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的贫困。奥巴马说，对诸如社会保险与医疗方面问题的解决方案会使市场发生混乱，因为，一代又一代较为年老的受益者与较为年轻的保险费支付者被分离开来，造成两代之间的诸多争议，而这是自由市场所难以解决的。奥巴马对自由市场的作用是这样描述的：“假如我们解除雇主对所雇工人的所有义务并且废除‘新政’的遗产，也就是政府经营的社会保险系统，那样，市场的魔力就会起作用，自动去照顾另外一些人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环境破坏与全球变暖对于一个高效的自由市场来说是外在的因素；供需决定的价格清理了市场空间，无须考虑环境方面的后果。自由市场也根本不会定夺富人与穷人各自纳税的百分比。至于对外政策，特别是关乎战争与和平的议题，也绝不该由自由市场的共享者（比如国防建设承包人，假如美国对外开战，他只负责从中赚钱）来拍板。奥巴马认为，我们在全球范围所面对的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公民与世界的公民携手合作而且共同采取行动——这样的举措，其指导原则方可谓经济正义。这样的群体协作的效果必将超越那些以效用最大化、利己主义以及自由市场为导向的那些个人的参与。但是奥巴马还是花了大量时间探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如何去鼓励全体公民的参与及合作。
正如奥巴马所透彻认识到的：事实会证明，正义对你的经济体系是有益的。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不到40岁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近日获美国顶尖经济学家奖项，此人写了一篇精彩的论文向世人解释：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富国如此之富，又为什么穷国如此之穷。就这么个看似天真的问题，他也并非第一个试图给出答案的人。好几百名研究者都曾设计过各种模型，用以研究当今成千上万种政策变化，他们还调用了数百个政府和宏观经济体的统计图表，但没有人成功揭示国际间贫富差异产生的真实的和潜在的原因。
阿西墨格鲁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向我们显示：那些当今拥有高度繁荣和变化的经济体系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之类，同时也是一些几百年前最先被英国人占为殖民地并举家前往过日子的国家。反之，那些至今还在经济上困斗的、欧洲人先前在非洲和南美的殖民地，史上属于那些主要归因于酷热气候和流行病而对殖民者“不够友好”、使之不适于定居的国家，去这些地方的殖民者，放弃了随处安家的打算，干脆直接把当地的自然资源弄走，甚至跟土著做起了交易。于是这些殖民地基本上没能成为殖民者的第二家园，坚持在那里扎根儿的人数也不多。
这种说法肯定吓你一跳。阿西墨格鲁要说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你们的国家经济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既不取决于你们总统去年的经济政策，也不取决于你们政府几十年前通过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而恰当地说，最能准确预测你们国家今天成绩好坏的是大约400年前被殖民的状况。阿西墨格鲁认为，那些有大量殖民者定居下来的国家之所以发展较快，是由于殖民者带去家当的同时还带去了宝贵的制度章典。阿西墨格鲁没有透露这些章典中究竟哪一种对经济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基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理查德？罗尔先生以及我本人所做的经验性分析，那些章典似乎应当涉及财产所有权、依法治理等理念，还应包括一些同等重要的政治制度，诸如民主选举、公民自由以及新闻自由之类——这些尤其是民主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我们还能够根据确凿证据指出，像选举和新闻自由这类民主制度的存在，确实在一个国家引发了伟大的经济繁荣。
对阿西墨格鲁的工作完全有可能进行更深层次的评价。或许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英国法律系统、合同法以及我们美国人所继承的货币体系。或许其给人一种感觉，这些英国人随身携带的还有他们源自启蒙运动的信念，即：对所有个体的尊重、国王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以及深入持久地坚持正义。在那些殖民者决定落脚定居的国度，随后建立起了更为公平正义的政府和经济体系。这与那些准殖民者仅仅从当地攫取资源的国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其答案还不够显而易见吗？在那些他们打算落地生根的国家，殖民者忙着制定法律以便自己和后代都能有所依据。他们想要确保自己的孩子们将来也都会受到公平的对待，都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梦想，而那正是要由一个正义的社会来提供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经济正义（5）
