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萧条的继续，以及劳动力过剩，导致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对所有人来说都严重不足，女性的这种优势也就稳步缩小。那些在失业的回潮中失去立足之地的女人发现，再找工作已经很难了，为了战胜“容颜渐老、韶华不再”的障碍，一场女性主义运动打出了“永远28岁”的欢快口号，强烈要求女性雇主们雇佣女同胞当中更老的成员，以平衡男性雇主对年轻、美丽的偏爱。
即使是在教师的职业中，她们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歧视。1931年，全国教育协会报告，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城市雇佣已婚女性。这一政策意味着更迅速的逆转。推迟结婚，以及把很多心系孩子的母亲赶出教室，常常帮助她们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女性工人（无论在哪个行业）被认为是为了零花钱或贴补家用而窃取男性养家者的工作。
在家里，艰难时期导致很多城市女性迅速放弃了家务。在小镇和乡村地区，逆境的袭击有时候使得女人不得不重新捡起早已忘得差不多的古老手艺，从而给已经忙碌不堪的妻子们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些手艺多半是老祖母教的，很多家庭开始制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烤面包、做蜜饯、在熏制室加工食品并储藏在地窖里、用药草制药、染色和制衣。1931年，玻璃缸的销售超过了此前11年中的任何一年，而对罐装食品的需求却逐渐减少。
但这种复兴是短命的，连最短缺的时期也几乎没有始终持续，因为即使是乡村家庭，也很少能长时间地维持对那些依然被欧洲农民所珍视的手艺的兴趣。收入的锐减，使得贫困家庭无缘于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比如报纸、杂志、电影，常常还有像卫生纸、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观察者们往往轻松愉快地说到“居家过日子运动”；很少幻想的农民家庭辛酸地称之为“木屐”。妻子们常常接一些诸如洗熨缝纫之类的活，烤蛋糕和馅饼拿到集市去买，或者为搭伙人、旅行者提供膳宿，以此贴补家用，而代价却是牺牲自己的精力。小本经营的个体户可以开设驾车旅行营地、路边售货亭、美容厅、小商品店。
工业企业倾泻到美国家庭中的小器具的洪流——电烤箱、搅蛋器、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壶、洗衣机、电炉——连同家具和缝纫机的销售，在1930年代初期突然间放缓了。另一方面，电冰箱以它们新的功效和方便迎合了依然没有满足的市场，继续红红火火地卖着。炼乳、人造纤维和收音机是另外一些公众拒绝放弃的商品。汽油和汽车配件的销售也在坚持，但新车的购买量却像自由落体一样垂直下降，如今，开去年流行的车型不再是一件丢脸的事。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收入从每天7美元下降到了2到3美元。
纽约市更能说明问题的缩减指标是：1930～1931年间减少了大约4万部电话，儿童餐厅提供的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4倍。1917～1918年间因战争紧张而导致销量激增的香烟，被证明对30年代的大萧条过敏症也同样是一种安慰，其产量从1930年的1；230亿支，增长到了1936年的1；580亿支。吸烟上的单一标准继续大行其道，一个典型的中等城镇上为妇女服务的餐馆，如今也放上了烟灰缸。
中等城镇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特写镜头。1929～1933年间，汽车加油站的数量将近翻了一倍，与此同时，销售额也仅仅只下降了4％，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把汽车看做是不可或缺的。在另一端，珠宝店却显示出了关税的巨额下降，减少了其美元额的84％。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下降了几乎一样多，而家具店和糖果店损失了其70％的主顾。商业饮食行业眼瞅着它们的生意减少了63％，家庭放弃了“上馆子换换口味”的奢侈。然而，或许应该补充一点：这并不是永久性的逆转，因为，随着好日子的最早征兆的出现，人们重新走出家门，出外享用美食，在20世纪30年代结束之前，餐馆的数量比家庭的数量增加得还要快。
在任何一个地方，服装都为经济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领域。男人的服装比女人的更容易受到大萧条的伤害，因为，哪怕是具有最起码的骑士精神的感觉，你也会承认，时尚对妻子女儿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早在1930年，尽管女装和童装的产量只比上一年下降了13％，但男装的产量却比1929年的水平下降了25％，第二年下降了32％。既是为了经济，也是为了方便，更多的男性开始放弃僵硬的衣领、帽子、吊袜带和浴衣的上部。
