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皇帝弄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后，相当感慨。他派人宣谕有关部门：自己是上帝长子，只因为怜悯中华大地到处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因此恳求上帝父亲愿意下凡为百姓之主，令天下归于正道。于是，道箓院请示了上帝之后，正式册封徽宗皇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在此期间，道家的修行、典礼、仪式、经典与生活方式，成了皇帝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相当自觉地以此要求自己，陶醉而且乐此不疲。于是，在此期间，中国道教的势力远远压倒佛教，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为此，道家弟子们，实在是应该感谢这位教主皇帝。
当时仅林灵素一人，就有弟子两万多人，锦衣玉食地在京城内外招摇。他的势焰极盛，甚至被人们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此人的权势已经可以和宰相并列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褚慧仙卿林灵素林大师的一番做作，导致了徽宗皇帝对于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获罪者们的重新思考。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楼设宴，林灵素侍宴。恰巧太清楼下就有一块元祐党人碑。林灵素走到碑前，纳头便拜。皇帝大为讶异，问他何以如此，大师庄容回答道：“这块碑上的名字大都是天上的星宿，臣大模大样地不稽首致礼，今后回到天上，大家如何相处？”据说这位老道还随即吟诗一首：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元祐是何人？
人们找不到这位林灵素与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人有什么瓜葛、渊源的证据。道士忽然为那些倒霉蛋说话，由不得徽宗不信。这可能是促使宋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明显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前后，还有一位道士，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据说，有一次皇帝巡视一座道观。观中的道士在皇帝面前，向上帝伏地跪拜，过了很久才起来。皇帝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这位道士回答说：“刚才到上帝办公的地方，正好赶上奎宿在向上帝汇报工作，很久才完，臣只能等他完毕才能上达奏章。”皇帝听了，感叹不已；又问那奎宿是什么人？向上帝汇报了些什么事情？道士回答：“臣离得远，听不清，对于他们谈的事情不得而知。不过那位奎宿臣倒是看清了，就是以前的端明殿学士苏轼。”据说，徽宗皇帝听了之后，大为改容。随后，对元祐党一案的态度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在此时此刻，艺术家宋徽宗的想像则已经插上了道教的翅膀，正在现实生活中的此岸世界上空，尽情地翱翔。应该说，道家的思想观念与皇家的思想观念是最为默契的，因为两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对于道家人士来说，此岸也就是今生今世的快乐追求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白日飞升等等。如果今生今世就能够修炼成仙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生来世的问题。与此种聪明作法比较起来，苦巴巴地修炼来世的佛家人士，实在是显得特别愚蠢。
一般说来，皇帝内心深处最焦虑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坐稳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不要让别人抢了去；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坐得时间长一点，最好是长生不老地永远坐下去。这两个根本性的焦虑，是大多数皇帝特别喜欢道家的主要原因。
当然，道家修炼时的美妙也实在不错。他们认为健康长寿是可以通过采阴补阳来实现的。这个过程要求：采阴的对象，最好是十六岁左右的处女；皮肤白嫩细腻，气色白里透红，骨骼玲珑细致，头发油光黑亮，五官和谐标致，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美貌处女；而且，数量越多越好。采阴的场所，最好是有山有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配以潺潺流水和恰到好处袅袅不绝如缕的音乐等等。采阴的时间，最好是万物复苏的阳春时节等等。
徽宗皇帝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相当浪漫，也相当漫长。在这浪漫而漫长的过程中，宋徽宗从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皇帝，一步一步蜕化，最后，终于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
这个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比如：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这使皇帝的感觉相当舒服。
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他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做“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这番理论，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卑鄙”、“无耻”来形容。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奸佞之徒。不幸的是，这套理论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皇帝本人、他的宰相和整个徽宗一朝的基本施政纲领。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皇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
梁师成回答说：“对呀。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陛下您这种情形呐。”这一番对话，将现实的享乐和圣人的境界联系在一起，令皇帝特别欣慰。
花石纲
中国皇家贵族、文人雅士赏玩奇石的历史相当悠久。不过，玩这么大的，徽宗皇帝可能是第一份，宋徽宗酷爱稀奇古怪的石头。按理说，一个皇帝不是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这岂不是臣民的福气？谁知，皇帝的爱好和宰相的逢迎结合后，却生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在北宋帝国的败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花石纲”。
