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杀害的……
我最钟爱的诗人是希腊人埃斯库罗斯，他写道：“即使在我们睡觉时，那些无法忘记的疼痛仍会违背我们的意愿一滴一滴地落到我们心上，让我们绝望。直到智慧通过仁慈的上帝的恩典来到。”
在美国，我们需要的不是分裂；在美国，我们需要的不是仇恨；在美国，我们需要的不是暴力和无法无天；我们需要的是爱与智慧、彼此之间的同情以及对我们国土上仍有同胞身处不幸而生发的正义感，无论那些同胞的肤色是黑是白。
当然，把鲍比？肯尼迪简单说成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恐怕有悖于他丰厚的传承，就像把贝多芬仅仅说成一个钢琴师或者把米开朗基罗说成一个涂饰屋顶的油漆匠一样。而那些演讲辞仅仅是话语吗？不错，所有伟大政治家的演讲辞都是由话语构成的，但那些话语传递了伟大的思想。惊世骇俗的演讲是智慧的传达，代言听众未能凝练成话语的心声；它们道出真实；它们呼唤我们秉性中善的天使，重塑我们最基本的人性中同情、爱心和移情的本能。睿智隽永的话语本身就会美不胜收。
导言（4）
那些超凡脱俗的话语又是从哪儿来的？它们由智慧组装，是心灵的创造。它们源于宣讲者广阔的人生阅历。
鲍比？肯尼迪一生经历风云变幻。从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到不遗余力支持自己总统（兄长）的小兄弟；后来又成了一个善于思索、洞见深远的人物。他了解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他们的伟大之处。后来他站出来说话，为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民代言。他不怕面对践踏正义的现实，甚至深入各地去亲自观察。加利福尼亚菜农的怨怒、阿巴拉契亚产煤重镇上的饥荒，腹地城市的萎靡不振，凡此种种，皆了然于胸。
正如鲍比？肯尼迪自我说明的那样，他的兴趣在于统一美国。他看到国人无谓的明争暗斗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他相信，只要找出办法达成团结与协作，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自会从窘境中走出。同时他也意识到，那正是应该去做的事情。仇恨只能滋生混乱。而一旦我们学会友爱邻人，我们就会收获来自邻人的尊敬；学会诚心诚意地聆听，我们就会收获不同立场的人们对各种重大问题的见解。
1968年是一个逝去久远的时段。还有什么历史瞬间堪与斯世相比？在那一年，鲍比？肯尼迪正在竞选总统。他反对那场已经拖了6年之久、使数千名美国人以及数万名越南人丧命的战争。当时在位的总统出身得克萨斯，人们极为反感他对战争的支持，尤其是他迫不及待地做出决定，单方面动用军队和轰炸机而不利用外交谈判去解决冲突的做法。那场总统竞选最后的赢家，一名共和党人，从此被他的党内同仁视为名不副实的保守派，搭建了一个心虚的擂台。他劝美国人相信：在绕地球一半路程的那个第三世界国家解决一场小小的内战，是战胜某种意识形态的关键。所谓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他说——是对我们伟大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威胁。接着，战争又持续了漫长的7年。直至撤军，58000名士兵牺牲，而解决冲突的上乘招数仍然没有找到。在后方，当年的肯尼迪正在为维护公民权、反对非正义发动巨大的抗争，而其他人早就各谋前程去了。经济形势勉强说得过去，但其中大部分得益于过度的战争开销以及政府在限制预算超支上的无能。总体经济是在增长，然而美国为数庞大的公民却没能分享那种增长和繁荣。肯尼迪则传达给民众这样的断言：他们的生命权是不可剥夺的，他们与任何其他人一样，理应拥有相同的人权和尊严。肯尼迪明白，来自权力机构的声音在华盛顿不成比例。他写道：“只有在政府所维护权利的对象不仅仅是富人，或者持有某种特定信仰的人，或者某个特殊种族，而是全体人民，人类最可贵的人性才有可能受到保护并与世长存。
谁也不会想到鲍比？肯尼迪在经济理论领域会成为领军人物。他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经济发展最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比经济事务本身远为重要的制度与原则。1968年1月4日，逝世五个月前，他在加利福尼亚经济联盟俱乐部，就美国经济体系所做的演讲语惊四座，影响空前。援引寥寥数句便可略见一斑：
