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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2）
军阀政权利用选举组织国会，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底层社会却把选举变成一次相当纯粹的市场交易。事实证明，双方在当时的条件下，都达到了理性选择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国民党行宪国大的选举，跟此前的选举有所不同。由于国民党政权有点全能主义的味道，因此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权要强很多。其党、政、军、警、特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力量的，政权对社会的渗透也远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毕竟经过了现代政治几十年的洗礼，二战胜利，*国家的声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居民，*意识有所觉醒，人们初步意识到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只是这类人实在太少，对选举大局构不成很大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原有的乡村精英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从前选举的买票方式，往往会出现问题。
因此，此次国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更多地表现为国民*家机器在地方高度动员的局面。尽管在选举之初，国民党为了防止代表变成国民党员的清一色，曾经力图通过地方协商，尽量保证某些无党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党和民社党等附和他们的“*党派”成员占有一定的比例，事先就把这个比例通告给这些小党。然而政权机器一开动，地方上担心的却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够，难免动员过度，最后使得小党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落马，国民党中央又不得不出来纠正，结果原来当选的人又不干，演成很多选举纠纷。
这种政权体系动员下的选举已经演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政权工具，参与选举的底层民众，既不可能得到选举自己的代表的好处，也得不到卖票的利益。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
在历史上*进行的最认真的选举实践，是在抗战时期推行的基层选举。在整个抗战期间，*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选举的实行，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很多国统区的*人士以及外国朋友，凡是到过根据地的，都盛赞根据地的*。相形之下，国民党治下的国统区，反而背道而驰，不仅没有选举，而且一度提倡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政策，跟根据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显然，在抗战时期*推行的选举，从选村长到选边区参议员，都是相当认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后操控的痕迹。由于*对于底层社会超强的动员能力，因此根据地每年进行的“大选”（这是当时根据地的通行叫法），底层民众的参与度，绝非此前任何一种选举所能比拟。也可以说，这种选举，基本上实现了底层民众真正有热情的参与。很明显，不能把根据地的选举，简单地视为做给外面人看的政治秀，选举，对于*而言，有着切实的工具性考量。
*根据地的选举，是从拔除国民党基层政权入手的。*的敌后根据地，本是利用日本军队入侵，国民党军队后撤造成的空隙而建立的。虽然军队的撤退，很多国民党县以上的政权随之撤走，但大部分地区，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却还存在。如果用武力驱赶这些基层政权的人员，虽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却未免有些理亏，或者说，不符合*的统一战线政策，于是*想到了选举。 txt小说上传分享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3）
自从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来，留在乡村的地方精英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越来越踊跃地进入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中，另一部分则跟从前一样，待在政权之外。一般来说，乐于进入政权的精英，往往属于劣质化的那部分，随着军阀割据的政局演变，劣质化的精英还有武化的趋向。这部分精英的种种作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乡绅的行为模式，用杜赞奇的话来说，就是以掠夺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这种比喻虽然可以商榷，但劣质化的精英凭借政权之便，行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传统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只要组织选举，原来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这部分政权精英，也因此创造了*跟另一部分传统精英合作的基础。最关键的是，这种打着地方自治、*选举的“改朝换代”，国民党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法明确反对。
尽管基层换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满意的人，但是从这以后，根据地的选举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除了遭遇日军的扫荡，几乎每年一次。应该说，这种基层选举，*组织得非常认真，其针对大部分不识字的选民创造出来的“豆选法”简单有效，广为推行。在选举技术上，虽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后来的举手表决，还是不错的，算得上是无记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选举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谁没有投自己的票。而且在选举实施过程中，*党组织一般都不公开出面，即使组织，也是在幕后进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强求自己属意的人选一定要当选，只要被选上的人他们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来讲，在农村环境里推行选举之初，那些传统的精英，被选入参议会，参加基层政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农民是个需要精英代表的群体，现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说得过去，农民习惯让他们来出头露面。但是奇怪的是，选举推行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老的精英当选出现了麻烦，基层政权开始向清一色*党员方向发展。以至于*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规定“开明士绅”名额的方式，即所谓“三三制”，来保证传统精英的份额。与某些人认为“三三制”是为了保证*地位的看法不同，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形下，传统精英在政权中的地位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实际统治乡村社会上千年的传统精英，即使在从清末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政权推行政权下移的过程中，都没有丧失地位，在*的基层选举过程中，居然被成功地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基于几千年传统和文化的乡村权力结构，用这种方式颠覆，显然比用简单的暴力推翻有效得多。