就女人的衣服而言，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出现了以更廉价的材料和做工大规模地模仿时髦的上衣。而且，在需要的压力下，平常人家的女孩子也倾向于自己动手，缝衣制帽，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930年9月的一份时尚报告，谈到了更长的裙子和更女性化的样式开始否定爵士时代轻佻女郎男孩子气的棱角分明，并预言“一次对更庄重的道德和举止的伴随性回归”。褶边、蝴蝶结、丰满的线条，宣告了1931年末对欧仁妮皇后的帽子和其他款式的重新发现。小成本的虚张声势，在描画得闪闪发亮的手指甲上得到了表达，这种时尚是1929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便从派克大街蔓延到了推销女郎和打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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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新的生活设计（2）
在此期间，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懒人则在仪态上追求更好的时尚，倾向于“尽情吃喝、挺直腰杆”。短发赢得了持久的胜利，尽管爵士时代那种剪到极短的发型越来越少见，这段时期过去一半之后，发梢内蜷的齐肩发型开始戏弄冠冕堂皇的老式观念，并与一种匆匆而过的时髦相一致，这就是在任何地方跟随“摇摆乐”的节奏跳舞的女孩身上都可以看到的头发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束。宽松的运动衣是如此明显地被现代人所偏爱，以至于到30年代中期，裙子开始再一次升高——几乎成了国民信心的一项指标——而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的不拘礼仪把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介绍给了美国的其他地区，在很多严肃古板的社区遭到抗议。街上穿的凉鞋，以及晚礼服，为30年代后期的露趾鞋铺平了道路。
只要大萧条依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人们就不得不面对节省，不仅仅是节衣缩食，而且常常还有住房上的节省。富人当中的节约包括关闭或低价卖掉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村舍”，或者出让法国南方的别墅，中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退掉海滨或山区度假胜地的一幢租来的房子，并搬到镇上的一幢花费较少的房子或公寓（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与父母、公婆、岳父母和雇员“挤在一起”的情况不计其数。1934年1月，对64座城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的种类与境况中，“特大家庭”的数量所占比例从2％到15％不等，比例最高的是南方。大萧条期间，南卡罗来纳州的人口增长了六分之一，乔治亚州与之相当。
有些年轻人离开了阴郁而邋遢的环境，以便为自己赢得独立或更好的机会，出钱养活老人，或者用借来的钱进入师范学校，如今，他们身无分文、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默认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家的著名定义：家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当你不得不去那里的时候，它不得不接纳你”。在任何地方，父子间的紧张似乎都有增无减，如果后者过了自立之年以后依然没有工作的话。挣工资的父亲往往要重申他的权威，就好像年轻人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老板一样。在城里，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公寓楼或出租房里，这无疑加剧人们的脾气和挫折感。那些在不停地寻找更便宜住处的接受救济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频繁地搬家，尽管只要可能，他们就会牢牢地紧跟那些熟悉的老邻居。
然而，失业者和他们的家人常常离群索居——衣衫褴褛的孩子躲着不见客，成人则一脸不高兴地拒绝来自依然工作的朋友们的盛情邀请，因为他很难拿出三明治和咖啡回请朋友们玩一个晚上的牌。更容易受伤害的人恰恰想要独处。就这样，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联系，连同美国生活在丰年和歉年的老友谊，往往因为骄傲而被中断了。有些家庭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以惯常的速度迈步向前，直到灾难将他们的精神打垮；另一些家庭因为对生活远景的展望过于乐观，或者因为不愿意降低某些生活标准，而走到了同样的关口。还有一些家庭则以谋略和勇气与大萧条搏斗，有时候嘲弄吝啬，并充分享受他们在娱乐上的罕见浪费。
在家庭圈子之内，很可能居住着这样一些幽灵：未付的账单，疾病，照料眼睛和牙齿的需要，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老人的保障而舍弃防老的储蓄。诸如此类不断累积的烦恼，常常会扭曲正常的家庭关系，导致此前一直忠心耿耿的妻子责骂正在找工作的丈夫回家吃饭太晚，或者对他口出恶言，奚落嘲弄——从富人的嘴里很容易搜集这样的话：“任何人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话。”丧失信用的养家者往往也会丧失他们的勇气，而丧失信用的家庭也会丧失它的主动。老的工作习惯已经一去不返，懒惰不再是责备的理由，一家人常常睡得很晚，漫无目的地听着无线电广播，或者只是干坐着，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倔强有时候导致人渴望酗酒和赌博的刺激——如果手头还有点钱的话——结果就是自责或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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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新的生活设计（3）