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确实惊人，数字接近8000亿。但是，我们能够以此为根据评判整个国家的状况吗？仅有此项业绩就够了吗？况且这个国民生产总值还应算进去空气污染、烟草广告以及战地救护车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穿梭的费用。还应该记入我们房门上多装数把大锁的费用，以及把砸烂那些锁具的行窃者关进监狱的费用。还要计入惠特曼步枪、斯比克刀具以及泛滥的影视剧目的费用——因为它们炫耀暴力，以求把更多的仿真玩具倾销给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它既不能保障我们孩子们的健康，也不能保障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甚至不能保障他们无忧无虑的快乐。它与我们工厂设施的严整以及我们住区街巷的安全毫不相关。它不包括诸如能让我们的诗句溢美、能使我们的婚姻坚实、能滋养公民谈吐的睿智以及能确保我们的官员具有磊落风范的要素。它既不能用于衡量智慧和勇气，又不能衡量学养和见识，更无法衡量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热诚和责任。简而言之，它可以衡量一切，就是不能衡量那种可以让生命高贵，可以传承美国的精髓，可以让我们因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骄傲的东西。
导言（5）
除了认定政府在过分强调用经济指标衡量国家的富强，肯尼迪还指出，这种方式的衡量远不够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包括了许多不该包括的因素，就是没有把关乎人民健康与国家繁荣的实质性因素考虑进去。
千万别遗漏肯尼迪提到过的当年的GDP数字——8000亿美元。今天的GDP早已超过14万亿。用肯尼迪时代未经通胀贬值的货币衡量，这个数字也应该接近万亿。但如果把肯尼迪的观点也相应放大，今天这些数据又包含些什么？似乎有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涵盖在我们当今的经济数字之中，可那仅限于用以纠正因经济发展而萌生的种种危害。例如：在我们的GDP中有大约5000亿美元花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设施上，这相当于，我们除了试图返回未开始大规模工业生产之前的初始状态而外，实际上什么也没干。我不是说我们不喜欢清新的空气，我只是说，我们在开始释放污染之前原本就该拥有好空气的。我们也不该把清除污染说成是非生产性活动，但是，这种生产活动也太怪异了，因为我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要找回原先我们固有的东西——干净的空气和水，以及一个健康的星球。
还有许许多多如上的怪事包含在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中。有16％的GDP用于医疗保健，但是，究竟有多少身体或精神的疾病是由我们这个世界高速生产的压力及其对个人时间的挤压所直接造成的？为了国土安全，我们开发了昂贵的武器防御装备，却又把它们卖给世界上某些我们妄自认定的友邦；然而当那些家伙掉转枪口来对付我们，美国只好以更庞大的资金投入开发更复杂的防御系统。我们生活的城市另有别样的情形：我们的食品、衣物乃至儿童玩具一律需要从遥远的海外舶来；我们的工作把我们送到排放大量含碳气体的飞机上满世界乱飞；至于度假，我们得用数目惊人的花费过一阵子返璞归真的生活，也就是营造一种我们在踏上高速发展路径之前自家曾经享有的田园生活。
今天我们报告中的GDP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修正我们过去的失误，例如：治理污染；2）过度消费，是以借用后世子孙的财富为基础的；3）某些最近才刚被认定和报告为“生产性”的活动，例如：在过去，一位传统的母亲留在家中，做家务带孩子，都是无偿的；现在的母亲决定出去工作，用她的薪水增加GDP的同时，她需要花掉等量的钱财去雇保姆、聘家教、购买快餐、请保洁公司、招人除草，外加上下班的交通费和照料年迈父母的费用。所有这些事情原先由她来做，那都是免费的。就像《动物庄园》所描写的那群猪，我们被政府告知：按现在的GDP衡量，我们的日子已经好过多啦；至于大家感到弄懂其中关联的难度越来越大，倒也不足为奇。
我们GDP组成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我们日益增长的奢侈消费欲念，不断驱使我们花费更多的钱以求自己在朋友和邻人们中间显得与众不同，从而满足我们追求优越感的虚荣心。14000美元一辆的卡罗拉（Corolla）车（或者3500美元的二手雪佛兰车），与一辆价值120000美元的悍马车（Hummer），同样可以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只不过派头略显不同罢了。在驾驶名牌车的旅途中，我们的虚荣心得到短暂的满足；一旦到达终点，我们不见得比先前多出些什么。
如今，许多家庭都选择住进12000平方英尺的麦克豪宅（McMansions），不再考虑简朴的1500～2000平方英尺的小型住宅。建造那些畸形庞大的房舍给GDP带来戏剧性的增长，而叫人弄不清的是：究竟是生产力还是人民的福祉得到了提升。经济学者或可辩解说，由于有人在自由市场中并非被迫地购买了更大的房产，他们必定会格外珍视之，而这样的房产恰恰反映了他们更好的生活状态。但这里有一个事实被忽略了：社会和媒体一直在鼓励空前巨大的消费。
