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5年设立这项计划的时候，对这种福利并没有什么需求。人们在那时并没有服用像现在这么多的处方药，而且其价格也便宜得多。但是，现在老年人一般每天都要服用五六种药，每年支付数千美元的药费。由于老年人是选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因此两个政党都希望能在2004年大选之前提出一项药物福利。
再看看议会干了些什么。它们通过了一项法案，明确地禁止医疗保险运用它的强大购买力来争取更低的价格。医疗保险对药物价格没有发言权，它将不得不购买那些昂贵的模仿性创新药而不是性价比更好的药物。它甚至不能将价格限定在平均批发价格上，而现在医疗保险正在按平均批发价给那些在医院或医生诊所开出的药进行补偿。为了保证医疗保险对药物价格不构成影响，这项福利不仅仅靠医疗保险、还靠众多的议价权力更小的私营公司来执行。医疗保险将会资助这些公司，但是除此之外起不到别的作用。
大型制药公司真是大走鸿运！其他任何一家大型购买团体——从美国退伍军人署系统到安泰人寿保险公司（Aetna）和通用汽车公司——都可以为更优惠的价格不断协商，但是医疗保险不行——它可能是最大的买主了。这项禁令不仅意味着市场扩大了，而且对价格几乎没有限制。这项法案一通过，大型制药公司的股价就直线上涨，而此前则经过了漫长的下跌过程。投资者知道这绝对是利好的消息。
对老年人和其他公众又有什么消息呢？恐怕没那么好。该法案最初计划在10年之内花费4 000亿美元——或者说是一年400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一的款项都只能算贿赂款项——数十亿美元用于让雇主们不要降低退休人员的福利，数十亿美元给私营的保险公司让它们给老年人设保，数十亿美元给了医生和乡下医院以获得美国医学会和美国医院协会的支持，等等。这样每年就只剩下300亿美元来购买药物。这有多大好处呢？没有多少。实际上，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几年之内，不断增长的药物成本就将会将这点福利抵消殆尽。另外，这项福利实施起来如此复杂，日常的管理费用很快会将剩下的资金消耗殆尽。
在讨论这项法案期间，白宫就将成本预算提高到5 300亿美元。后来据说，医疗补助和医疗服务系统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简称CMS）的总精算师在该法案被通过的5个月前，曾将成本定在5 500亿美元，这么长的时间足够议会进行充分考虑。但是，据说政府向议会隐瞒了这一估计，直到该法案顺利通过之后才公布。
事实上，这项福利给老年人带来的好处极少。尤其在初期，许多老年人每月支付的保险费和可扣除条款（保险单内的条款之一，免除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受的损失赔偿最初的规定金额——译者注）比他们能得到的还多。由于成本上升（它必然会上升），饱受赤字困扰的议会不得不通过挤榨医疗保险计划中的其他部分，来满足该项福利的支付要求。老年人可能会发现不论他们是否签署了药物福利计划，每月B部分的保险费（取自他们的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都上升了。可扣除条款和共同负担的款项增加了。而且其他的医疗保险服务可能也不得不缩减药物福利方面的支出。但是，请记住，议会同意推迟到2006年才执行该福利，到那时布什政府已经不需要为后果负责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医疗保险的处方药福利计划。但是，它应当由医疗保险计划自己来执行，这样它们就可以像其他大买主一样来议价了。所有的老年人都应当享受所有性价比高的药物的福利保护。医疗保险应当有一个性价比较高的药物的处方集，就像那些大型私营的保险公司一样。只有这样，医疗保险处方药福利计划才可能比现在更节约成本，并且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如果这么简单就能把事情做好，那么为什么议会不改正错误呢？答案就是，制药业太强大了，所以议会要优先考虑它们的利益。基本上，政府是听它说了算的。用参议员理查德·德宾［Richard J。 Durbin（D…Ill。）］的话说：“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这个游说者，紧紧地把议会攥在了手中。”这个指控性质很严重，但是事实也确实如此。大型制药公司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议会通过一个可以进行价格协商的医疗保险处方药福利计划。议会则心甘情愿地将纳税人的钱交给制药公司和医药福利管理公司。
