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应，日本乡村的土地景观被彻底改变。今天，穿过乡村，刺入眼睑的是高耸的成排种植的片状人工针叶林，取代了过去天然林覆盖的明亮的冠状起伏绿波荡漾生机勃勃的田野。枫树、樱树、秋草、竹林和松树组成的天然混交林，那些百万年来滋养着日本传统艺术和文化的未被破坏的自然景观，极目远眺，现在已经很难看到。
撇开文化的损失与美学的破坏，单一树种形成的单调的针叶林已使相当的野生动物灭绝。高大稠密重重叠叠的针叶树技，如同撑开的一把把巨伞，严密地遮蔽了林下世界，使小鸟、鹿、野兔、獾和其他众多野生动物失去了原来的栖息地。任何进入过这样的针叶林的人，都会深深地记得那死一般的寂静，那种失去了草地、灌木和阔叶乔木等日本天然丛林特征的人工针叶再植林中的死寂。被剥去了地表覆被的山坡地不再能蓄留雨水，于是山涧的小溪干涸了。在祖谷（Iya Valley），干旱已严重地影响了村中的溪流，使之一度曾干涸数月，村民们形象地称之为“杉旱”。另一方面，针叶林种植区地表侵蚀加剧，崩塌滑坡增多，淤塞河道，成为不得不进行处理的地带，继而使这些山坡和河道落入国土交通部的魔爪控制之内。
这还不是全部。针叶树的孢子（俗称“花粉”）产量高，带有气囊，宜于长距离传播，由于大量的孢子所造成的过敏症，一种在70年代还几乎不为所知的疾病，现在正影响着10％的日本人。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一位过敏症研究专家Saito Yozo博士注意到，目前没有任何药物手段能够有效治愈花粉过敏症，因此他建议采用戴口罩和护目镜等防护手段。事实上，马路上、电车内，口罩与护目镜已经成为春季东京街头的一大风景。其中有一些人是为了防止流感的传染，但绝大部分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躲避孢子造成的人为瘟疫。
让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现代乡村图景中的最后一部分，林业厅为了在经济林砍伐期，便于各种大型运输工具进入林区而修筑的那些林间道路——“林道”。林业厅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将林道伸进了所有边远的野生地区，甚至包括国家公园。显而易见，这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陡峻的山坡的稳定性。在山形县，一个由政府支持的林业开发企业自1969年开始实施一个耗资900万日元，建设2 100公里长的山区林道的计划。数十年来，这一计划在屡受工程难题困扰的同时，遭到当地居民与环境保护组织的一致反对。山形县长井市市长说：“如果我们自己有这笔钱，我们当然会用它进行别的项目。但是如果国家坚持（建设林道），我们会通力合作。”实力雄厚、一贯权威的政府平息了争论，最终促使计划照常进行。
第三章 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2）
所有这些，就一项产业而言，其对GDP的贡献不足1％！从经济角度来看，再植林运动根本就是一场浩劫。几十年来，林业厅积极推进再植林化与大力建设林道，其结果是背负了约兆日元的沉重债务。多年来木材价格不断下跌，日本对进口木材的依赖已从30年前的26％上升到了目前的80％。20世纪40年代，当再植林政策开始酝酿之时，计划的设计者们曾设想山区当地居民会乐于采伐林木，然而现在，没有人再愿意从事伐木这类非常辛苦的重体力劳动。于是，山坡上那些需要采伐的成熟林无人采伐。山区村落人口数量减少，林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也从最高峰1964年的8 9000人锐减到2001年3月的仅7 000人。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极少数没有出现人口大量减少的日本山村，针叶树再植林种植率低，当地居民仍然能够在天然的阔叶混交林下，以收获山蘑菇、挖野生草药、烧炭以及猎取野生动物等传统方式生活。
也许有人会希望林业厅能够更新观念，改变想法。正如中国，在进行了类似的再植林计划后，中国林业部于1996年推出了一项具有180度大转变的计划，提请国家人大审议制订新的伐木量与蓄材量计划，以推动林业保护重于生产。但在今天的日本，砍伐天然林、种植针叶树的再植林计划在一个新的层次继续推进。一方面，林业厅已经承诺，推广一种新的低孢子（花粉）杉树，尽管采用了这一革新后，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花粉水平才会真正开始下降。另一方面，为取代人工劳动，政府开发研制并积极推广应用一种大型的“多功能一体化伐木机械”，集木材砍伐、切割和运输功能于一身。目前，800台这样的新型机械已经开始使用。
