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与鬼- 第6部分

　　

第三章　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4）
在对厚生劳动省的一个部门负责人所做的采访片段中，真正的阻力初显端倪。
　　采访者：厚生劳动省有任何针对二恶英的相关政策吗？
　　部门负责人：没有。
　　采访者：厚生劳动省对二恶英有没有相关调查吗？
　　部门负责人：不清楚。
　　采访者：您知道目前的二恶英排放水平如何？
　　部门负责人：不，没有具体数据。
　　采访人：厚生劳动省制定过有关二恶英的参考标准吗？
　　部门负责人：不，没有。
　　采访者：有相应的计划吗？
　　部门负责人：没有。
　　采访人：对二恶英排放有控制吗？
　　部门负责人：没有。
　　部门负责人在采访中的表现是如此惹人眼目。采访是在公众对二恶英状况极其关注，以致引起厚生劳动省的注意之前，得到同意的。如果这位部门负责人那怕是略知这样的二恶英状况是令人不安和可耻的，可以肯定采访人是绝不可能进入厚生劳动省大楼的。厚生劳动省对二恶英是如此一无所知，这位部门负责人的回答中流露出的疑问和不屑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些事，我怎么会知道？”
　　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过泄出的有限数据，带来的是令人不安而不祥的预感：相当规模的有毒废物在日本仍未得到有效的研究，更不用说监测与控制。1997年9月，媒体披露所泽市及其所在的琦玉县涉嫌共谋掩盖当地垃圾焚化炉的二恶英排放数据。1992—1994年间，当地垃圾焚化炉二恶英排放量超过法定排放标准的150倍。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是，东京郊外多摩地区由27个自治体联合组成的谷户泽废水处理合作署，长期保密反映水污染状况的有关电导率数据，后来即使被法厅依法要求公布数据，仍拒不执行。1995年12月，环境厅公布点状污染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的41个，地下水中致癌物质的含量超过允许排放标准。其中情况尤为严重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新潟县燕市，检出三氯乙烯（一种金属溶剂）的含量为安全标准的1　600倍。尽管已深知三氯乙烯是一种致癌物质，并且在全国293处被检出，但仍没有任何全国范围内的相关法规对其使用和排放进行控制和管理。
　　“日本经济与非法倾废相伴”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乡村的情况。顺着周刊《星期五》于1995年5月的报道，就让我们从福岛县Iwaki市的一个小镇开始我们的乡村之旅吧。在一块写有“安全第一”的标语牌后，赫然堆放着3万多个生锈漏渗的废油罐。1989年，这些廉价的堆填物在某个地点存放了7年之后，在一个个漆黑死寂的夜晚，开始被悄悄地扔弃到城南的一个废矿地。到1992年，非法倾废被停止，被堆弃的废罐已达万多个。不法倾废者无力支付600万美元的清理费，县政府也不愿开此先例。结果，只有17％的废物被处理。在废矿地附近，距最近的房屋仅几码之地，一个掩埋式垃圾处理场含有放射性钍（Th）。鉴于当地居民的一再抱怨，垃圾处理公司给处理场加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覆层。随后，政府对此未再做任何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法律处理。
　　从Iwaki市来到奈良山区，“昭和新山”跃入了视野。“昭和新山”的山名源于其出现在昭和后期（1983…1989），系大阪的一个建筑公司非法倾废所成。后来，这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卖掉了这片地，从此销声匿迹。此后，无论是奈良县还是中央政府部门都未再对此进行任何处理。最近，当地农民发现有奇怪的橙色淤泥从他们的稻田里渗出。
　　据《星期五》报道，1992年日本警察部门发现了1788起非法倾废事件，涉及的废物总量达210万吨。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大约不足非法倾废总量的1％，这也就意味着，每年约有2亿吨废物在日本被非法倾倒。罚款数额总是异常滑稽的有限，以Yoshizawa　Tamotsu一案为例，他涉嫌盗伐3　000株柏树，并将34万立方米建筑垃圾非法倾倒于一个国有森林，由此非法赢利600万美元，结果，仅被处以5　000美元的罚款。
　　类似的事件在日本全国各地日复一日数以千计地重复上演。总部设在东京的日本废物处理全国协作网事务局局长大桥光雄指出几十年来都市正在持续不断地将工业废物倾向周边乡村，他警告说：“如果这种现状继续，乡村将彻底成为大城市的垃圾堆积场”。