到了抗战胜利，*实行土地改革之时，只有在新解放区，乡村精英才有可能组织一些反抗，而老根据地，精英们则只能束手待毙。在多年的选举中，农民最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权、传统权威，都可以用手里那粒用来当选票的豆子来推翻，他们也就真的给推翻了。显然，这推翻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些精英，而且还有精英背后的传统权力结构，以及文化的结构。但是，推翻之后，并没有人给他们一个新的东西。对于*政治，他们只是学会了投票，或者说习惯了投票，但却没有起码的权利意识、*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选举，没有*的文化，也没有*的价值观。在土改过程中，*为了发动群众，往往采取放任农民随意行动的做法，在这“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氛围中，许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大家一时对是否处死有争议的人，人们会采取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还是豆选，往碗里投豆来选择，一个生碗，一个死碗，哪个碗里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标签来行事。如果死碗里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无疑。
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这种选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古今民告官
民告官，古代叫“上控”，凡是上控的人，多半都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不得不如此，因为只要踏上上控之途，就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算最后皇帝老子做主，官司打赢了，下场也很悲惨，破家是肯定的了，最后很可能会搭上自家的性命。就算这个人命大，平安无事，回到家乡也会被官府视为刁民，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清朝道咸年间云南乡绅杜文秀，就是因为上控，控到最后逼上梁山，最终从一个有功名的乡绅，变成了造反起义的领袖。
没有哪个朝代规定民不许告官，更没有哪个朝代准许官员打击报复举报他的百姓，所有的法律规定，似乎都向着弱势的老百姓，但现实中的百姓，只要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惹到官员，那么下场大都很惨。这宿命背后，有一只看得见的手。
古代民告官的宿命，在今天依旧在某些地方延续。辽宁抚顺一位开发商，只因为曾经告过抚顺市的一位领导人，令这位领导人感到很没面子，居然就授意一个来历不明有过前科的无业人员，设局陷害这位开发商，不仅骗钱索贿，而且要置人于死地。幸好，这位开发商中途识破了骗局，把这位领导人举报到辽宁省纪委。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位抚顺市领导人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之后，这位倒霉的开发商却被一个接一个莫明其妙的官司缠上了身，所有财产连孩子的东西都被查封，无辜入狱，被无罪释放之后，依然有被再次“弄进去”的危险，不得不东躲西藏，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告官的民，无意中触犯了两种潜规则。其一，凡是做贼的人，最痛恨的，就是被人举报，凡是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多半要报复，残酷地报复，因为如果容忍这种举报，他们偷窃的生涯就会遭遇致命威胁。同理，凡贪官被举报者，不仅被举报的人痛恨异常，其他同病相怜者，会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一样会痛恨举报者，因为他威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不法官员的整体。其二，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官员，还有人有意无意当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如果碰巧这个官员是一把手，那么他更觉得天老大，他老二，不仅是民之父母，还是民之霸王，举报者不仅是破坏自己的威信，而且是破坏秩序，破坏伦理。
国家必须下大力气反击这种恶意报复，无论它是来自一个人，还是来自一群人—— 一群有权有势的人。只要把报复行为遏制住，自然会有人乐意出头举报，那么，贪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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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之忧（1）
重大事故问责制度的实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的是为了强化安全管理，把官员的乌纱帽与事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从而起到遏制重大事故发生的作用。
问责制度实行的现状是，但凡发生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直接和间接负责的官员一律按倒，就地免职或者建议辞职。
只是问责的这种威慑，起作用的机理，未必尽如制度设计之意。官员们可以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通过正向的努力来保住乌纱帽。但是也可能在出事之后，隐瞒实情，将死亡人数通过特殊处理降下来，使重大事故变得不那么重大，从而也可以保住乌纱帽。
在现实中，采取第一种措施，命里注定要困难得多。就煤矿而言，众多小煤窑、矿窑，虽然很多都涉嫌滥采滥挖，安全不达标，但开矿容易，关闭则难，整治难度之大，真是难于上青天，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官场关系，涉及地方保护，涉及对外燃料原材料的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国有大矿，加强安全投入、购买设备、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职工培训，都不仅要花大笔的银子，还要有得力的干部主持，花大精力投入。现在，为官一任，少则两三年，多则四五载，往往整治未了人已下台或者调任。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在整治期间，自己的辖区就不出事，有时候由于正在调整，秩序反而更乱，出事的概率甚至可能更高，一旦出了事，功夫精力和资金白搭，跟那些什么事都不做者一样，接受处分。
相对而言，采用不正当的欺瞒，固然会冒一旦露馅遭到惩罚的风险，但是，一来反正都是个“死”，冒险一下，说不定就瞒过去了。二来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瞒住的可能性，防火防盗防记者，只要把媒体控制住，就*不离十。前一阶段网上盛传江苏一个县，化工厂出事之后，全县上下立体动员，最终使所有媒体记者铩羽而归。
压力之下，不能对官员的道德觉悟有太多的期待，非让他们选择的话，我想多半是会倾向于选择不作为，出了事再设法处置，能瞒则瞒，实在瞒不了，则自认倒霉就是。也许更糟的是，真正老实作为的官员，在事故处理中，未必会比那些耍奸弄滑的人下场更好，往往恰恰相反。老实人吃亏，是现阶段官场的严酷现实，很多时候，耍滑者作的恶，最后却是老实人顶雷，这种现状，无疑起了鼓励人们作伪的反向激励作用。
因此，我不知道现在的问责制，能否最大限度地遏制重大事故的发生，是不是会导致事故还是事故，但大家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隐瞒上面，一面人为地“减少”死亡人数，一面暗中安抚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问责的力度越大，做官的风险越高，官员们趋利避害的动机也就越强烈。
在历史上，一种制度的设计，最后达到的效果跟设计初衷完全相反的事是很多的。比如中唐之后，设置监军，原本是为了防止军队叛逃，但监军来了之后，不仅叛逃问题没有解决，将领反而对宦官的指手划脚更加反感，即使不叛变，也导致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再比如，明初废相，朱元璋是为了防止大臣专权，大权旁落，但结果却造成了太监专权，而且专权得非常离谱，比大臣专权还要糟上一万倍。
因此，现在的重大事故问责制，大有完善的