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代- 第7部分

　　新政中最不靠谱的尝试出台于1933年秋，那是在早期复苏的蜜月期开始衰退之后。总统冒险尝试康内尔大学乔治？F。　沃伦教授的“商品美元”理论，共和党人称之为“空头美元”，阿尔？史密斯称之为“胡扯美元”。迫使美元贬值至略低于其原先含金量的60％，决策者指望这一招能够促使总体价格上涨的和特殊商品的涨价，以改善美国的出口形势。对外贸易方面的一次轻微改进紧随而至，但最主要的看得见的效果是，当黄金购买价更高的时候——这个价格是每天早晨在总统的餐桌上经过与沃伦、农业信贷管理局局长小亨利？摩根索和RFC的杰西？琼斯商议之后武断地制定出来的——黄金便立即开始源源不断地流进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金库，最后总额高达140亿美元。这一黄金购买计划，从1933年10月25日开始实施，直至1934年1月，并没能给国内商品价格带来看得见的提升，而每天颁布的不同价格，倒被证明扰乱了人们的信心和市场的稳定。　　　

　　1934年6月9日的“白银购买法案”，是银集团国在与总统达成一致之后迫使国会通过的，这项法案就意图而言也是通胀的。其最切实的结果是，不仅抬升了本国白银的价格，而且还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获得了10亿美元的外国白银，并把大部分银块存放在西点的金库里。但是，在国家有望成为埋葬全世界贵金属的墓地的同时，这些操纵的对价格的影响，几乎不是计划者们所祈求的那种适度通胀，也肯定不是华尔街所预言的那种失控的通胀。然而，这样的货币政策反映出了新政中的一种并不少见的大杂烩：不切实际主义，冒冒失失的即兴而为，以及精明的政策，与极其真诚、常常也非常实际的人道主义纠缠在一起。一个每件事情都想试一把的总统注定要犯错。　　　

　　新政早期几个月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行动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货币和信用、价格和利润的体系，都在大萧条的缓冲作用下崩溃了，听任其自然发展将会很缓慢，而且是破坏性的。货币的流动必须通过政府的开支来加以鼓励，通向繁荣的途径可以安抚工人和消费者。由于实际上每个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而每个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所以有人认为，4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将会有利于全体国民：创造由政府提供资金的工作岗位；根据工业规章制度增加就业、提高工资；通过作物种植限制，加上直接利润支付，来抬升市场价格，以此支撑农业收入；通过货币操纵，并借助联邦政府的支持和信贷机构的管制，来提高一般价格水平。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一项庞大的计划被启动了，部分是通过立法行动，部分是通过新近增加了的行政权力。国会乐于默认总统所寻求的巨大权力，并很快发现，自己正在签巨额支票，而分配和花销这些钱的权力，也正是自己交到他的手上的。　　　

　　新政是以节省的调子开始的，首先是罗斯福在就职第一周便发出警告：“漫长的三个年头以来，联邦政府正走在通向破产的路上。”紧接着是国会通过了经济法案，授权把联邦政府部门的工资和退伍老兵的津贴每年削减4亿美元以上。强有力的退伍军人协会游说团和美国政治的所有传统势力都奋起抵抗。但罗斯福几乎立即便下达了总统令，一点一点地恢复了被削减的开支，由此开始亲自加入花钱的行列，并很快成为领头人——要求数十亿美元用于救济、给商业企业注资，以及一大堆新的联邦机构的运行成本——1934年3月28日，国会在选举年的刺激下，放开了经济的缰绳，推翻了罗斯福的否决，完成了一次复辟。从今往后，所有保持预算平衡的主张都被扔到了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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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百日新政（5）　　　　　　　　　

　　1933年3月——这个月见证了太多的大戏、革新和复兴的希望——啤酒销量3。2％的回升几乎被看做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转折，但它至少是一个受欢迎的预兆，预示着另一次对最近传统的背离。这个十年开始的时候，禁酒还是举国争论的热点话题。1930年1月，有人就“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做过一次民意调查，1931年1月又调查过一次，在这两次民意调查中，全国经济联盟的成员（照说他们应该是些聪明过人而又热心公益的人）都认为，禁酒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失业则远远排在后面。胡佛总统支持全国禁酒——“一项伟大的社会和经济实验，动机是高贵的，目标是深远的”——但他的支持并没能阻止违犯禁令的汹涌浪潮，以及联邦政府执行禁令的越来越力不从心。胡佛所任命的威克沙姆委员会1931年的报告只不过证实了公众的感情已经不再支持禁酒。农民们需要卖掉他们的粮食和糖，再加上政府还指望从联邦酒税中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财政收入——这笔钱眼下流入了禁酒帮助产生的黑社会的腰包——是导致废除禁酒令的另外两个因素。　　　