1102年，朝廷在杭州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工匠数千人，专为皇室制造金玉牙角竹藤织绣等物品。所需物料，全部由民间征敛。
1105年，是蔡京当上宰相的第三年。这一年，朝廷又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啤颉颞异石。结果，发展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规模的“花石纲”大劫难。
花石纲的本意指的是运送异石的船。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动用大批船只向京都运送花石，每十艘船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据史书记载，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皇帝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于是，化为一道无声的号令，迅速演变成举国为之骚动。
政和年间，安徽灵壁县进贡一块巨石，高、阔均二丈有余，用大船运送到京师汴梁，拆毁了城门才算进得城中，上千人都抬不动这块大家伙。宋徽宗大喜，亲笔御书曰：“卿云万态奇峰”，并加金带一条悬挂其上。
随后，太湖鼋山又采得一石，长四丈有余，宽二丈，玲珑剔透，孔窍天成。又有一树，相传是唐代白居易手栽，故名白公桧。连石带树，预备一股脑献给皇帝。为此，特造大船两艘，花费八千贯钱才送到京师。八千贯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二百户人家的一年生活费。
华亭有一株唐朝古树，人们决定将它晋献皇帝。由于此树枝干巨大，无法通过桥梁，于是造大船海运，经楚州到开封。一日风大，树枝与风帆纠结在一起，“舟与人皆没”，一船人全部葬身鱼腹。
1123年，在太湖又采得一石，该巨石高六仞，阔需百人合抱。再造巨舰运送京城后，宋徽宗极为喜悦，赏赐搬运船夫每人金碗一只，朱勔的四个奴仆被封官，朱勔本人晋升为“威远军节度使”，那块大石头则被封为侯爵——“盘固侯”。“节度使”曾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兼一省或数省的行政长官，如今则用来表明同样级别的地位、荣誉与待遇。
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花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论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户，只要有一石一木稍堪玩味，便有官吏健卒直入其地，做上皇家记号，这玩意儿就成了御前之物，主人必须妥善保护；少有不慎，就将被以大不敬的罪名治之。等到发运时，一般都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东西请出去。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其实很简单：奥妙就在“御用之物”和“大不敬”的罪名上。这种罪名属于“十大恶”之罪，摊上了它是要死人的。这就堂皇正大地为官吏们敲诈勒索铺平了道路。
后来，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起义农民对于落入自己手中的政府官员，采用了极为残忍的处置手段，比如：活埋、刨心挖腹、砍断四肢、乱箭射死、熬成膏油等等。这种极端不留余地的做法，从反面证明了他们曾经遭受来自政府官员们蹂躏的残暴程度。就连官修正史《宋史》中，也在指方腊为盗为匪的同时，委婉地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隐情。
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在江河湖海惊涛骇浪中，人船皆没者，枉死无算，很难统计。运到京城的石头数以十万计，最贵的一块石头，光是运输的费用就达三十万贯钱，相当于一万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并且，贡品的品种也变得几乎无所不包：“大率太湖、灵壁、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物产应有尽有，地域涵盖全国，牵连人数和贡品数量的巨大，在中国历史上都相当罕见。
花石纲闹得举国骚然，包括激起相当大的民间反抗，徽宗皇帝其实心知肚明，但是他已经不能也不想适可而止了。他深陷在那神仙般的快乐之中不愿也不想自拔，他要不停地向更加快乐的境界前进。于是，宋徽宗与蔡京君臣一道，创下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到此为止相当罕见的记录，那就是修建艮岳。
与政治上轻佻善变相映成趣，徽宗皇帝肯定不会让自己的物质享受刻板乏味，其变化万端同样令人眼花缭乱。事实上，蔡京似乎从当上宰相那天起，就一刻不停地怂恿皇帝大兴土木。君臣二人高度默契，高度协调。从崇宁元年起，修完景灵宫以后修元符殿，铸完九鼎之后再建九成宫——九座宫殿安放这九鼎。九成宫华丽壮观，固然很好，但大宴宾客的地方太窄小了。于是起大工程，开始修建延福宫的七宫三十二阁，叠石为山，凿池为海，建了一座令皇帝相当满意的、“不类尘境”的宫殿群。
据说，蔡京最看不上的，就是历朝历代讲究节俭的帝王，每每谈及此处，他都会嗤之以鼻地斥之为“陋”。以这样的品位辅佐皇帝，档次当然只会更高。或者反过来说，需要这种档次的宰相辅佐的皇帝，品位肯定高得吓人。
终于，曾经令皇帝心满意足，并且专门为此撰写一篇赋，以纪其盛的延福宫，又在皇帝的感觉中显得“陋”了。于是，这一对君臣高度默契，共同精心策划与实现了一个大手笔，向现实的神仙境界迈进了一大步。这就是艮岳。
艮岳，又叫万岁山，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巨大的假山园林。这座假山园林方圆数十里，坐落于开封城东北、景龙江之南。之所以要把这里垫高，是因为道士告诉皇帝：这里的方位正处在八卦的艮位之上，垫高后，皇家子嗣就会人丁兴旺；如若修建成为林木葱茏的假山，则国运必将亨通昌盛。前面的说法业已得到了证实：自从将此地抬高之后，徽宗皇帝便连连喜得贵子；这使徽宗深信，若在此地建成艮岳，国家的兴旺发达必是指日可待。于是，开始了长达六年、耗资无可计数、征用民间劳役数十万的大工程。
艮岳，最高峰一百五十米左右。山分东西两岭，其间亭台楼阁无数，异石无数，珍禽异兽无数，还有万名左右妙龄美女出没其中。艮岳山峰北部为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林之间，水声潺潺，如歌如诉。
当时与后世对于艮岳的记载和评述颇多。一说：艮岳之壮丽，“自生民以来，盖未之有”。就是说，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艮岳乃天字第一份；二说：艮岳之美妙，“真天造地设，神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意思是，这简直就不是人所能干的。
艮岳的修建，开始于1117年，到1122年竣工，前后历时六年，无法统计究竟花了多少钱。
在修建这座皇家园林期间，北方发生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引起朝廷的关注与不安；南方，则在公元1120年，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与此同时，南、北方各地陆续发生了至少十起左右农民暴动，人数少则数千人，多则十数万人。用当时人的话说，离开花团锦绣的京城开封府，十里之外就到处都是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艺术天才
宋徽宗或许是中国帝王中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这位皇帝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