　　在一个人人皆知的案例中，丰岛综合观光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濑户内海的丰岛倾泻了51万吨有害废物，结果仅被判支付5000美元的罚款。留下的，是高达15米含有二恶英、铅及其他有毒物质的垃圾山，岛上的居民不得不面对并设法进行善后处理。与其他案例一样，十多年来香川县政府拒绝对此负任何责任，根本不采取任何措施设法处理，直到2000年，才勉强开始考虑清理问题。全国工业废物联合会铃木勇吉顾问介绍：“几乎所有的废物清理设施的规模都很有限，企业根本没有斥资进行必要合理的废物处理设施建设的计划。如果消费者不为废物清理买单，废物将永远得不到清理”。
　　应该受到谴责的当然不应该是消费者，因为在日本，他们对自已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本无能为力。问题在于牺牲一切，产业优先，绝对向工业倾斜的国家政策。对于那些排放有害废物的企业，对于那些处理有害废物的垃圾处理部门，政府既缺乏相关的管理制度和法规，也不进行监测调查，更没有严厉的法律手段。有害废弃物屡见不鲜，亦不愿支付相应的清理资金。“政府轻易地对那些进行非法倾废的公司和企业置若罔闻，缄默不语，绿灯常开，为什么我们却不得不担负清理这些垃圾的费用？”，日本经济联合组织“经团联”的工业事务局负责人太田元质疑道。“日本经济是建立在非法倾废的基础上的，”一个废物清理机构的负责人断言。
　　

第三章　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5）
这正是事实，为了坚守“制造业优先”的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贯拒绝进行有效全面的有害废物污染影响评价，一直用掩盖或欺骗等手段，支持着工业污染者。前面所介绍的阪神大震灾后兵库县在神户不进行石棉污染调查即是一例。而宇都宫近郊的那须町（那里有94个所谓无害废物的掩埋处理场）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当野生动物开始在那须町不断死亡的时候，当地居民要求有关政府部门进行相关的调查，但政府坚持当地的水源没有任何问题。然而，一家民间私营公司在调查中，测出了水源中含有高浓度的水银、镉和铅。
　　垃圾堆积，同时缺乏处理这类垃圾废物的经验和技术。这类丑闻层出不穷的原因，在于规划和管理国家工业框架的政策中根本没有将废物处理列入考虑的清单之内。几乎没有针对环境污染的相关法律和对废物进行处理的配套设施建设的投资要求，即使污染了环境，也不必担心会有任何依法要求的经济处罚。结果，日本的公司理所当然地认为根本无需开发废物处理技术。同时，不只是日本的企业完全地忽视了这一问题，国外的评论家们在大肆鼓吹日本的“高效经济”时，也从没有稍稍停下来质疑一下工厂的烟囱里冒出的是什么，废物又埋到了哪里。为什么政府不能，事实上是不愿意对有毒化学废物进行跟踪。显而易见，废物处理和工业污染管理与现代经济的真实效益之间关系密切。如果根本不考虑废物处理，那会怎样？相对于那些严格进行污染控制的经济，对污染置若罔闻不做任何处理的经济所取得的高GDP与之是截然不同的，后者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类固醇刺激下的经济”。
　　不闻不问，沉浸于来自国外的言过其辞的赞扬声中得意洋洋，日本通产省（MITI，现改名为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环境厅的官僚们优哉游哉地稳座钓鱼台，自认为天下太平。这些厅部的国家公务员们，几十年来隐瞒事实，对于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识和标准的一系列有害废物检测和控制技术，他们只有一点梦魇般的朦胧认识，根本没有考虑有必要学习与借鉴。“绿色技术”在21世纪已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新领域，而在日本却举步艰难，发展缓慢。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检测和处理有毒化学物质。阪神大震灾后，神户有毒物质令人难以置信地肆意散布，其原因就在于相关管理部门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对垃圾焚化的一系列新技术一无所知，对屏蔽保护技术，对有毒排出物的监测技术等等仍旧是一片空白，毫无所知。
　　1994年9月，环境厅宣布加强对工业废物处理点的管理规章。目前的管理条例自1977年建立以来，一直未做任何修改，90年代出现的化学物质基本上都未被包括在内。而废物处理点也只是在地上挖的坑，仍然几乎处于无任何防护措施的状态，没有屏蔽设施，也缺乏任何过滤处理。缺乏对浸出水体的处理装置，任由废油和致癌有毒物质对周边地区造成污染。被报道的这类缺乏防护措施的废物处理点有1400多个，占全日本工业废物处理点的一大半。此外，仍然有成千上万未报道的处理点。环境厅所谓的“加强的管理规章”是什么？只是历时几年，对20个处理点进行的调查。
　　适宜于筑坝的土地
　　失控的洪水猛兽般的废物污染问题也是日本一直引以为豪的教育体系的一个不良的副产品。日本学生不仅要死记硬背学校所灌输的庞杂事实，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时，还要努力学习成为一个驯服而勤奋的员工。许多有关日本的著作中，对此教育体系非常惊讶甚至嫉妒。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注意到了教育“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这一栏，却完全忽视了“负债”部分。