留给未来的是机械化的山地：庞大的一体化机械，沿着混凝土浇筑的林道，咆哮着穿过单一的针叶林山坡。恰如电影“世界大战”中所描述的景象。社会批评家（Inose Naoki）评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正如人们所预言的，如果现行政策持续不变的话，森林将会消失，就像用推土机收割成排的玉米一样。”林业专家、京都府立大学前校长（Shitei Tsunahide）补充说：“再植林政策是一个失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林业厅也陷入了快速增长的怪圈，仅仅盲目追求商业利益……他们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森林应包括商业以外的诸多考虑，一棵树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存在。”对，Shitei教授一语中的，道出了日本现代文化萎靡不振的关键：不仅仅是森林，所有的一切都为了经济利益而被无情地牺牲了。
有害废物
日本的环境公害事件，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这其中包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众所周知极具代表性的水俣病和骨痛病两大事件。“水俣病” （Minamata）的名字来源于九州熊本县附近的一个同名海湾，那里曾有1 000多人因食用遭受Chisso公司排入海湾内的汞所污染的鱼类而死亡。“骨痛病”（Itaiitai）是一种突出表现为骨骼疼痛的疾病，富山县的农民因食用遭受重金属镉污染的稻田产出的大米而深受此痛。镉的过量摄入，使骨骼脆化，以致无法在体内协调运动，导致骨骼的剧痛。
40年来，产业部门与政府沆瀣一气，隐瞒实情，拒绝对这些污染事件中的受害者给予必要的经济赔偿。在水俣病事件丑闻之初，受害者曾为此而请愿，Chisso公司竟雇佣歹徒威胁请愿者，暴徒甚至弄瞎了一个先锋摄影家尤根·斯密斯的眼睛，正是斯密斯报道了水俣病受害者所受的折磨和遭遇的困境。熊本大学进行相关研究的医生们的研究经费也被突然取消。甚至到1993年，文部科学省（相当于###）还要求一个教材印刷者将应对水俣病、骨痛病及其他一些工业毒害事件负责的相关公司和企业的名字从教科书中删除，尽管这些公司已成为真实的历史记录中的一部分。
尽管遭受重重阻扰，一部分受害者还是联合组织起来，于1967年提出了第一份赔偿诉讼。然而，政府总是法庭上的至高无上者，正如卡雷尔·范·沃尔夫伦曾充分论证的，日本没有独立的司法。最高法院的院长一层一层地严密地控制着一级一级的法官，使他们根本不敢违背政府意愿。警察机关更是为所欲为，可以不经审问而实施监禁，甚或是为达目的而严刑逼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在对政府机关进行的有关诉讼中，高达95％都是以原告方败诉而告终。
拖延是政府最基本的惯用手段。日本的法律诉讼，尤其是对政府提出的诉讼，往往历时几十年才得已处理。一个普通公民对政府或大公司提起诉讼，常常是“志未酬而身先死”，至死也可能得不到任何“一个说法”。这正是发生在水俣病事件中的真实情况。1994年7月，大阪地区法院终于对59名水俣病受害者在1982年提出的诉讼做出了这样的裁决：法庭未发现中央政府和熊本县在制止Chisso公司向海湾倾泄含汞废物的过程中有过失行为。此时，本案最初的59名原告中已有16人死亡。同时，由于漫长的法庭“马拉松”，依据有关诉讼时限法规，仍健在的12名原告也被法庭排除在外。最终，法官责令Chisso公司支付每位“合法的”幸存诉讼人以300万—800万日元的赔偿金，数额之低令人瞠目结舌。1995年，作为2000多名水俣病受害者原告代表的大部分人接受了与政府间的调解。至此，距医生断定第一起相关中毒事件已经过去了近40年。
第三章 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3）
1994年10月和1996年12月，法庭对两起十多年前的空气污染独立诉讼案进行了裁决，责令相关责任公司对周围的居民给予赔偿，但没有要求这些公司停止有毒物质的排放，也就是说，依据日本法律，你可能在拖延了几十年后，不得不对几十年前造成的污染付出代价，但法庭几乎不会责令你停止污染。
肆意排放
也许有人认为对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急于发展和缺乏经验，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这些事不足为奇，或是难于避免，即便水俣病和骨痛病已被列入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中，并成为环境公害的代名词。事实上，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之际，日本针对有毒废物的相关法规仍然极其简单而原始。在日本，有害废物基本上仍在肆意排放。