有些家庭，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是一种传统，比如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家庭或农村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养家者失去威信、甚或放弃权利被证明是惊人的。出钱养活家庭的年纪较长的孩子，作为内部议事会的成员而获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成了主要的挣钱者，她通常会僭取更大的家庭控制权，而失业的丈夫则只好转向家庭杂务。然而，在城市家庭，丈夫常常并未主张过严格的男性统治。在黑暗时期，妻子常常试着给没有工作的丈夫打气，或者迁就他，正如在他们繁荣兴旺的日子里他总是宠着她一样。失业的父亲长期呆在家里，也有可能增强他与年幼的孩子们的友谊，促进游戏和亲密。
很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这种更强大的团体精神中找到一线希望。1932年5月，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代表孩子的委托责任已经结束了，“在这场灾难中，家庭回归了它正常的位置。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料，白天管你吃饭，夜晚控制适当的睡眠”。这些话，对那些保姆已被解雇的家庭足够正确，但对那些挣钱养家的妻子被迫外出挣外快、家里食品匮乏、孩子破衣烂衫的家庭来说，这些话几乎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鼓吹者以类似的口吻愉快地承认：“很多家庭虽说失去了汽车，却找到了它的灵魂。”这多亏了更坚定的勇气，得到了休息的身体，更强的消化力，以及更严肃地遵守安息日礼俗。诸如此类说法，并不纯粹是古老的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因为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F。 奥哈拉神父还加上了他的确信：“作为大萧条的结果，大部分美国公众重新发现了家庭，重新发现了朋友的乐趣，重新发现了属灵的东西。” 这样的乐观主义抓住了真实的谷粒，但也有很多谷壳。比方说，几乎可以肯定，丈夫和妻子有更多时间呆在一起，分享一些廉价的娱乐，比如听广播、玩牌和朗读。主要以男性为顾客的娱乐场所——比如桌球室、保龄球场、棒球赛、拳击赛——越来越门庭冷落，则从反面佐证了这一变化。但是，就算有些夫妇被灾难的纽带和被迫的亲近重新连结在一起，也有一些夫妻，却因为匮乏、不安全感和互相之间琐碎无用的责备，而怨恨渐深。一位在一座大型工业城市搜集了很多个案的研究者发现，在已婚的失业者当中，“性生活如果说受到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是减少了”，由于担心怀孕，由于女性担心经济失败而失去尊重，以及由于焦虑压抑的整体气氛。
迷惘困惑，犹豫迟疑，冷淡漠然，自信尽失，是长期失业最常见的标志。一个男人不再操心人们怎么看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焉头耷脑，走路拖沓，这些是内在溃败的外在征兆，常常被营养不良所恶化。失业被证明是一种萎靡病。社会工作者所谓的“失业休克”，对某些人的影响就好像他们被恐慌所攫住了一样，驱使他们白天疯狂地去找工作，夜里在烦恼中沉沉睡去。对少数人来说，失业明显带来了个人的重要感——感觉到自己是国家危机的一部分，是头版头条重大问题的一部分——但更普遍的情绪感受，是丧失自尊，是茫然失措，是对老雇主和整个生活的怨恨。
这些对从前挣钱养家者的影响，加起来就等于更低落的士气，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他更难找到工作。1933年，对赋闲工程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4个人当中有3个人的士气显得比有工作的平凡百姓更低落。另外一些类似的身体亏空是：当他重新工作时，肌肉无力、协调失衡、缺乏毅力。就像一家停工歇业的工厂，生锈给它造成了损害。1933年，当40个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排在纽约的一家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在老一套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全都很快显示出了神经性疲劳的症状，有几个人甚至发展成了歇斯底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重新调整，才能不停顿地记录别人的口述。
那些暂时保住了饭碗或者在无所事事和轮班工作之间来回摆动的人，也同样被不安全感的幽灵所纠缠。他们下定决心要牢牢抓住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放，他们不敢放弃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以换取报酬更高、但风险更大的工作，这些都消磨了美国人的进取之心。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公司的忠诚，也日趋暗淡。很多人都同意：“干活太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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