在这种理论前提下，也不能说只有我们从英国传承下来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有我们奋起反抗的东西——即：一个人对其他人的统治、一个阶层凌驾于其他阶层之上享受特权以及你的出身和你继承的遗产而不是你的成就和你的德行决定你未来生活的机会。当今，那些最堪称经济正义、最繁荣的国家们彼此之间有什么相互关联吗？这项研究尚未进行。
奥巴马是肯尼亚人的后裔，对源自英国殖民者的非正义的政府行为明察秋毫。他亲眼看到自己父亲作为一名外交官和肯尼亚的金融专家的职业前程因不支持非正义的独裁者而消失殆尽。青年时代的奥巴马移居印度尼西亚——另一个前殖民地，又一次看到他岳父因其对统治集团的抗争而最终被毁掉了前程。
奥巴马本人的成功与他父亲和岳父的不幸经历形成惊人的反差：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人民可以自由地追寻自己生活的目标而不会受到政府的干涉。他对美国的热爱植根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中。奥巴马在法学领域的工作一直聚焦于确保使所有美国人享有公民自由和人权保障。奥巴马的社区组织工作则奠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中间最贫穷的弱势群体也应享有平等的权利。
如果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全都至少部分起因于非正义，那么，一旦我们开始强调正义与公平，对那些问题的解决途径就豁然清楚了。
让我们看看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市场空间：我们的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显然，如其在当下金融危机中所戏剧性展示的，华尔街全线低迷，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造成目前这种困境的直接原因是房产市场的崩溃，但这并非是我们的市场第一次遭遇威胁。回顾过去20年间发生的数次经济危机，人们很容易看到它们的发展脉络：肇始于1990年的融资崩盘；发生于1991年的美国经济衰退；发生于1993年的日本房地产崩溃；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紧急援助；1997年泰国的金融风暴；1998年的俄罗斯的破产；1999年长期信贷公司的崩盘；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爆发；起始于2006年的前述房产市场滑坡；起始于2007年的信贷危机，以及开始于2008年的金融市场崩溃。另外，这个国家还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问题，例如，纵贯整个时期的政府赤字暴增以及政府在平衡预算上的无能。
对于这类市场混乱，正义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是我们容许了市场变成这种极不规则的状态。奥巴马作为一名律师，他懂得规则是经济正义的基石。沉闷僵化的官僚管理系统不可能阻止一个企业主开办自己的生意，唯有完善的制度和法规可以确保每个人都在同一个规则下参与比赛而无须不公平的优势先决条件。在金融市场中，奥巴马认为，这意味着强化法律约束，从而防止那种建立在内部信息基础上的有价证券交易的产生。瞬息万变的有价证券交易市场要求所有投资者的实际参与。一旦某些拥有公司内线的投资者被允许利用内部信息进行交易并获利，那么整个市场就是不再成其为市场。有人或可争辩说：如今，个人在交易总量或在股票交易参股份额的饼图上占不了多大比例。或许如此。但是，他们的退休储蓄和养老金、他们的保险费、互助基金储蓄以及401（k）s （一种退休储蓄计划）已经有很大比例投入了股票市场。假如得知某些人由于刚刚从公司内部得到坏消息而突然开始卖出该公司的股票，谁也没有理由动用自己的保命钱去购买这样的对冲基金。没人那么傻。