美国已对1000多种有毒物质的制造和使用实施严格的计算机监控和管理，公众可以自由地对相关物质的贮备情况和使用记录进行便利地检索与查询。然而，在日本，到1994年，受政府管控的有毒物质名单中只列有区区数十种相关物质，与1968年最初制定的名单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即使如此，对这几十种有毒物质也缺乏相应的计算机监控管理保障系统。同年7月，环境厅宣布正在考虑效仿美国建立一个相应的有毒物质登记系统，但计算机监控管理和公众对有关记录的可进入性仍未提上日程。要求有关公司停止有毒物质的肆意排放还任重道远，各公司目前只被要求向环境厅上报所排放的这类相关化学物质的数量。
日本法律不要求城镇和县在审批建设项目前进行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由于缺乏环境影响评价法规，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成员国中的一员，日本非常孤立，尽管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相关法规已在提案中出现了8次。1995年10月，位于厚木的美国空军基地向东京都抱怨，致癌物质正从附近的垃圾处理厂的焚化炉中散出，结果却发现在日本根本没有有关致癌风险物质的相关法规。环境厅的一位政府官员无奈地解释道：“如果没有违背日本的法规，将很难对这一事件进行处理。”
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事件，诸如20世纪70年代宫崎县几百名农民砷（As，俗称砒霜）中毒事件，但砷仍未被列入政府的有毒物质控制名单之中。已有的有关有毒废物的几个凤毛麟角的法规，自1977年以来几乎未做过任何修改，而新法规的实效性也很弱。直到1990年，日本才开始着手制定有关二恶英（dioxins）的相关条例，当时二恶英已被证实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有毒物质之一。即使如此，这一法规的出台，也非厚生劳动省（MHW，相当于劳动健康保障部和卫生厅）和环境厅积极推进的结果。1997年8月，由于发现垃圾焚化炉周围二恶英浓度极高，导致公众一片哗然，促使政府部门最终通过了新的对二恶英进行监测的有关条例，并将其列入政府管控名单之中。然而，由于缺少相关研究，在1996年，有关政府部门不得不借助于国外的相关数据来判断其毒性。同时，新的监测条例仅涉及钢铁工厂和大型垃圾焚化炉。依据环境厅的规定，小型垃圾焚化炉（恰恰为数众多，是垃圾焚烧的主要部分）的运营者，仅在必要的情况下需对二恶英进行控制。事实上，正是在日本，情况尤为迫急，因为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绝大部分废物不是进行深埋处理，而是采取焚烧手段。1998年4月，研究者在大阪近郊能势町的一个焚化炉周围土壤中检测出二恶英的浓度高达8500ppm，为世界上监测到的最高记录。直到1999年11月，日本才同其他发达国家看齐，制定了二恶英土壤污染条例。2000年1月，二恶英特别措施法颁布实施。但真正使这些法规切实付诸实施，仍任重道远。
为什么有关二氧杂芑的条例的制定延误了那么久？环境厅空气质量管理科科长申辩道：“认定二恶英是一类有毒物质，我们已有的数据还不够充分。” 尽管20年前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研究已清楚地建立了二恶英的毒性，很难理解为什么环境厅仍然需要更多的数据。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宣布二恶英排放没有任何最低安全值，州法律明确规定焚化炉运营者必须采用可能的最优技术，尽一切所能将二恶英的排放降低到最低水平。日本在这一事件中延误的真正原因是简单的，那就是日本的官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处理新问题上极其无能，先天不足。对二恶英问题的处理，在厚生劳动省无任何预算，因无利可图，政府和工业托拉斯对此毫无热情，缺乏推动其进行的紧迫感。
正如在有关银行问题一章中也将看到的，由于日本具有隐匿不利事实的传统（报喜不报忧），致使无法对日本有毒废物排放的客观情况做出正确的评价。政府不鼓励调查，有限的调查所保留的有关记录往往残缺不全。1997年3月29日，朝日电视对东京都近邻的所泽市二氧杂芑污染物的情况做了专门报道。调查显示，母乳中的二恶英浓度要比日本所认定的对婴儿无害的浓度高12—20倍。看过报道组所提供的有关废物处理技术的录像，德国专家们感到震惊了！一位专家评论道：“这完全是‘前现代’方式”。然而，正是这种方式，仍被作为标准，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使用。静冈县的一项调查也揭示了同样的二恶英浓度水平。显然，有理由推断，在日本全国，情况是类似的。
第三章 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4）
在对厚生劳动省的一个部门负责人所做的采访片段中，真正的阻力初显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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