　　1932年共和党的政纲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但民主党人和罗斯福则强有力地要求废除禁酒令。很快，1933年2月，任期即将届满的国会为废除禁酒令而提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最终结果是，把决定权交给各州。啤酒销量在下一个月的回升是未来事件的一个预兆。各州会议的批准很快就开始蜂拥而至。像印第安那州、爱荷华州和阿拉巴马州这样一些支持禁酒的老据点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来自浸信会宗主权核心的《达拉斯新闻报》（Dallas　News）称之为“传教士界的彻底溃败”。1933年12月5日，犹他州成了支持“第二十一修正案”的第36个州，这场“实验”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在1933年那个至关重要的春天，一旦银行危机有所缓和，最紧迫的问题便是严酷的救济问题。超过1；500万失业者，以及各州和市县施舍名单上的将近600万人，都大声疾呼，要求得到关注。在3月21日给国会的一份咨文中，总统建议着手三类疗救性立法：授权各州主要为了直接救济而提供食物和衣服给贫困者；由联邦政府招收工人进入事业单位，这一措施可以迅速启动，而又不会妨碍私营企业；制定持久的公共工程计划。　　　

　　这些紧急措施中的第二和第三项，各自包含了“公共资源保护队”和“公共工程管理局”的雏形，其实现比第一项更慢，而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的种子则源于第一项措施。哈里？L。　霍普金斯特别操心这家机构，霍普金斯是一位虚弱而认真的社会工作者，来自爱荷华州，在罗斯福当州长期间担任纽约州的救济委员会主席。在他的指导下，联邦紧急救济署（人们公认它是由于危机的急迫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于1933年5月12日由国会设立，为了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州和市的福利渠道所管理的直接救济，主要用钱来帮助贫困者。它从5亿美元的资金开始起步，最终花掉了大约30亿美元。　　　

　　联邦政府期望地方机构能够依据各自的能力分担一部分担子，但并没有要求严格的配套资金。就全国整体而言，从最终的账目来看，每一美元的救济当中，华盛顿提供了70美分以上，各州13美分，市县16美分。像马萨诸塞这样一些相对较富的州，比起像南卡罗来纳这样的穷州来，贡献要大得多，新英格兰人则嘟嘟囔囔地抱怨自立精神的衰微。在南方，反对者抗议用现金去填充黑人和穷鬼的腰包。很多州把联邦紧急救济署看做是“肥缺”，希望尽可能地少付出、多获取。联邦和各州的行政官经常不得不敲打那些更小气的市县，威胁说，如果地方政府不松开自己的钱包的话，就切断救济款。　　　

　　霍普金斯的想法，逐渐远离了直接帮助——最快速、最廉价、覆盖最广泛的方式——而走向“创造就业岗位”，依据需要支付的工资，最终制定了按最低工资标准实现就业的系统化的就业计划，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技能。一旦他把迫在眉睫的危机置于控制之下，他就开始四处寻找可以鼓舞士气的就业机会，因为工作所产生的效用会提升工作者的自尊，使他的技能不至荒废。然而，霍普金斯的观念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一方面，有组织的劳工担心救济工作的低工资会影响到私营企业的工资；而另一方面，很多保守分子则以完全不同的理由反对这样的救济。他们因为更便宜而青睐于施舍，并认为，公共工程计划会从货币市场转走资金，有时候会破坏现有价格（比如在低成本住房领域），会让国家背负巨大的债务，而债务本身又会进一步延缓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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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百日新政（6）　　　　　　　　　

　　然而，大多数人都认可霍普金斯的选择，这一点很少有人怀疑。在新政4年之后，1937年5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个人当中有4个人赞成通过公共工程项目来实施救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随着新一轮经济衰退的开始，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工作救济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所有其他被提议的解决办法，尽管其差额在穷人当中比在富人当中要大，在城市居民当中比在农业人口当中要大。在这一计划执行的早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开始收到救济支票之后，便主动地走出家门，打扫本镇的街道，说：“我得做点事情，以回报我所得到的东西。”　1933年夏天，联邦紧急救济署已经有了工作救济的想法，不管有多么即兴和琐碎——比如在公园里捡废纸、扫落叶，在十字路口数汽车作为本地交通记录的数据。根据8月1日的一项裁决，无技能劳工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0美分。除了南方和少数几个孤立的行业之外，这样的薪水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私人企业的工资——这是国家复兴署试图稳定的一块，也没有影响到管理层的人力需求——最近复活的美国就业局正把这一需求在失业者当中广而告之。　　　