大型制药公司把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哄得很高兴，在白宫和议会都吃得开。但是，共和党显然对其更加青睐。1999年，《纽约时报》报道，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吉姆·尼科尔森（Jim Nicholson）写信给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海姆保德：“如果希望我们继续通过有利于你们行业的法律的话，我们就必须保持顺畅的沟通。”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将公众至于何种境地。海姆保德现任驻瑞典大使。据说，他在2000年的竞选中为共和党提供了超过20万美元的资金，并且要求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其他管理者和他们的家属每人为乔治·布什捐赠了一千美元。该公司总共为共和党提供了20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之间的“沟通”的确十分顺畅。
制药公司强大的影响力（2）
付出的代价
大型制药公司通过一些很老套的手段和几种新手段来制造它的影响力。其中当然包括游说，不过，大型制药公司将游说用到了一个新高度。另外，大型制药公司几乎对每一场可能影响其利益的政治运动都有献金。最近，该行业又将很多资源用于建立和资助所谓的“草根”组织，以便扩大它们在媒体上的影响力。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些手段。
特殊的说客
制药业在华盛顿拥有最大的游说团——这说明了一定问题。2002年，它雇佣了675名说客（比议会议员的人数都多）——许多人是从华盛顿138家游说公司招募来的——花费了超过9千1百万美元的成本。这些说客的职责就是在华盛顿的权力机构的走廊上徘徊，伺机为制药公司的利益服务。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在华盛顿也有办公室，2002年其全职员工120名，花费的游说成本高达1千4百万美元，拥有112名游说者。根据消费者拥护团体公共公民的报告，从1997年到2002年，该行业花费在游说上的资金高达4亿7千8百万美元。
制药公司的说客通常都神通广大。2002年，他们中间包括26位前议会议员；另外还有342位曾经在议会工作过或者与政府官员交情匪浅；20位曾经是议会办公室的主管，这中间有掌握实权的官员，诸如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比尔·托马斯［Bill Thomas（R…Calif。）］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奥林·哈奇。说客尼克·立特菲尔德（Nick Littlefield）是曾经供职于健康、教育、劳动和退休委员会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D…Mass。）］的总律师。一些说客与议员有直接的关系，包括斯科特·哈奇是参议员奥林·哈奇的儿子，以及前参议员伯奇·贝赫是参议员埃文·贝赫［Evan Bayh（D…Ind。）］的父亲，同时也是《贝赫—多尔法案》的缔造者。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两位前主席（其中一个现在是密西西比州的州长）也加入了制药公司的游说团。你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即使没有巨额的政治献金，政府和游说团之间的这道旋转门保证了该行业在华盛顿广受关注并且耳目众多。
似乎没有人关注明显的利益冲突问题。先看看参议员哈奇。从1991年到2000年，他从制药业收到的游说献金是最多的，并坚定不移地在参议院中为其服务。他的儿子斯科特在一个叫做帕里罗马尼（Parry Romani）的游说公司工作了许多年，该公司的主要客户是制药公司。2002年，他自己开了一家“沃克·马丁&哈奇”（Walker Martin & Hatch）公司，在当年就表现出了非凡的业绩。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多数业务来自想得到奥林·哈奇支持的制药公司。它的客户包括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和葛兰素史克公司。现在来听听哈奇父子是怎么说的。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儿子说：“我并不认为我在（议会或政府的）办公室里受到了什么不同的待遇。我并没有觉得他们认为‘哦，这是参议员哈奇的儿子。’我想他们看到的是三个辛勤工作的绅士并且因此而尊敬我们。”果然如此吗？相反，父亲似乎更现实一点。他告诉《洛杉矶时报》：“斯科特是我的儿子，我自然希望他的客户能对我做的事情感兴趣。”
慷慨的献金
制药业对政治运动十分慷慨。1999年到2000年选举期间，制药公司直接的政治献金达2千万，还有6千5百万的“软”资金。过去，制药公司给两党的资金基本相等，而现在80％的资金捐赠给了共和党。不过，剩下的资金给主要的民主党人也足够了。市民组织共同事业促进会对20世纪90年代制药业献金的最大受益者进行了调查。它发现并不出乎意料，在参议院中，参议员哈奇名列第一，第二名是后来成为参议院主要领导的参议员比尔·福斯特［Bill Frist（R…Tenn。）］。在众议院，名列榜首的是众议院议员比尔·托马斯，下来是众议院议员南希·詹森［Nancy Johnson（R…Conn）］。
