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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友松说：“去看看他吧，他是你老师。”
方世初说：“爸，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已经去看过邹老师了。”
“你已经看过了？”方友松有些失望，像是失去了一个机会，又稍稍前倾了一下身子，对儿子说，“我是想让你做做他的工作，请他到我们公司里来干，他曾是我们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但现在不是了，现在，他是我们最需要的人才。”
方世初没吭声，心里又暗自觉得好笑，这个农民终于也茅塞顿开了，居然也想要引进人才了。你儿子方世初不也是个人才嘛，可你却一直闲置不用。这话他当然不好意思说出口。
“他不愿意来？”方友松看见儿子为难的表情，试探着问，然后又轻轻地喘了口气，也有些泄气。“我和邹含之斗了这么多年，对他也有所了解，像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骨子里是瞧不起我们这种农民和个体户的。可是，云梦大桥不是我方友松一个人的啊，是梦城的，也是国家的……”
方友松如此大发感慨，是力图说动儿子，再通过儿子去做做邹含之的工作。但方世初居然也学会卖关子了，看着父亲那郑重的表情，他却一直隐忍不发。直到那郑重的表情变得一筹莫展时，他才不声不响地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叠厚厚的纸张，从大班台上慢慢推过去，一直推到了父亲的面前。
“您看看吧。”他很客气地又佯作漫不经心地说。
方友松低下头去看了，那纸上写满了字，写得密密麻麻，夹杂着许多图形，他看不太懂，但眼角的鱼尾纹开始一阵阵颤动起来。他知道这一叠纸意味着什么，这都是邹含之的心血啊，现在却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了，交给了自己的对手。方友松忽然激动起来，他的手有点发抖。作为对手，不可能没有本能的排斥和抵触，方友松虽说对自己的这个对手一向是尊重的，但尊重的只是他的专业知识，别的方面，他甚至还掺杂了几分鄙夷，比如说让自己饮恨至今的鹭鸶湾立交大桥竞标一事，就让他很瞧不起邹含之。现在他对邹含之有更深的理解了，他想象中的读书人原来并非都鸡肠小肚，如果没有一副坦荡的胸怀，邹含之只会站在一边等着看笑话。就是他方友松，如果这次没中标，他不一定就不想看看邹含之的笑话。方友松都有些惭愧了，心里却有更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没想到啊！”他还很少在儿子面前发这种感慨。
方世初看了他一眼，说：“我倒是想到了，我太了解邹老师的为人了，他比您高尚。当您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个大工程抓到手里时，怎么大把大把地挣钞票时，他想到的是公司里的几千号职工怎么安排，哪怕坐牢，他也在绞尽脑汁地想着怎样把云梦大桥建好。您在干吗呢？您又找那个欧瞎子看相去了！”
梦城 第三十四节（3）
方友松听了很是惊愕，这小子怎么知道自己去找欧瞎子看相去了？莫非他在跟踪自己？他跟踪自己干吗呢？毫无道理嘛。
方世初却得意地笑了，“您可别瞎猜，别把我也当着您眼皮子底下要提防的小人了，我是您儿子，我还不知道您信这个……”
“你这杂种！”方友松一扬巴掌，气急败坏地要打儿子，自然，这只是一个姿态，儿子的话虽然刺耳，但他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个儿子还在想事，为他这个父亲也为这个公司。方友松还是点了点头，许多事情他其实都想好了，他要高薪把邹含之聘过来，让他担任公司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儿子呢，他也想好了，就给邹含之当助手。他想他的这个安排一定会让方世初满意。但方世初听了却冷冷地说：“您这官倒封得够大的，可我怕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方友松听出儿子话里的意思来了，“那，要不，我陪你一起去看看他？”
方世初还是摇头，也不说话。
方友松叹口气：“你这小子今天怎么这样了，有啥话你就直说嘛。”
方世初说：“我也是被您培养出来的，您不老是告诫我沉默是金吗？”
方友松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方世初说：“我是这样想的，邹老师考虑的不是自己，他那么好的技术，走到哪里找不到一碗饭吃？他考虑的还是公司那么多职工面临下岗，您想过没有，这么多人，牵涉到这么多家庭的基本生存，您说，怎么办？”
方友松又一次连连点头：“龟儿子，这话你倒是说到点子上了，像邹含之这样的人才，肯定不只是我们一家想挖过来，可是那么多下岗职工，我也无法全部收留啊……”
方世初好像早已想好了，说：“我倒有个建议，我们公司不如搞一次公开招聘，把市工总的工人招聘一些过来，那可都是有经验的技术工人啊，比您临时招募的那些乌合之众不知要强多少倍。”