　　这一从施舍向工作救济的转变，在国家紧急救济署的后期阶段走得太远，以至于在1935年，也就是在FERA存在的最后几个月里，该机构把它将近一半的受益人算做是工作人员，在那一年1月的高峰时期，总数高达250万人。然而，上一年冬天，即1933～1934年间的冬天，见证了FERA及其救济名单在大萧条期间的最大范围的扩张，1934年2月，它的救济名册上有将近800万个家庭，约相当于2；800万人。　　　

　　这种巨大的膨胀，要归功于一家叫做“民用工程署”（CWA）的专门从事工作救济的部门的飞速发展，这个部门通过地区分部直接从华盛顿运作，因此避免了地方上的官样文章。它于1933年10月投入运转，以应对寒冬的袭击以及公众当中乐观主义的低落，这种低落已经开始不利于新政的最初萌发。CWA很快就让400万人有了工作，大约一半来自FERA的常规救济花名册，剩下的人则来自非救济失业者。它规定，体力劳动者每周工作30个小时，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每周工作39个小时，有较高的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这使得CWA有时候成了私营企业低薪岗位的一个很危险的竞争者。总共，它花掉了大约9亿美元，大部分用于修桥补路，校舍、公园、运动场、游泳池的维修，害虫和腐蚀控制，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的工作。在紧急情况的驱策下，做一些毫无价值或价值不大的工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大概没有哪一家新政机构比CWA更容易被人攻击为“做毫无价值的事”（boondoggling）——这是一个古老的词，最早用于手工业，1935年，一位“训练有素的专家”罗伯特？马歇尔在纽约市议会调查委员会面前作证时，把这个词引入了这个国家，并让那些抱有敌意的批评者们乐不可支。　　　

　　即使CWA的某些计划的有用性确实值得怀疑，但它们的总体效果却展示了工作救济的心理价值。密歇根州一个县里的一位CWA官员注意到：“即便是得到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能挣到一份体面的生活工资，它给人带来的快乐也是无限的。”她看到，有人在离开她的办公室的时候不禁“喜极而泣”。很多人带着他们的第一张工资支票直接去了理发店，这是几个月以来他们第一次享受专业的理发服务，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他们的外表进一步反映了自尊的恢复。自然，理发师本人，连同杂货商、药剂师和服装商一起，也都从中受益。有一点倒是真的，并非每一个得到救济工作的人都表现出了这样兴高采烈的姿态。对那些从专业或技术行当一落千丈、沦为粗蛮劳工的人来说，内心的苦楚足以激发对整个制度的愤怒。一位41岁的机械工程师，是7个孩子的父亲，在给CWA埋头苦干了几个礼拜之后，冷嘲热讽地写道：“挖沟真是一项高贵职业。”这家机构在1934年春天寿终正寝，它未完成的项目被FERA的总体计划所接管。　　　　　　　　　

◇BOOK。◇欢◇迎访◇问◇　　

第21节：百日新政（7）　　　　　　　　　

　　总的来说，FERA提升了州和市县救济的品质，只养活了极少数寄生虫，其比例大概从未超过10％。对很多最近变穷的人的顽固骄傲，FERA试图给予接受帮助的人以某种尊严。当越来越多的人靠救济生活、待遇也越来越慷慨时，耻辱感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而且，另外的临界情形也使人不得不屈服，他们的储蓄已经耗干了最后一个美元。更有甚者，数百万正达到成年的年轻人也找不到工作，而父母和祖父母在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却没法养活自己。当然，个人开始心满意足地接受贫穷，并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山姆大叔有义务负责他们的生计，在长期无所事事的状态下，有些失业者最后成了没有能力就业者。地方当局常常宽容地让那些很快就会被清理出市县救济名单的可疑个案和不成器的人继续留在联邦政府的救济名单上。　　　

　　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在周期性波动的范围之内，新政的政策并没有减少，而是显著增加了接受救济者的数量，至此，政府决定抛弃FERA，把直接救济全部交还给地方政府去办，把联邦政府的经费投入到具有更持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