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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官民对立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还是因为官的权力太大，而民这一方，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一边无限扩张，一边节节后退，民方唯一的抵抗，就是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然后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出手遏制，或者通过不那么正常的渠道，通过媒体和网络披露出来，还是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然后出手遏制。可是，严格来讲，官员的上级也是官员，除了最高领导，真正能从大局出发，遏制官权膨胀的，毕竟是少数。加上上级总比下级人数少，“正常渠道”经常不畅通，而媒体披露也有顾虑，网络上的事又经常很难说，一个事情，是不是能变成网络事件，制约条件很多，严格讲，官员也不是不可以操控的。因此，尽管我们说，官员最怕的事，就是被曝光，被捅出去，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有本事把事情控制住，只要控制得住，民的反制就没有作用，反过来，他们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扩权了。
事实上，现在官民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官民结构失衡，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失衡的危险非常大，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对全局的威胁，甚至崩盘。而官民结构失衡，最大的问题是官权的无节制扩张，对应官权的扩张，目前唯一的途径，是增强民方的遏制力。在最高领导层，从全局的战略考虑，是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比较好的解决之道，在于实行普遍的基层选举，让亲民之官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民众，从而使民众握有部分制约官员的权力。在实行选举之前，应急之法，是鼓励精英替民众讲话，显然，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各种手段，使得所有像样的知识精英都归入体制内，又利用体制的力量，使得这些人扫数归顺，唯官是从。尽力压制体制内不同意见，尤其压制打击体制内的理性声音，结果使得体制外一批草根精英崛起，成为民众不那么合适的替代性精英。而各级官员在处理一些公共事件的过程中，往往蛮不讲理，强行压制，往往使得部分草根精英趋于非理性，趋于暴力抵抗，理性的声音在官方的强横中，在民间根本无法生长。要知道，目前的官场正在滋长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大独尊的风气，而且已经蔓延到了所有吃官粮的单位，包括大学。凡是敢说不中听话的人，毫无例外地会受到严厉的打击，所有官方场合，官话、假话、空话和阿谀话盛行，或者说横行，因此民众的意愿，根本无从表达，谁要是傻到替民众讲话，几乎立刻就成了所有官员的公敌。显然，民众是需要有人替他们讲话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只能由那些不怎么理性的草根精英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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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在中国是个古已有之的旧传统，一丁点都不新鲜。
在明清两朝，政府具体的执法人员，被称为衙役。具体地说，就是三班衙役中的快班，所谓捕快之类的人物。捕快在法律上属于三代不能参加科举的贱民，但是，这个贱民，只是在青天大老爷那里才名副其实，而在老百姓那里，捕快则往往被尊为“翁”或者老爷。因为，朝廷的法度，实际上是靠这些人来落到实处的。在某些情况下，普通百姓，是罪犯还是良民，往往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因此，尽管对外名声不佳，政治地位不高，但想当捕快，还得花钱买。当不上正经制役，做不拿工钱的帮役、白役，也一样趋之若鹜。所以，凡是个县衙，里面都一堆一堆的衙役，大大超编。
超编不要紧，因为一个县衙，真正吃官粮的人，其实只有上面派来的主要官员。剩下的书吏和衙役，正经的官方支出，只有一点补贴。至于帮忙的帮役和白役，则一分钱都不用出。凡是衙役，没有靠补贴吃饭的，想靠也靠不上，因为那点银子根本养不活人。不过，衙役无论正、帮、白，都活得很滋润。这个滋润，靠的是官府的办案权。实际上，他们吃的就是青天大老爷手里那颗大印。凭着官府的威风，有事加点，没事生事，都可以吃得饱饱的。这没事生事，主要就是靠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首先要找对鱼。什么叫做鱼，就是那些有余钱剩米，但又没什么权势之辈。就像上海的钓鱼者，他们总不能去钓军车，钓黑牌的外国车，钓政府机关的车（真要是哪个钓到这些车头上，鱼钓不到，还会惹一身的腥）。找好了对象，就好下手了。找个外地的无赖，假装是逃犯，然后跑到被钓的鱼那里，装成逃荒人，要求收留。总之，百计千方，装可怜，只要收留，哪怕不给钱白干也行。只要被钓的对象善心一动，或者贪念一动，以为天上掉下来便宜的劳动力，将来人留下，衙役随后就到了。一个窝藏逃犯的罪名，足以让中产之家破产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活钓”。