将奥巴马对金融系统内公平和正义的议题拓展开来，人们就不难发现对冲基金的数目已经变得非常庞大而且通过每年在市场上杀价套购获益匪浅。现代经济学理论会说：那是不可能的。市场理论则会说：那是偶发事件。可能有人每年都在市场上杀价套购。但是一旦发现总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年复一年在市场上成功地购入、抛出，那就该拉响警报器了。假如最终证实，那些对冲基金是依赖内部消息与不知情者进行的不公平交易，那么市场空间将面临灭顶之灾。投资者及其代理机构可以决定撤出全部资金。这种情况2001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当时投资者所做的判断是：投资银行正在向他们最大的客户机构提供特许优惠，于是个体投资者把大量资金从股票市场撤回，转而投到他们自以为比较明白的房地产项目上去了。诚然，与高技术股票相较，房产是更难准确估价的。结果，这股流入房地产市场的洪水为后来的房价暴跌埋下了伏笔。一个正义的金融体系必须强化法律法规来阻止内部交易的发生。与此类似，奥巴马还认为，正义的金融系统应当不给市场操纵留下任何余地。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我们必须对越界操纵市场的交易活动保持警惕，并及时粉碎那种阴谋。近日有传言说某些交易者可能在故意散布谣言说贝尔？斯登由于用市场作赌注对抗公司而陷于资金困窘。证券交易委员会应当调查这件事，并且惩治这种操纵市场的行为，还应该把调查结果报告给国会。”
第一章 经济正义（6）
再次强调，如今某些对冲基金规模如此庞大，交易又集中在如此之少的个别有价证券上面，而它们在全面日交易总量中占有如此之大的比例。那么，当你发现他们一些人参与操控一些较为冷僻的股票交易就不会感到意外了。市场操控，如同内线交易，从根本上都是不公平和非正义的，因为它对个体投资者提供了虚假的增益镜像，这个镜像随时都可能被抹去，届时对冲基金已经脱手卖空。这种把戏像丹佛的便士股票市场一样古老，甚至，在它之前华尔街投机者，如20世纪20年代的乔伊？肯尼迪（Joe Kennedy），除了虚有公平之名，在华尔街并无信用之实。
另一个彻头彻尾不公正的对冲基金游戏，也是奥巴马意欲亲往调查的，是一些担保人或保险方表现出似乎确信未来会有坏事发生。例如：许多小的对冲基金提供保险给投资公司用以防止他们持有其负债证券的另一些公司可能发生的破产。整套操作是这样完成的：对冲基金签下合同，允许拖欠偿还的债券加诸自己，或者更直接加诸信贷衍生市场，每年收取现金报酬，还与投资方一个承诺，即：一旦他们投资的上市公司破产，保证他们毫发无损。
这种安全距离上的交易之所以本质上是非正义的，甚至是非法的，其原因是，小型对冲基金以及小型单线保险公司都不是具有足够规模的实体，一旦所担保的事情真出了差错，它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本基础兑现它担保风险的承诺。假如保险方在赔付你所受损失之前自己先行破产，那么它的保险就全无意义了。真正的保险公司是全时经营的行业，有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严格管制，就是考虑了上述因素。对冲基金管理人也不是傻子，他们知道自己在冒什么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在未来成为现实的概率非常微小。对冲基金冒险家们可以很舒服地收取现金作为担保费，心安理得地认为，即便有一天情况变糟，他们总还可以卷走资金，跑进电梯，登上等在机场的私人飞机……而且，最有可能的是，一年之内带着新的基金另起炉灶，必要的话，换一个国家即可。
最后，许多上市华尔街的公司戏剧性地以债务杠杆的手段调节其市场。奥巴马对此没有特别的议论，但是以他的精明，一旦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造成大的影响，他会立即把枪口指向那里。商业银行，传统上都曾采用低于每一美元股本十美元的负债作为平衡手段，现在有报道说已经出现大于16︰1的债务杠杆现象，况且还不包括资产负债表外的欠债，以此推算这种负债杠杆可以被抬高到超过25︰1的地步。对冲基金可以随他们的意愿想抬高多少就抬高多少，因为他们完全不受管制。但是最近凯雷（Carlyle）资产就破了产。它在抵押有价证券上投资，以对冲基金为主业，有证据显示其负债杠杆的比例已经超过32︰1。投资银行，鉴于其资产要求和资产结构比，基本上不受管制，它的负债杠杆也高达20︰1；尽管贝尔？斯登，早在它于联邦储备援救行动中被迫卖给J。 P。 摩根 （）之前，已经被抬高到32︰1。这一切是否关乎正义？这不是挺好的生意吗？难道返还给股东们的分红不是靠最大量的可用负债调节而达到最大化的？再提一次，正义的金融体系，其原则之一就是：契约，也就是合同，必须诚实无欺。当金融机构的调节手段已经如此滥行无度，这就说明其主管人员已经把自己的股市偿付优选权置于对客户的最基本的诚实契约原则之上了。以这种程度的负债调解，就定义而言，经营者说的是，他们愿意冒着倒闭的风险和扰乱所有现存生意的风险与投资者和负债证券持有者签下合同，只不过是要提高他们自己的财政收益。这是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经济活动不仅限于华尔街的商业圈。奥巴马认为，除华尔街之外，在美国其他干线街区的法人社团也都因从事一些最不公平的商业活动而负有罪责，因为这些活动极大地伤害了我们的国家。例如：用竞选捐资贿赂我们的公共事务官员、雇用说客，使他们自己的议案而不是代表公众共同利益的议案得到通过。奥巴马知道，这些公司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对华盛顿的“特殊兴趣”是导致这个国家遭遇危机的另一个主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