但是一些有权势的民主党人也享受了该行业所给的巨大好处，这些人所在的州是大型制药公司的根据地，包括前参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Robert Torricelli （）］和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 （D…Conn。）］。举个例子，1999年托里切利提议了一项法案，以帮助先灵葆雅公司的畅销药和其他一些药物更容易地获得专利延期。根据共同事业促进会的报道，该法案是在托里切利任主席的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收到先灵葆雅公司的5万美元献金的第二天被提起的。参议员哈奇为该法案召开了听证会。他当时正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并乘坐着先灵葆雅公司的湾流 （Gulfstream）喷气式飞机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该公司还雇佣了斯科特·哈奇所在的那家游说公司。后来，很显然该法案让美国议会十分为难，就不了了之了。
制药业还支持了各种先锋社团，这种社团往往自诩为草根组织。其中的一个“追求更好的医疗保险的公民”，从名字来看，似乎应当是一群老年人为了提高他们的医疗保险待遇而成立的组织，但其实根本不是如此。1999年成立之后，该组织在1999年至2000年的选举期间花费了将近6千5百万美元来阻止针对制药公司的各种形式的价格管制。该组织的的执行主管提姆·赖安（Tim Ryan）是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建议委员会的主管。其成员也与制药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联合老年人协会在2002年的选举中为有利于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议题广告”（issue ads）支付了大约1千8百万美元。搜集这些广告的不是别人，就是提姆·赖安。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制药业不满时，制药公司也越来越隐藏在这些先锋社团背后。这些团体与我在第八章描述的病人拥护组织很相像。正因为它们表里不一，所以非常有效。
制药公司强大的影响力（3）
制药业对政府的影响力显然渗透进了布什政府。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是西尔列（G。 D。 Searle）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和主席，这家公司后来与法玛西亚公司（Pharmacia）合并，而法玛西亚公司后来又被辉瑞公司并购。米切尔·丹尼尔斯（Mitchell E。 Daniels）是前白宫预算主管，同时也是礼来公司的高级副董事长。总统布什在上任之前也在礼来公司的董事会里供职。这种关系是如此紧密，使得每年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年会看上去都像是华盛顿官员的秘密会议。例如，2003年的年会，到会的有总统布什、卫生与公共事务部秘书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前FDA委员马克·麦克莱伦（Mark McClellan）以及共和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乔治·艾伦［George Allen （R…Va。）］。
得到的回报
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讨论了一些有利于制药业的议会法律条文，从《贝赫—多尔法案》开始到1980年的《斯蒂文森—魏德勒法案》。这些法案使制药公司可以从国家卫生研究所赞助的研究中获益。《贝赫—多尔法案》的本意是要鼓励基础研究向实践运用的转变，但是，总体而言，该法案是否成功还有待商榷。当然，该法案通过之后，生物医药专利显然迅速增加了。但是，许多批评家认为实际效果可能与预期的恰恰相反。通过鼓励将一项新技术的几乎每个方面都申请专利，虽然尊重了商业秘密，但是实际上可能会降低科学信息的分享程度、阻碍对新科学技术的开发。而且它显然没有执行这一条规定，即经学术机构授权获得的药物在“合理情况下应当公开”。这条规定被制药业、学术医药中心、国家卫生研究所和议会彻底忽略了。
限于篇幅，对于大型制药公司从与之合作的议会那里得到的所有好处，我只着重讲几点。我们在上一章中了解到，有几条最有利可图的法规都是与扩张药物的垄断权有关的。还有一些是关于重大的税收优惠的，这样世界上最赚钱的制药公司只需要将其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用于纳税。有一条规定最近正讨论得热火朝天。1987年，在制药业的压力下，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除制造商之外的任何人从其他国家进口处方药——即使药物是美国制造的也不行。正是这项法案阻止了人们从加拿大获取更便宜的药物。
还有一些议会的行动是针对FDA对该行业的监管能力的。例如，1997年的FDA现代化法案就是对制药业的巨大让步。该法案降低了该机构批准药物上市的标准（例如，有时仅仅用一个而不是两个临床实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