　　负债部分中实则暗藏危机。在只求制造业成功的国家优先级名单上，与产业相比处于低优先级水平的内容，如“环境意识”等，在日本的课程里根本就不会出现，最好的例子就是“垃圾问题”。结果怎样？住在京都的一个美国人，《京都向导》（Kyoto　City　Guide）的作者梅森·弗洛伦斯（Mason　Florence）写道：“在我成长的地方美国，乱扔垃圾，会遭到抗议的警告。你随手把香烟盒或空罐扔出窗口，立刻你旁边的一个家伙或一个女孩就会叫到‘嘿，干什么呢？’”但在日本，情况完全不同。被扔弃的空瓶、旧冰箱、空调、报废的汽车和破烂的塑料袋、尼龙袋沿着乡间的道路纠结成了垃圾丛林线。塑料瓶在海滩上四处散布。正如梅森所说：“开车穿过北山（位于京都北部），垃圾随处可见，这在诸如克罗拉多等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只是在克罗拉多，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这也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简而言之，日本企业之所以肆意排放有害废物，正是从人人都乱扔垃圾开始的。致力于培养驯服而勤奋的员工为目标的学校，根本没有将培育“珍惜自然，保护环境”之心列入教育内容。现在，日本不得不为此支付账单，付出代价。
　　日本学校一点一滴地向孩子们灌输了这样一个概念，每一座大坝都是伟大的，每一条新筑的道路都会成为通向幸福未来的坦途。简而言之，教育系统将日本锁定在永远“行进在发展途中之国家”的形象。当美国的国内事务部决定拆除缅因州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爱德华兹（Edwards）大坝时，教堂钟声长鸣，成千上万的人们为自已家乡的河流能够重新赢得自由而欢呼雀跃。在日本，截然相反。地方团体仍在挥舞彩旗，敲锣打鼓，继续为又一个土木建设项目完工而建立的所谓“新里程碑”而欢呼宣传，这种反应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我居住的小城——龟冈市，有自己的城刊，取名为《丹之街》。掀开赫然印刷着“欢迎到日吉大坝来！”的封面，看到的是被混凝土覆盖平坦化了的山坡地的大量照片，了解到的是日吉大坝是一个“多功能”大坝，不仅用于洪水防控，而且是一个观光中心和公众的一个学习地和游玩地。“我们希望它能为活跃和提高当地文化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不仅服务于家乡日吉町，并能将积极影响有效地辐射到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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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6）
诸如日吉坝这样的大坝，正是日本的孩子们去学习和游玩的场所，它们必然对文化做出贡献。的确，它们迅速地成为一种文化，同产业界、学校和法院一起，成为一个功能一致、紧密联系的整体，最终成为国家所控制和拥有的具绝对优势的强大武器。在同志社大学进行环境研究教育的艾伦·斯托珀斯（Allan　Stoopes）告诉我，他的学生想投稿给那些由“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组织所创办的期刊杂志，但是却不敢，因为怕学校和公司知道后，会对他们日后的求职活动不利。那些为水俣病和骨痛病的诉讼坚持不懈抗争四十多年的市民团体，的确应该被称作“真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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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泡沫经济：追忆繁荣岁月（1）
纵览日本山川的现状，便能清楚看到，自动操作系统会带来多么危险而极端的问题。我想以此为基础，考察一下1990年以来持续至今的金融萧条，也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的崩溃。
　　由于股价、地价暴跌，高达1000万亿日元的资产居然化为乌有。市场若长此以往，持续低迷下去，还将导致300万亿日元流失。
　　让如此庞大的资产流失，这绝非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暂时遇挫这样的细小问题。这种损失只是在经历战争或帝国灭亡时才会遭受。纵观世界历史，如此例子也是屈指可数。日本究竟怎么会陷入这样让人难以置信的局面呢？要了解这一原因，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走向巅峰时的情形吧。
　　尾上缝之传奇
　　尾上缝是大阪高级日本料理店的老板娘。
　　1987年末，每到下午，尾上缝的宅邸前就停满了黑色豪华轿车。当时，附近的人们对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