联合大队蹲点时，曾在村民李智儿家长时间食宿过。“老李来我们这里时，是当‘臭老九’下放的住队干部。刚来就住在我们家，他还是学问大，来了后当年就帮村里两户农民解决了红薯烂窖、在窖内发芽的问题。村里人都说老李是神人。”李智儿回忆说，“我们村的人习惯称呼李院士为‘老李’。他人不善言谈，但却非常平易近人，根本看不出是个大知识分子。这次他得了最高奖，老李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呀！”
农村蹲点期间，李振声考察了生产队小麦苗情，“统计了各队一、二、三类苗的比例，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措施。有两个队麦田三类苗较多，其中一个队按我们的建议，加强了管理措施，第二年获得了丰收；另一个队没有采取措施，减了产。我们抓住这两个典型进行了宣传，全面推广了小麦丰产栽培措施，第二年本大队，小麦平均亩产，从原来的１８０公斤提高到２５０公斤以上，一举‘过了黄河’。宁王公社小麦亩产达到２００公斤，‘过了纲要’，大队和公社都被县上评了先进，我也被公社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奖励红宝书毛选４卷合订本一本”。说起当年的这些故事，李振声脸上洋溢着特有的自豪感。
李智儿则这样回忆说：“老李改变了我们这里浇麦不打粮的观念，在我们村推广小麦冬灌技术，第二年就让小麦每亩增产不少；在这儿推广小麦条播、宽窄行播种技术，又让小麦每亩增产了１００多公斤。老李在这儿下放４年，经常给村里的干部上课。村里小麦亩产是宝鸡最高的村，十里八乡的干部都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李智儿补充道：“老李那人，知识渊博，把多高深的知识，都能用我们农民听得懂的话讲出来。”
几十年来，李振声走到哪里就把技术带到哪里，哪里的小麦就增产。为了推广新技术，李振声费尽了心。由于习惯于传统栽培方法，不少农民对有关技术持怀疑态度，李振声就把技术送到家门上，反复宣传新技术要点及将会产生的高效益，他还在小麦生育期间，带着助手到农民的麦田具体指导，农民按他说的去做，到第二年示范田比对照田每亩增产几十公斤。这下农民服气了，纷纷要求李振声来指导生产。看到新技术在神州大地开了花，小麦取得丰收，李振声感到无限欣慰，因为丰收的果实里凝结着他的心血。
李振声常言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农村，最乐于与农民交朋友。这些年来，他与李智儿的情缘不断，常常有联系。前几年，李智儿去北京，李振声还特意拉着他开了一次洋荤———吃肯德基。这次，李振声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李智儿特地带上家乡的土特产及李院士所培育、推广的小偃新品种小偃５４做成的面条，可谓情真意切。
盛名“鸣言”：真正给我打分的是农民
“小偃６号的育成和大面积推广，证明远缘杂交确实是改良小麦品种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育种过程耗费的时间太长（２０年），别人很难重复。”李振声还利用在小麦远缘杂交中获得的蓝粒小麦，创建了一种新的蓝粒单体小麦系统。这种小麦在一个麦穗上可长出４种不同颜色的种子：深蓝、中蓝、浅蓝和白粒。小麦的胚乳是营养细胞，不传代，但其颜色变化可作为遗传标记，用于鉴别其胚细胞和传代的染色体数目，这样就不必通过显微镜检测，只需观察种子颜色就可知道后代的染色体数目。“深蓝的４２条，中蓝和浅蓝的４１条，白粒的４０条。４０条染色体的小麦叫缺体，用它与远缘植物杂交，可以较容易地将外源染色体转移到小麦中。”从而，李振声解决了过去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中必须进行大量染色体鉴定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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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8）
随后，李振声又通过大量缺体单株自交和连续选择，育成了可以自花结实的缺体小麦株系，并利用这些株系建立了快速选育异代换系的新方法———缺体回交法。这是一项国际首创性成果，利用这一方法育成了小麦－黑麦异代换系———“代９６”。这是一项原创性成果，在１９８６年中国西安召开的首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会议上，受到１５个国家１００多位中外专家的充分肯定，其中包括美国、英国、瑞典、日本等国家的遗传学会主席。１９９３年，李振声又在北京主持了第八届国际小麦遗传学会议。这项工作扩大了我国小麦遗传育种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为植物细胞和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我国的施肥量与粮食产量是同步增长的；８０年代以后，施肥量还在增长，可是粮食产量却没有增加。这样不仅浪费资源，化肥流失到江河湖泊中去还污染环境，引起水体“富营养化”。
当时北京郊区的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农业生产“一靠政府，二靠天，三靠美国的磷二胺”。我国的磷矿主要在西南地区，储量少、品位低，所以我们的很多磷肥都要靠进口。李振声开始琢磨：我国的磷矿资源再有１００年就开采完了，我又不是开矿的，有什么办法能给国家节省点磷矿资源呢？能不能在生物技术上想想办法，提高作物对土壤中本身含有的磷的吸收利用效率。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了资源，还节省了化肥，保护了环境。
于是，李振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他在北京市昌平建立了一个育种基地。基地刚建起来的时候，没有食堂、没有卫生间、没有围墙，连路都不通。李振声就带个饭盒，在田里一呆就是一天。为了找到能够高效吸收利用土壤中磷的小麦种质资源，他耐心地对种在花盆中的数千份种质进行筛选。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振声最后发现了一批“磷高效”和“氮高效”的小麦种质资源，并研究揭示了其生理机制与遗传基础。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来的小麦新品种———小偃５４能高效吸收土壤中的磷，被列入农业部跨越计划，在河南、陕西等省累计推广７００万亩。随后，他又通过多学科交叉与合作，开展了提高小麦个体和群体的光合效率以及光合作用产物的优化分配研究，解决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优质和高产之间的矛盾。这项成果不仅节约了国家资源，还减少了化肥对环境的污染。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李振声就提出了走资源节约型高产农业道路的可持续农业发展观。他所秉持的“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持续发展”的小麦育种新方向已经成为育种界的共识，并成为农业９７３项目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