但方世初这满脑袋的新计划，却被方友松浇了一瓢冷水：“这事我不是没考虑过，可你想过没有，那些大爷可都是吃大锅饭吃油了嘴的人，劳保福利一分也不能少，做事也不肯下死力气。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大的一个国有企业，怎么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方世初据理力争：“这是您的偏见，关键是看怎么管理。老实说，像您这种不管工人死活的搞法，也坚持不了多久了，现在国家的法律制度越来越严，临时工也不是您想怎么榨就怎么榨了，您还是多往正路上想，赚钱，也要赚干净钱。”
“什么钱才是干净钱？”方友松脖子根儿都红了，一声声地逼问儿子，“我是个商人，我不赚钱我冒那么大的风险干什么？你以为你在国外念了几年书，就一下能把中国念成美国了？”
“好，好，我不跟您说了，您迟早有一天会栽跟头的！”
你听听这话！父子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脆弱的对话平台又一次面临瓦解，方世初气冲冲地拉开门就要走，好在又及时被方友松喊了回来。
“世初，你不要这样，你也得听我把话说完嘛。”方友松不像刚才那样冲动了，还笑了笑，“我可以采纳你的建议，但招聘的人要严格控制，特别是不能把市工总的人成建制地招来，要把他们分散到各个班组、各支基建队里去，要打乱重来……”
方世初忍不住插了一句嘴：“我明白您的意思，您不就是担心他们攒成一团了会闹事吗？”
方友松承认了：“我不能不考虑得长远一些。”
方世初对父亲的这种所谓长远想法自然是嗤之以鼻，但他忍住了。他忽然又问：“谁来把这个关？又是黄岚？”
方友松又看见儿子那种古怪的表情了，他不知道这个儿子怎么就对黄岚那么反感，可怜的黄岚，一提到这个孽种却是两眼放光，冤孽啊。但他还是又一次作了让步，说：“你和黄岚一起来把这个关，行了吧？”
这也就是方世初最气愤的，为什么每件事都少不了黄岚，每个关键上都要让她来插一手？说到底，这个做爹的，还是对自己的儿子不放心哪。好在，方世初已经学会忍受了，他口里没再说什么，可内心里对父亲更增添了一种强烈反感，都什么年代了，他还在玩这种从那些发黄的老皇历里学来的权谋套路，用你来牵制我，用他来牵制你，就不敢让你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以为这样就可以独自一人坐稳铁桶江山了。方世初暂时还不想拆穿他。方世初觉得，父亲能够同意这公开招聘的方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方友松还没忘了叮嘱：“你们这次招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管想什么办法，都要给我把邹含之弄来，我给他最高的工资，还要给他一部分股份。”
方世初忍不住讥讽了父亲一句：“听您这口气，是想用高价买一个奴隶啊。”
梦城 第三十五节（1）
这些日子高佑民一直非常担心，他不知道薛村的底线在哪里。政治这东西说起来可真是变幻莫测，像高佑民这个年龄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一个老人仅仅只是为了搞掉一个政敌，就差点毁掉了一个国家。这种预感像一块铁板那样压着他。而他最担心的就是五一劳动节，这个劳动者的节日正成为一个时代最让人担惊受怕的日子。这倒不是高佑民一个人担心。每年的这一天，市领导们分别带着各自的对口帮扶部门，深入到一些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慰问战斗在第一线的劳动者，尤其是那些下岗失业工人。他们没有“线”了，他们只有“高压线”，碰都碰不得的。当领导的年复一年地伸出他们热情温暖的大手，递上一个装着一百元、两百元的红包，让那些处于困境的工人兄弟洒下几滴眼泪，或说几句感谢这感谢那的话，似乎就把深深的危机化解了，似乎就把一种有着中国特色的无限优越性体现出来了。
高佑民不想这样做，可高佑民又必须这样做。
高佑民这次重点慰问的单位是市工总。他分管城建，理应由他带队慰问。但薛村考虑市工总形势复杂，事先还是征求了一下高佑民的意见，建议改由老黄去，安排他去另外的单位。也许薛村真的是好心，但高佑民却分明感觉到一种嘲弄的味道。他以坦然的微笑拒绝了薛村，他说，怕什么，无非是再挨一次更重的打吧，你让刘一鸣多准备一些看守所，把市工总所有的人都抓进去得了。薛村被高佑民狠狠地刺了一下，连脸都撕破了，却还是丝毫不动声色，还是很高风亮节的样子，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他越来越觉得，让这个人当官从一开始可能就是组织上犯的一个错误，这个人说话办事都有一种与他的职务很不相称的幼稚，用革命导师的话说，是一种新时代的左倾幼稚病。那些革命导师的话其实还远远没有过时，只是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都忘在脑后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精神误区。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强调一下。但眼下他还是高姿态地反复叮嘱高佑民要多加小心，他的口气里充满了危险感，仿佛市工总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埋上了地雷，马上就要把高佑民炸得血肉横飞了。