相对于活钓的，是死钓。这个更简单，只消找到一具无名尸体，病饿而死的最好。趁着天黑，将尸体运到被钓对象家门口。第二天不等这家人家开门，衙役打上门去，劈头栽一个命案在这家头上。有尸体在，一户农户人家，满身是嘴也说不清。还好，衙役们只是诈钱，并不想要人家的命，所以只消拿出令衙役满意的银子，就可以消灾。掏空了这家，这家还得千恩万谢。
还有一种钓鱼，是针对行旅之人的。行旅之人大抵有几个钱，而且行旅之中，难免贪色。衙役们就利用这点，找好*，扮成良家妇女送上去，假装出走或者迷路。旅客如果贪色，趁机占了*的便宜，那么，麻烦马上就来了，马上就有人打上门来，当场抓住，说是拐带。自然衙役随后不请自来（连110都不用打），连唬带诈，旅客非得把身上的盘缠掏空了才能脱身。这叫“放鸽钓”。
除了衙役，有时候正经的官员也会干钓鱼的事。衙役钓鱼只是图财，官员如果钓鱼，就往往是害命了。比如地方官如果成心想跟哪个人过不去，一时半会儿又抓不到把柄，就会授意一些江洋大盗来攀这个人。一攀上，就非死不可。比如清朝初年，江南秀才金圣叹等人痛恨县令贪渎，趁顺治帝驾崩去孔庙哭庙，大搞学生运动。惹恼了巡抚大人，要杀这些秀才以儆效尤。于是就让落网的海盗攀上这些秀才，说他们是一伙的。于是秀才就成了海盗内应，大才子金圣叹的脑袋就落地了。
所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钓鱼不是什么新发明。还好，上海某区的交通执法部门，还只是跟前辈学了图财之一技，没有深入下去害命。所以，被钓的鱼们，无论大小，都是要念佛的。
监察与分肥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制度，即使在古代，一个特出的地方，是特别强调监督的重要性。因此，自秦汉以来，一直都存在跟行政和军事机构并列的监察机构，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创制的时候，特别将监察制度引入现代政体，特意将监察权独立出来，演变成五权体制。
但是，监察权失效的问题，也一直是中国制度的一个难题。无论什么时候，行政部门的权限都是最大的，管人、管事、管地方，手上难免经过大量的金钱和物质。权限大，难免出事，所以需要监督。负责监督的部门和官员，没有直接的行政权，不能直接发号施令，但是可以查有权者是否违法，也就是说，监察官员在某些场合和时间点上，可以“管官”，可以按规矩管，也可以不按规矩管。因此，对于行政官员来说，最佳也最具理性的选择，是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讨好监察者，等于是让监察者部分地分享自己的权力，于是久而久之，监察就变成了分肥，开始是分一杯羹，后来则四六或者五五分成，再后来，监察者甚至可以把被监察者变成事实上的下属。到了这个地步，原来平行的监察也就没有了，等于是行政吞掉了监察。
汉武帝将天下郡县分成九个部分（州），然后每部分派一个监察官刺史，分部监督。郡太守官大，两千石，州刺史官小，六百石，但是一个刺史可以监督几个郡太守。结果到了东汉，郡太守就逐渐变成了刺史的下属，后来皇帝干脆下令将作为监察区的州变成行政区，刺史变成行政官员，级别提高，形成州管郡的新的行政格局。汉武帝本意防止地方尾大不掉而设置的特别监察制度，最后适得其反，反而增加了地方分立趋势，东汉末年群雄割据，诸侯并起，就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发生的。
明代的巡按制度，也发生过类似的变异，在各省设置巡按，原意是加强对地方的监督，但是巡按很快就变成了省级大员之一，一个七品的小官，居然可以跟二三品的省级官员布政使和按察使平起平坐，分享制度上没有赋予的行政权力。结果，监督的职能自然废掉了，反而增加了省级官员内部的纷争，最后不得不再派一个凌驾所有官员的监察官巡抚或者总督到省里去，时间一长，巡抚和总督也变成了事实上的地方最高长官。
近来审计署出台新纪律“八不准”：不准由被审计单位支付或补贴住宿费、餐费；不准使用被审计单位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办公条件办理与审计工作无关的事项；不准参加被审计单位安排的宴请、旅游、娱乐和联欢等活动，等等。这“八不准”，意味着已经出现过这样的八种现象。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自然意味着审计和监督的失效和部分失效。
如何防止监督变成分肥，严肃内部纪律仅仅是一方面，还需要这个制度以外的监督来加以保障。任何机构之间的监督，在理论上都可以化解为彼此之间的分肥或者分赃，无论机制多么复杂，只要时间足够长，彼此博弈次数比较多，都可以通过彼此间的谈判实现这一点。所以，真正的监督，实际上是有民意参与的监督，来自众多被管理者的监督，这些人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通过谈判达成分肥协议的，而民意的监督，则来自人民代表，来自社会，来自公共媒体。因此，审计部门若想让“八不准”真正落到实处，不能仅靠被审计一方的配合，还需要引入一个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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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1）