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李振声取得了一系列科研上的成绩。李振声对农业科技事业的执著追求从未动摇过，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间断过。他曾经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等职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级组织曾考虑让他担任陕西省副省长一职。为了他挚爱的科技事业，一向淡泊名利的他毅然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后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明海又来做李振声的工作，一见面就说：“老李呀，组织上还是希望你能出任副省长，做官与做研究您究竟是怎么想的？”李振声回答说：“你曾在宝鸡工作多年，我们是１０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的性格你也知道，做官我不适合，我没有办法中断自己已从事一辈子的研究。”即使后来到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他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业务研究工作，直到今天还担任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研究员。
李振声声名鹊起，各种奖励接踵而来。李振声在１９８５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１９８８年获陈嘉庚农业科学奖，１９９５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２００５年获首届“中华农业英才奖”。但李振声仍旧最热衷的是到田间地头去看小麦，他说：“真正给我打分的是农民。”语言朴实，却振聋发聩。当学术界的浮躁风日盛时，细品李振声的话，让人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9）
淡然直面捐巨奖背后的是是非非
严正而不失温和，衣着朴素而精神矍铄。作为来自农民家庭的科学家，李振声始终在为中国人民的“吃粮”问题奔忙。一般人难以把他和中国科技最高奖联系起来，一般人也难以认为我国小麦远缘杂交的奠基人就是眼前这慈祥朴实的老者。
这位刚刚从###总书记手中领过２００６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著名小麦育种专家，在走出人民大会堂之后，被一群“粉丝”围得水泄不通，动弹不得。大家簇拥着他，纷纷请求：“您给我签个名吧！”他一笔一划地认真签着，人越来越多……虽然人群在他的前方让出一些空隙，但他没走两步就不得不又停下来。就这样走走停停，从大会堂里面到外边广场不足５００米的距离，他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
根据有关规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数额为５００万元，４５０万元由获奖人自主选题，用作科学研究经费，５０万元属获奖人个人所得。接受采访时，李振声表示，将把５０万元的个人奖金全部捐给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作为困难学生的助学基金，助经济困难学生一臂之力。在荣誉面前，李振声显得很淡定恬然，告诉记者，他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平常就是粗茶淡饭，生活上很知足，他的捐款决定孩子们也都同意了。谦逊和蔼的微笑一直挂在脸上，他的淡泊严正深深感染了记者。
钱财对于李振声来说就是身外之物，这么多年来他得的奖已经数不胜数，此前所有的奖金他都是和同事、学生一起平分。他的道理很简单：“所有的荣誉都是集体的，大家都付出劳动，报酬理应每人都有。”
李振声的生活非常节俭。在实验站调查时，他与大家吃在一处，从不搞特殊，他深知农民种田不容易，从不浪费粮食。身教重于言教，与他一起工作的许多同事和学生身受感染，最终也把节俭朴素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正如李振声所说，科研人员能获得奖励，需要集体的智慧和团体的配合。也一如他所说“荣誉首先应该归于集体，没有集体的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荣誉”。但作为项目负责人，国家在奖励个人的同时，已经规定了其中的４５０万元用作科学研究经费，其实就是考虑了集体的贡献。既然这样，就该心安理得地收下国家的这份“心意”，不必急着把奖金全部捐献。否则，获奖者似乎成了奖金的“中转站”，奖金有名无实，国家给予的奖励也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传统美德，堪为世人楷模。这一点，在李振声的身上又一次得到充分的体现。的确，按照设奖原则和颁奖目的，个人奖金是完全给予科学家本人的：捐奖诚可贵，不捐亦坦然。有人说：“虽然李院士的行为很朴素，很自然，不含任何‘作秀’的动机，难能可贵，然而他不必慷这个慨……国家科技大奖不是道德上的奖掖政策，似乎不宜以个人道德境界的标准来处置所获得的奖金，否则就容易使这一政策出现目标偏移的结果。”同样有网友说：“现在科学家李振声把奖金公开捐出去了，的确是科学家李振声的思想高尚，但这样一来，以后获得奖金的科学家怎么办？对有些想通过合法科研获利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公平的，毕竟公民有充分享受到合法权利的自由，社会才会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