按薛村的设想，邹含之被关，所有的矛盾无疑都会集中在高佑民身上，高佑民将成为这一阶段上访和控告的矛盾焦点。邹含之关得越久，矛盾就会越激烈。对于一个领导干部的前途，这是致命性的打击。干群关系历来是最敏感的关系。但薛村急切地盼着要发生的事却没有发生，高佑民去市工总访贫问苦，居然只出了一点很小的意外，当高佑民把一个红包递给那位被城管队员打了的下岗工人张国梁时，却被张国梁拦在门口了，不接钱，也不让他们进门。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碰到的，高佑民的手一时都无法收回来了。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高佑民说：“如果你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可以提意见，这点钱我也知道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只是政府的一点心意，聊补无米之炊吧。”高佑民想把钱塞给他，张国梁伸手一挡，啪的一声，红包掉在了地上。张国梁很敏捷地俯下身子把红包拾了起来，递给了高佑民，说：“我虽然下了岗，但还是工人，不是叫化子。”高佑民的脸都涨红了，跟着眼眶也慢慢红了一圈，也不知是气的，还是感动的。过了片刻，他转过身去问陪同自己慰问的市工总党委书记，问他这位工人叫什么名字，张国梁却抢先回答了：“我叫张国梁，你要想把我抓进看守所，你就让他们来吧，我在家里等着。”说罢，就恶狠狠地摔门进屋了。
梦城 第三十五节（2）
张国梁实在是误会了。高佑民之所以打听他的名字，是觉得他很了不起，尤其是他的那句话，让高佑民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骨子里的那种硬气。张国梁却把门关上了，把一个敬佩他理解他的人关在门外了。高佑民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神色更加凝重，他知道，人民政府和人民之间隔着的已经远不止这一扇门了。一旁站着的市工总党委书记看见高副市长这样子，这样被动，这样尴尬，也不好意思了，连忙作检讨：“高市长，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您别生气，我会给他再做些思想工作的。”高佑民说：“还是让他来做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吧，让他来给我们这些当领导的人上上课，让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格，什么是尊严！”
书记眼里便射出一种恍惚的光来。
高佑民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把这种徒具象征意义的慰问活动，改成一个解决工人实际困难的现场办公会。书记赶紧去布置落实，不到半个小时，市工总破败不堪的大礼堂里已坐满了人。高佑民没走过场，几句开场白一讲，就让群众发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很快，一些久拖不决的实际问题都被端了出来，自然也包括了张国梁挨打的事。
高佑民立刻就打电话把市公安局长刘一鸣叫来了。刘一鸣开始不想来，找借口，说他正在审讯一个大案，走不开身。高佑民说，就是死人失火的事，你也得来。刘一鸣还在推，说要派一位副局长过来，高佑民把电话挂了，他要亲自去公安局，亲自去请刘一鸣，可过了一会儿，刘一鸣还是气喘吁吁地赶过来了。刘一鸣是个十分高大威武的胖子，特大号警服套在他身上，也还嫌小，就把扣子解开了，一个大肚子挺身而出，狮子鼻朝上翻着，不停地喷气，仿佛战马的嘶鸣。
刘一鸣一来，大礼堂里的情绪就变得高涨起来。现在的老百姓，对公安部门的意见要多大有多大。这一点刘一鸣也知道。刘一鸣实在不想开高佑民的会，更不想面对这么多的群众。现在的党政部门，动不动就调动公安干警，有时候还是武警，把政府的强力机关推到第一线，也严重地影响了公安的形象。可他不来不行。前几天薛村找他谈话，暗示要推荐他出任市政法委书记。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刘一鸣盯这个位置已盯了好几年了，他甚至觉得这是组织上欠他的债，别的地方早就是这样的体制了，唯独梦城不是。但委屈归委屈，大局归大局，刘一鸣既要有薛村这样的大老板做靠山，问题是高佑民也毕竟不是小老板，他知道这样的人事是得由市委常委讨论通过的，而高佑民也是常委里面举足轻重的一员，刘一鸣怕和他闹得太僵了高佑民会在常委会上坚决反对。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