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政治的核心内容，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中国自然也引进了选举制度。比较而言，同属西方政治影响的东西，政权下移最合中国人的心思，因此做得最彻底，文官政治次之，人们也能认可。议会政治就比较麻烦，无论如何都搞不好，不是变成议会专制，就是废掉议会。显然，议会政治难以落地，最关键的原因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在中国难以落实。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伦理本位和集体本位的国度，其文化的基因里，就没有选举这回事。对于过去的中国人而言，所谓的选举，就是选官，就是科举考试，根本就没有投票的概念。相对于*政治，传统中国社会倒是有协商这个概念，但协商中每个人的发言权是不一样的，集体本位的社会离不开权威，因此即便是协商，也是依据每个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发言权，地位低的人意见要想被采纳，必然要有地位高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当然，没有概念的事务，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办法引进。但是问题是，西方制度被引进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人们无非是借助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工具，实现富国强兵的夙愿。这里，*没有文化的内涵，更没有价值的意义。在这种前提下，选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往往呈现出很有意思的面相。
凡是选举，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层社会打交道。中国自辛亥革命实现政体变革之后，北洋时期搞过两次国会选举，民元国会和安福国会，某些地方军阀，也推行过联省自治，搞过地方议会的选举。国民党则搞过行宪国大选举，而*也推行过农村的基层选举（不是指现在的村民自治）。这些选举，无论动员力度大小，百姓参与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为了完成上层政治某项任务的工具，老百姓不仅难以借此实现*政治的启蒙，甚至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所谓集体本位，意思就是一个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意见，是通过这个群体的精英来表达的，而伦理本位则表示，所谓的精英只能是群体伦理关系中的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国会选举中，虽然中国人还没有学会买票贿选，但一人一票的选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个选区的投票，差不多都是体现本区域精英的意志，所谓选举，不过是工作人员抱着票匦四乡走一圈，然后按照选民册代填选票而已。候选人不知道用政见讨好选民，主导选举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选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选人，因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懂得选举与自己社区日后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推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而已。民元国会选举，国民党之所以大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地方精英看来，国会是革命之后的新鲜事，而新鲜事就得跟革命沾边的人来办，因此，跟革命有关的国民党就占了便宜。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当选举接着进行下去之后，买票贿选的本事，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么一来，选举在底层社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票需要买了，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的买，只要买通一个地方精英，那么这个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选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为也分成两类，一类借选举为自己牟利，买票的钱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他能压得住茬，一般也不会出现乱子；一类比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会把选举当成为自己群体谋福利的一次机会。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开会议决，本族的选票一定要卖给出钱最多的候选人，而卖票所得，一律作为宗族的公产，用于宗族公益。当然，如果有政权的干预（一般都是掌权的军阀），价钱上可以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