许多今日的美国人在持续追逐高收入与高消费之后很可能体会到某种空虚和失落，随之发现，金钱所能买到的幸福是有限的。在美国有为数不少的中年人曾经达到或接近过用物质占有定义的成功，他们在反身自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导言（6）
我们的国家还喜欢把焦点对准股票市场水平和股指，用它们衡量国家的繁荣程度。但是，股票市场只能从一个视角反映繁荣度，那就是商业/企业拥有者的视角。资本主义进退维谷的困局就在于，它试图使利润最大化，而利润中最大的损失是需要支付工人的工资。由此，工人的薪水遭到削减，而利润总和得到增长，进而股票市场高昂。每当我们听说股票市值升至10亿美元，老实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是饼状图块增大了，是美国身价超过了10亿，是那张大饼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切割了，还是那10亿美元从劳工那里被转移到业主那里去了。全球化与世界性失业大潮、工会的萎缩与不能顺应通胀的最低工资水平、移民与海外购进，凡此种种，都构成对每个美国工人薪金与福利的挤压。过去25年间，道琼斯指数从2000点上涨到12000点——用真实货币计算，大约相当于3万亿美元，为此我们也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就可以显示，这一巨额本应是减去工人平均工资（以每小时2～3美元计）后的结果，而不应是减去产品创新、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新式服务所需费用的结果。资本主义奠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总体起见，利润的增长无论对公司还是对国家都是好的。但这个假设必须在全球背景下、在美国公司公平对待美国工人以及他们的海外工友的前提下予以重新评价。
当年在对绅士俱乐部的演讲中，肯尼迪关于外交政策的见解曾表述如下：
越过我们的国境，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人甚至已经开始把我们形容为新的帝国主义势力。即使或许我们应当抱有如此的愿望，那也是不再可能的事情，这已经被过去20年的历史明白无误地印证。一个国家凭借武力成功统治远方异国的日子已经过去。我们的议题是：我们是要生活在一个被充满敌意的世界围困起来的孤岛上，还是要加入到所有独立的民族之中去寻找共同的目标。我们必须弄清这一点，因为，这个概念我们清晰与否，对未来会发生什么太有决定性意义了。假如其他国家愿意与我们建立联系，那绝不该是被迫的，那将是在他们从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政策中发现共同利益以及对他们的观念与抱负的理解之后的选择；尤其是那种理解，理解他们所尊重和赞赏的价值，理解他们致力于追随的理想……
200年来，美国已经成为国家独立、个人自由以及人间正义的象征。但是这个象征是否能长远存在下去，取决于我们对艰难而复杂的种种课题的解答。还将取决于我们是否在饿殍遍野的时刻心安理得地饕餮宴饮、在满世界的人没鞋穿的时候每年购入800万辆新车……还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遏止华盛顿权力空前集中化的逆流，把权力还给人民和他们所在的社区……还将取决于我们能否以个人的天赋和创造力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目的；还将取决于我们是否依然固守——如同我们国家的创立者宣称的——对人类不同见解的高贵的尊重，是否无视别国的存在，滥用武力和财力去冒犯中立国或盟国的判断和意愿。
泰德？肯尼迪曾在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就其兄长的过世致辞。援引他的原话：“我的兄弟无须人们在他过世后将他理想化，或者对他生前的功德夸大其辞；我们只需记得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也曾说过错话但知错必改；见人伤痛必欲助其痊愈，见人开战必欲往而遏止……（他说过）‘有些人依事情的表象而言之：为何如此？我则从不依表象作判断而宁愿说：为何不如此？’”
“如今我们念之切切。
此地可有人见过我的老友鲍比？
谁能告诉我他远走何方？
我觉得我看见了他，正翻山越岭
伴随着亚伯拉罕、马丁和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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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济正义（1）
……我们聚集在一起，共认我们国家之伟大——并非基于我们摩天大楼之高度，我们军事力量之强盛，或是我们经济规模之宏大。我们的骄傲仅仅依据一个简单的前提。200年前的一个宣言，依然可以囊括其要义：“我们确信并坚守这样一个信念：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有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